题，市长亲自为其跑贷款。然而产权不清，也为以后天发的归属之争埋下了祸根。
次年，经荆州地区体改办批准，生活资料公司和龙海石油公司以帐面资产100万元和200万元投入组建荆州地区物资开发公司。5月，开发公司出资85万元购买另一国有公司所属土地亩，公司企业股本增至385万股。两年后，“荆州地区物资开发公司”更名为“天发集团”，龚家龙个人实际可支配5896万股。
1995年，天发寻求上市，龚家龙走了两步棋：一是保留政府对天发股份公司631万股的国有股权；二是由荆州市政府出面，召集荆州第一木材公司、荆州化工建材总公司、沙市农场和荆州金属材料总公司四家荆州市属国企开会，将他个人实际支配的5869万股中的3009万股分别划转至上述四家国有公司的企业股代持。如此一来，撑起政府这个保护伞，天发上市如愿以偿，股价上扬至原来的70多倍。而持大量股份的荆州市政府也把天发当作自己的孩子，不遗余力加以扶持——市政府出面为天发跑来成品油批发、零售和原油进出口的牌照。
企业家，要有和政治打交道的艺术。冯仑在《野蛮生长》里有这样一段话：“有人开玩笑说，商人和政府的关系是‘离不开，靠不住’。怎么理解呢？大陆经商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想离你也离不开；你又不能完全靠政策养着来发展，想靠你也靠不住……”换句话说，企业家与政治的距离就像手中的沙子，太松了，沙子会漏出来；攥紧了，沙子也会漏出来。适度最好。
天发顺风顺水，归属问题逐渐凸现。纠缠不清的股权问题为龚加龙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对立埋下伏笔，关系出现裂痕。龚家龙认为，天发是自己一手创下的民营企业，只是戴了国企的红帽子；在政府看来，天发注册是全民所有制，政府在政策上大开绿灯，其身份证应是国企。
双方展开耗时耗力的股票争夺战。龚天龙先把天发股份631万股国有股，由天发工会以4000万元的价格卖出，转为民营资产。而后将天发集团的股权过户到天发集团下属六家企业头上。即使这样，天发仍然是以全民所有制登记注册。理论上，下属的子公司为国有属性。
这场战争中，龚家龙也不是完全没有胜算。2005年，荆州市政府同意天发“实施由管理者以承债方式承担产权关系的整体改制”。天发也先后召开新旧股东会，将集团股份转由龚家龙持股65％，集团工会职工持股35％，但产权过户手续始终没有履行。
人去楼空的天发股份
一年之后，再次换届的荆州市委形成红头文件，同意执行2005年的市政府决议，天发企业营业执照重新登记，法人代表龚家龙，注册资本10亿元。然而一个月后，迫于上级压力，股权又重新划回荆州市国资委。所以，自始至终，天发股权引发的恩怨纠葛扑朔迷离，剪不断，理还乱，让人雾里看花。2006年12月，以“涉嫌经济犯罪”，龚家龙被湖北省公安厅带走。
1988：海岛狂欢（5）
海南的传奇中，冯仑与潘石屹是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两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方式赢得尊重，也给彼此人生增添了另一种色彩。
冯仑自己说，他属于上世纪50年代，“做起事情，总是壮怀激烈，以天下为己任。”1988年，他身先士卒，请缨带两个人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临行前，中央体改所拿不出开办费，只给了他1万台彩电的批文作为开办费。
彩电批文换来30万元，冯仑建起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些日子，他开着海南省委借给研究所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过着几乎是游侠的生活和江湖日子——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他由此练就满嘴江湖语言，“有学者的温厚、诚实和睿智，又有江湖人士的狡猾、尖刻，”段子横飞，荤素兼备，从而获得“冯大哥”的江湖称号。
“*”后，海南体改所解散。失业的冯仑投靠闻名全国的南德集团老总牟其中。牟其中亲自面试，和冯仑谈了两句，就让其上班。一个礼拜后，冯仑拿到印着政务秘书的名片。月工资250块钱。过了一年，冯仑工资涨到850元，成为牟其中第一副手。与此同时，牟其中对冯仑有了戒心，他从四川调来亲信制衡冯仑。
整天看牟其中脸色，加之看不懂南德的未来，冯仑感觉很压抑：“商人必须与时俱进，老牟不与时俱进。他利用体制间的空隙，做成了飞机的买卖，这是那种生意的极致。卖完飞机后，中国的社会体制发生很大了变化，企业家应该将精力从外部投机转到内部管理。但老牟不做调整，而是加大投机力度，他和社会的反差越来越大。大家都在将企业往实处做，唯独他越做越虚，最后将企业办成学校，越来越不像一间公司。另外，老牟应该在国内做，他却要跑到美国折腾。有钱人最怕钱丢，美国经济制度几百年玩的就是防止骗钱。他们为此设计了保密、信托等各种制度，这些制度都是围绕怎样保护私有财产而设计的。老牟想反其道而行之，不可能成功。”他也曾劝说过牟其中，甚至想过“兵谏”，强迫老牟当董事长，推举做成飞机买卖的经理当总裁。不过，最终放弃了，因为牟其中什么事都做得出。冯仑只能选择离开。
