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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编《西安半月记》之谜（2）
这一长段日记并非是指蒋介石，而是指中枢中一翻来覆去之大政客，我疑是指汪精卫，因有十几字被用墨笔涂掉了，这一段日记的关键是陈布雷自省“做了和尚必须受戒”可是“自知这一副皮肉禁不起灼热的香来燃烧”，“但亦不知不觉间被动的剃度了做一名啼笑皆非皆不由己的香灯侍者”，而且还大发牢骚“真不知前生作了什么孽”，陈布雷不愿从政，而已经从政，卷入了政治圈子，心中懊悔不已，这就是后来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最根本的原因。
紧接着1935年12月6日日记中陈布雷就记下了想辞职的想法：
……以昨晚谈话太迟，且闻有将任予为中政会副秘书长消息，心甚紊乱，予自审作一秘书，承命为例行工作，必勤必慎则就为之，若责以周旋肆应，综览会务，则个性绝非所近，数年来浮沉人海，唯赖心无希冀，得免他人之忌，今必强之，居繁要之地，几何其不公私两毁乎，念之殊为悒悒……
但是，蒋介石一定要陈布雷这个“皮肉禁不起灼热的香来燃烧的”“香灯侍者”上台，陈布雷真是苦恼极了，第二天，也就是12月7日日记中记下中常会、中政会选出中常会胡汉民为主席、中政会汪精卫为主席，“均以蒋先生副之”，下面就是有关他自己的事了：“中政会设正副秘书长，顾孟余为正秘书长，而以予副之，昨晚专函辞谢，竟不发生效力，今日在大会又不便单独言辞，任务日重，孱躯如故，念念殊为惴惴，会毕后偕佛海回寓，谈商久之，终不得摆脱之法，”下面还记下了程沦波、蒋伯诚、邵力子夫妇与其谈话，陈布雷辞职之心还不死，“夜八时赴军校官邸，谒蒋先生，对中政会事仍拟恳辞，未获允许……”以后，陈布雷心情一直很坏，且看12月13日日记：“……昨晚虽睡定八小时，但连夜多恶梦，心思烦乱不宁，今晨虽强起，精神疲倦已极，闻电话声及户外电铃声，辄觉心跳不已，晌午又觉体中发冷，手颤脑晕，心思极度烦躁，午饭时勉强到餐室对食欲呕，急上楼休息，念近日中枢改组之际，人事必极纷繁，散乱如此，勉强留京，必致疲于应付，而心病势必加剧，与其公私两误，不如暂时请假，遂决意向蒋先生陈明实情，请假一月，四时作函一缄，命学素至军校，托汪秘书（按：汪日章）转呈，六时卅分，学素偕汪秘书来，得蒋先生覆函，准假一个月，汪秘书言，蒋先生接阅余函，叹喟不已云……”12月14日，陈布雷想动身去上海转杭州休养，他在日记中还是叹息：“……偌大首都除力公（按：邵力子）及佛兄（按：周佛海）外，竟无真切知余者，处世之拙如此，自思可慨甚矣，回首都门，惘之无尽，此行情绪与二十年冬离京时又不相同矣……”12月17日在上海日记中记：“返沪休养已三日，每睡必梦，自知此种症候，完全由于忧思太过之故，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予之所患即在此心太不空闲，无事时忧有事，有事时虑其事之恶化或扩大，甚至某事略有朕兆，而予已觉其事必演成不可收拾之景象，大哥昔日评余所患为‘怯病’，年末虽勉自克制而痼已深，终不克完全解除，读书数十年，修养工夫之缺乏如此，可叹可愧。”12月24日，陈布雷日记中又载：“……自念数年来所更历之事，对余之志趣无一吻合，表面上虽强自支持而实际无一事发于自己之志愿，牵于情感，俯仰因人，既不能逃世长往，又不能自申已意，至于体认事理，则不肯含糊，对于责任又过分重视，体弱志强、心羸力绌，积种种矛盾、痛苦之煎迫，自民十六年至今，烦纡抑郁，无日而舒，濒于狂者屡矣，每念人生唯狂易之疾，为最不幸，故常于疾发之际，强自克制，俾心性得以调和赖友朋相谅，遇繁忧错乱之时，许以休息，然内心痛苦则与日俱深，颇思就所经历摹写心理变迁之阶段，详其曲折，叙其因由，名归‘将狂’，作杂感性之纪述，或亦足以供研究心理变态之参考也……”陈布雷在日记中坦承“对余之志趣无一吻合”，“无一事发于自己之志愿”，“牵于情感，俯仰因人”，“种种矛盾、痛苦之煎迫”，使他又复提出辞去中政会副秘书长之职念头，在12月21日即将离沪去杭休养前又书写：“……覆果夫一函，详述离京时之病象及希望摆脱中政会职务之殷切，如许以辞去中政会秘书长职务，愿竭心专任蒋先生之侍从，请彼设法转陈，”于是在“下午三时偕允默挈男女仆各一人，乘沪杭特快赴杭”，车中也不忘看书，“阅更生垒诗文集，七时抵杭站，微雨，雇车返小莲庄，叩门久之，泽永甥出应……即去六桂坊访大哥……”陈布雷心情略好一些，但是“梦中所见仍为京中纷纭之象”“得蒋先生覆电嘱静心调养，早日返京。”