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大名医之首的萧龙友先生，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名医。萧龙友本名方骏，字龙友，又号息园老人。也是光绪二十三年赴京科考，获丁酉科拔贡，后分发山东做过几个县的知县，至宣统初年做到知府。入民国后做过财政部机要秘书、农商部参事、国务院参事等。先生饱学经史之余，旁及医书，仕宦之暇，研读医学药理。清末民初之际，已是医名卓著，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段祺瑞、吴佩孚等人都曾经他诊治。先生不但传统医学腹笥宽博，且刻意浏览现代医学著作，触类旁通，而非一味遵循中医古训。1928年，先生终于弃宦从医，专事悬壶之业，直至1960年去世，享年九十岁高寿。五十年代中，先生的医寓仍在西城兵马司胡同，我曾随家中长辈前往就医，彼时萧宅医寓前车水马龙，仍然留有印象。另外，先生也是一位收藏家，画家蒋兆和先生即是萧龙友先生的女婿，所藏书画器物颇丰，后来悉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来有“儒医”之称，是指那些有家学、有师承而又博览群书的医生，以此区别“斗医”（即药工出身的医生）以及串铃方士和走江湖的郎中，但文人学士略通医道的“票友”却算不得儒医，尤其是这类文人虽懂医道药理，但大多认不得方剂中的饮片（即加工后的草药），如果真的为人诊治，也是会出大乱子的。
我曾听先师刘宗恒先生（毕业于原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先生弟子）讲过一个故事。三十年代有位前清翰林，读了不少医书，也颇通方剂。某次为友人的孩子诊治，用了《麻杏石甘汤》加减，麻黄量用到二钱（一般方剂中麻黄用量不超过三钱），服用两剂后不见功效，于是又将麻黄用了四钱，仍然不见发汗。这位老翰林胆子也忒大，居然将麻黄用到了八钱。恰巧这家人将方子换到一家大药铺去抓，孩子服后大汗淋漓，两个时辰一命呜呼。于是经官动府兴起诉讼，法院询问医家是否看过饮片？那老翰林答称看过了，确是麻黄无误，由此可以判定是医者用药不当的责任。还是后来经过警局审慎侦察，从前两剂剩余药中捡出麻黄饮片，居然是将炕席剪成二分长的小段，冒充麻黄所致，最后去买药的那家药铺倒是货真价实，造成小儿夭亡。最后法院将出售假药的药铺主人绳之以法，老翰林虽有过失，但免于起诉。自此之后，那位热衷医道的老翰林再也不敢谈医了，可见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和药物学基础是不能为人开方治病的。
先伯祖梅岑公与先祖于三四十年代同住在东总部胡同作寓公。两宅相隔不远，他们昆仲感情笃厚，但爱好却迥然不同。先祖父喜爱琴棋书画，顾曲鉴藏，而我这位四伯祖却爱好理工农医，深居简出，在家中鼓捣些“勾股定理”和“九章算术”之类，又颇通医药。自己拟就一剂“桑麻杞菊膏”，以桑椹、黑芝麻、枸杞、*为主，配伍有二十多味药，很以为得意，让同仁堂制成膏剂，分赠亲友，称可调理气血，养阴补益，至于是否有效就不得而知了。我这位四伯祖逝于三十年代末，仅活到五十开外。后来“桑麻杞菊膏”的方子又流传到我家，倒是我的老祖母奉为至宝，六十年代初又将方子制成蜜丸，让同仁堂配了两百余丸，后来终无人服用，全都生了虫子。
如萧龙友、丁福保那样文人“下海”的医家，毕竟是不多的。
博物君子今何在——文人与收藏（1）
不久前，一位旅居英国的老朋友送来他新完成的一篇稿子，题目是“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与中国古陶瓷收藏”。我对陶瓷完全是外行，但在拜读这篇文章之后，却真是感到中国收藏界对珀西瓦尔？大维德（Sir Percival D*id，1892—1964年）的了解太少了。大维德是西方研究中国古陶瓷最负盛名的学者和权威，他的收藏已经成为西方乃至中国陶瓷收藏者引以为参照的重要依据。其实，早在三十年代中期，他已经出版了《大维德藏瓷谱》，当时仅印刷了三百余部，并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介绍，请院古物馆馆员滑仙舟先生题写了书名。大维德曾经翻译过中国的《格古要论》，但我以为这绝不仅仅是翻译作品，而是一位收藏家毕生实践的心血凝结。
1961年，大维德已届垂暮之年，他听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赴美国举办艺术展览，立即从伦敦飞赴美国，并向主办方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恳请他们让他触摸那些令他魂牵梦萦的瓷器。用我朋友的话说，这是他向中国古代工匠们作最后的告别。
也许，这就是一位收藏家对属于全人类艺术品最真挚的情感——尽管这些藏品并不属于他个人。