离开牟其中，冯仑想自己开公司，可连工商注册都通不过。他找到王功权想再“杀回”海南。此时，全国发展经济的热情空前高涨，央行大幅度放松银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计划的提高至。激情在海南岛被放大，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那是最快的暴富手段：海口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的公寓房售价，瞬间涨至每平米3500元。而由北京南下的人，大多有政府背景，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千万。很多楼盘一拿到批文就登广告，地基还没打，价格已翻了几倍。
再去海南前，手里只有3万人民币的冯仑，找到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给他分析海南房地产的机会。冯仑的目是从对方那里拿到钱，“做生意，从别人那里拿钱，无异于夺人贞操。”但他拿钱的本事就在于“懂人”和“会说”。
极短时间内，冯仑找到打动对方的“命门”，盯着对方眼睛直截了当地说：“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一起做，你干不干？”对方点头同意，冯仑骑着自行车跑回住所起草协议，同时让王功权负责筹钱。王功权临时借来500万，拿着这笔钱从银行贷了1300万。用这1800万，冯仑和王功权买了8栋别墅，赚了300万元。有了钱的冯仑感觉像“大姑娘初婚，很幸福。”
1988：海岛狂欢（6）
冯仑的幸福在海南。刚到海南的潘石屹，他的未来则押在冯仑身上。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潘石屹历尽艰难，来到特区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深圳天气潮湿闷热，加之语言不通，还经常加班，他压抑但无路可退。终于，认为“不能错过历史机会”的潘石屹跟随位老板南下海南，开始飘泊的旅程。而海南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夹杂着走私货的一个相当原始的荒岛。
潘的老板承包一个砖厂，让其负责300名民工的生产生活问题。海南缺电，砖厂照明用电都是发电机发。小偷经常光顾，砖厂发电机一个月内被偷过３次，每被偷一次，潘石屹就被罚一次款。到小偷第四次光顾，“人刚刚躺下，电灯突然灭了，那肯定是发电机被偷了”，潘石屹抄起钢筋条便狂追，追到小偷抬不动，弃机而逃。
管理砖厂，潘石屹用积攒的第一笔钱，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他母亲长年瘫痪在床，电视非常重要。从那以后，连续两年春节，他都会回家，坐在炕上陪家人看春节晚会。海南经济的不景气开始无限期延续，砖厂停产，潘石屹没有回家路费。为了象征性地弥补家人的遗憾，他想在招待所值班室看晚会。但服务员要休息，抹杀了他的心愿。潘石屹说那是他过的最孤独的一个除夕夜，因为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飘泊的岁月，潘石屹遇见易小迪，艰难时期的两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后者也推荐潘石屹进了冯仑的体改所，任“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以至潘石屹回忆往事时，感慨：“虽然跟他们一样读《佛经》，但我总是没有悟性，觉得没有长进，可从此性格变平和了一些。每当困难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总是易小迪，他不一定会给我多少物质上的帮助，但他的讲话会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力量。”
在体改办，潘石屹先后结识了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五人共同目的就是挣钱。合伙成立“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也就是万通的雏形。
处在畸形扩张期的海南房地产，提供给了五人发财的机会。他们腾笼换鸟，弄到一些房子，恰好一个山西老板要买。潘石屹开价4000一平方米。山西老板举棋不定时，又来一个内蒙古买主。潘石屹随即将价格提高4100一平方米，“反正有人要，我打的就是心理战，赌他肯定买涨。”
1988年海南一瞥
山西老板急了，质问潘石屹：“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买卖？”潘石屹回答说：“我重合同，也重信誉，但开价可以正向开，也可以逆向开。”他继续抬高价码，山西老板最后以每平方米4200元的价格买下潘石屹的房子。内蒙古买主以每平方米6100的价格买了另外两套。山西老板也成了潘石屹的朋友，觉得他太有智慧。潘石屹结婚那天，山西老板专门用大布包着山西玉条和景泰蓝，非要亲手送到他手里。
海南房地产看似如火如荼，但两个数字让潘石屹惊出一身冷汗：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7平米，海口市人均住房报建面积却已达50平米。在他看来，数字只能说明海南省的房地产行业快出事了。他决定回内地寻求机会，先回老家走了一圈，觉得西北太穷，没有投资的价值，便来到北京调研市场。
潘石屹在北京注册了公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