陈布雷连日与好友叙谈到六桂坊陈屺怀处，闲谈并“借得制言三册，读更生垒卷施阁诗文集十余卷，又南北史乐府两卷，夜围炉读日本国文田独步小说集”，12月28日日记中记：“……连日静养，脑中杂虑渐消，不复有繁思缭绕，惜假期将满，不能久留耳，”陈布雷还在日记中摘抄他读书后认为可资参考者，“读欧阳竞天先生所辑‘词品甲’，所采多悲壮激越之调，凡四十调百首，皆学校绝好歌词也，德沽太学生二词尤悲婉，录之如下：（一）半堤花雨对芳辰，消遣无奈情绪，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鹃促归，莺收佞舌，燕仿人语，绕拦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乐事，心磨灭，昼忽见书飞传羽，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百字令）；（二）倚危栏，斜日暮蓦蓦甚，甚情绪，稚柳娇黄，未禁风雨，春江万里云涛扁舟飞如飞雾，是何人惹愁来，那人何处，怎知道愁来不会，（祝英台近）”陈布雷在杭休养，蒋介石倒很关心，屡屡电慰，1936年2月11日日记中，陈布雷对这位主公有记：“……接蒋先生覆电嘱安心静养不必急急入京，假期即再展亦可，诵电感激无量，予此次因病请假，京中猜测纷纷，有谓因不满意于政治组织而称病者，有谓因人事关系而拂袖以行者，甚至谓对某种职务未获任命而失望者，大抵皆误认为有‘政治抱负’（即作官兴趣之谓）或政治欲望之一人，而鲜有同情于余之痛苦者，独蒋先生始终谅解。宽其督责。多方安慰。语有：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蒋先生之知人。每能洞其肺腑。斯非常人所可企及也。”蒋介石对陈布雷，陈布雷对蒋介石，这对“君臣”可谓知心之至，因此陈布雷虽然内心矛盾与痛苦，也要从一而终了。
陈布雷又萌引退之念（1）
自1936年12月12日起至1937年5、6月间，西安事变以及为蒋介石编《西安半月记》可以说是陈布雷的主要工作，从陈布雷这一时期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夫妇对陈布雷的信任，也可以看出陈布雷对蒋氏夫妇的忠诚，真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但是在西安事变中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的局面，使陈布雷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以至5、6月间又萌生了引退之念。另外有一点很大的变化是，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要适应全民抗日的潮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似乎已不能再继续了，国共合作、全民一致抗日的气氛已经形成，蒋介石和陈布雷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一点。民心不可违也！这为七七事变后，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一系列有关慷慨激昂的抗战文告，打下了思想基础。从1936年11月11日和12日两天日记中，完全可以看出陈布雷处世的人生哲学，陈布雷与陈诚一向关系较好，他与陈诚互相交换意见中劝说陈诚：“……（十一日）今日陈辞修君离洛回汉，临行走别，余妄有箴规，竟蒙采纳鄙言，殊感其虚衷纳言之雅，辞修勤劳刻苦，律己谨严，遇事负责，确为值得敬佩之人，唯委员长信任既专，各方不免注目，辞修激于当世之媕啊，亦更奋励激发，愿挺身而分尽怨谤，余故婉言规之，谓将来正有非常重任待君来担当，宜稍抑纵横扬溢之热情，保留为来日之用，若锋棱太露，徒招不必要之怨尤，亦非所以善尽此才之道也，辞修初颇不以然，继乃颔其首……”，11月12日，有一个何姓知交，与陈布雷长谈，陈布雷记：“……无所不说，最后谈及人生观与处世哲学及伦理观念……余曰：‘对己淡泊，对事负责，为人热心，持此十二字，终身行之可也。’……”
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陈布雷在12月12日记：“……午后……忽接果夫先生电话云西安有兵变……心急不安……始知张学良等竟以兵力劫持介公及中央各军政长官而发出通电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如此奇变，真出乎意料之外，身为侍从人员，适在后方，未能患难与共，此心何以自安……”，12月13日日记中又记：“……归家午餐，心中悲愤忧急，且以事前不及觉察，坚决劝谏，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