从小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常常为赵明诚与李清照收藏金石古籍的故事所感动。他们经常在归来堂品茗对坐，两人相互以所藏古物命题稽考对方，“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每在相国寺收集到藏品，则“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这种夫妻之间的雅趣，读来令人神往艳羡。有时遇到一件古器而又囊中羞涩，甚至“*市易”。某次有人拿来一幅徐熙的《牡丹图》，索价二十万钱，第二天即要付款。两人相对无眠，对着古画展玩品评了一夜，终因凑不齐二十万而在次日将画还给人家，于是“夫妻相向惋怅者数日”。正是经过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才在经过二十年之后，完成了《金石录》。遗憾的是，当李清照为《金石录》作序时，她与赵明诚数十年珍藏的文物已经荡然无存，于是才有了“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的慨叹。每读至此，我总会潸然泪下，这种感动，或许并不仅是对他们藏品流散的惋惜，也是出自对这种无奈的达观所感到的切肤之恸。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他是怎样以鉴藏钟鼎卣彝、书画碑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度过闲暇的时光：“拓字松窗之下，展图兰室之中”，于是感喟“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清代李渔在《闲情偶记》所说的“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大抵也是这个道理。
收藏之道，历史久远，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重视对前代器物的收藏。但《左传》所称的“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指的是历史遗留的礼乐典章制度，与我们今天所称的“文物”含义是不同的。隋唐时期对文物的理解更为广泛，骆宾王“文物俄迁谢，英灵有盛衰”、杜牧的“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不仅指的是文献和文物，同时也包括了历史遗迹。
其实，对于文物和文献的保护与收集，自汉代以来就已形成传统，历代皇宫中都收藏有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文物艺术品。西汉武帝设置秘阁，收藏图书；东汉明帝好尚丹青，别开画室。汉唐以来历代王朝都收藏和聚敛了大量的文物，甚至后蜀孟氏、南唐李氏小朝廷的收藏也十分丰富。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王朝更替，都会有大量文物毁于兵燹水火，幸存部分或为新政权接收，或散失于民间。唐代的《贞观公私画史》和《历代名画记》就记载了唐大中（847年）以前皇宫收藏文物几次聚散的情况。宋徽宗时宫中收藏的书画和古器物达六千余件，分别藏于宣和殿和崇政殿，并编撰了《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记录宫中所藏书画。当时士大夫也重收藏，尤其是金石之学极盛，欧阳修、赵明诚等都是金石收藏家。元明时期收藏领域不断拓宽，除了传统的青铜、陶瓷、法帖、书画之外，古玉器、漆器和竹木牙角杂项都有许多研究专著问世。清代到了乾隆之时，内府收藏之富，远远超过了前代，而民间收藏之风遍及朝野，尤其是藏书和版本之学，为后世的古籍研究、整理与校勘起到重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洪亮吉所说：“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为收藏家。”
博物君子今何在——文人与收藏（2）
“博物君子”一词，很早就见于《左传》、《尚书》，本指博闻多识的人。自明代李竹晔因精于鉴赏而又人品方正被誉为“博物君子”后，人们也常常将博物君子泛指那些学贯古今、通晓文物文献的收藏家。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收藏大家，远的不说，自宋代以来就有米芾、范钦、项元汴、孙承泽、梁清标、安岐、卞永誉、黄丕烈、陈介祺等人，近现代有罗振玉、傅增湘、周叔、张伯驹诸君。这些人不仅是收藏家，更是鉴赏家和研究者，他们一生虽然收藏甚富，但从未以财产视之。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所藏文物有精湛的研究，或有诸多著作传世，这样的人才算得是真正的收藏家。
说起收藏家，也涉及中国社会历来存在着的一个特殊群体——文人。文人的概念绝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于西方的贵族和上流社会。他们不受仕与不仕的约束，也非一种生存状态的标志，或者说并不是某一种术业专攻的学者。这个群体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有综合文化与艺术的修养和造诣，有超然物外的独立精神，也兼有绝尘脱俗的人格魅力和不可逾越的道德操守。文人可以任何身份和职业立世，但无论顺达或坎坷，富贵或清贫，毕竟是精神的贵族。
宋徽宗和清高宗都是帝王中的大收藏家，君临天下，自然可以搜尽天下奇珍，藏之于内府，但他们在此过程中所得到的快乐并不一定超过一般的文人收藏家。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是喜爱集邮的，她几乎收集齐全了1840年以来的世界各国发行的邮票，有专人为她分类整理，但我想她在此中得到的快乐也许远远比不上一个普通的集邮爱好者。
收藏是要倾注钟爱之心的。藏家每以毕生的心血搜求自己所钟爱的文物，久而久之成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