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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中国派出的驻英军事代表团到达英国。为了少派代表团人员，以节省开支，遂将我们前来英国考察的三名挂名武官投入军事代表团，这样一来，我们便可随代表团到战区参观了。
历次参观中，使我最难忘的是参观诺曼底登陆的急造海港码头的模型。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一面建立滩头阵地，一面修建急造海港。这座海港，具有12公里长的防波堤和三架能同时停泊13艘万吨巨轮的栈桥，13天时间，便建设成功，这真是惊人的奇迹。
我在伦敦时，英国还不许可盟军军官去现地参观，于是做了一座模型，邀请盟国军官参观。我一看，惊得目瞪口呆，心想就是这座模型，也不是13天就能造成。经讲解，才知这座防波堤，是用长70米、宽15米、高20米、重7000吨的浮游水泥箱像挂火车箱一样连接起来，抛锚固定的。这浮游防波堤挡住了风浪，于是就可利用预制构件，架设栈桥。所有一切预制构件的结合，都是机械作业，所以才能这样迅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到英国考察（2）
我是工兵出身，深知就是制式材料架桥，架设前材料整顿也很费时间，像诺曼底急造海港这样大规模的器材制造和准备，花费的时间一定不少。讲解员才告诉我：1943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决定诺曼底登陆计划后，就开始准备。英国所有港口、船坞及四千多个企业都动员起来，投入秘密准备工作。因此，诺曼底海港、码头，说起来是13天架设成功的，实际是几十万人经过约一年的时间建成的。
参观后有人告诉我：这样的设备是两套，英、美各一套，英国的一套，因风浪险恶，架设未成功，幸美国的一套架成，不然盟军后续部队、车辆、械弹、器材跟不上，登陆也可能失败。
在此盟军节节胜利期间，也传闻了一些国内战争失利的消息：首先是日寇进攻常德，蒋介石事先毫无预见，临时只知令余成万师坚守常德城，余苦撑20日，终力不能支，全师被歼，余突围逃脱，后来，蒋介石将余交军法审判，余成万被判刑坐牢。
其次是日寇打通粤汉路，进攻衡阳，蒋介石令方先觉军守城，日军围攻逾月，方先觉投降。（原来暂五师的柏松林参谋，1944年在方先觉部任情报科长，我回国后，柏告诉我，投降是方先觉叫副官处长出去联络的，投降时部队撤下来还有一万多人，机枪迫击炮等尚多，方先觉一见就哭起来了。对柏说：“早晓得还有这么多枪和人，我就不投降了。”）投降还在教堂举行了投降仪式，方先觉双手捧“军人魂”短剑递给受降日寇。这对蒋介石标榜“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魂”是一个辛辣的讽刺。更使人气愤的是：以后，方先觉被日寇收买，放回四川，带来诱降条件，蒋介石为了掩盖他与日寇勾搭，却宣称方先觉是逃出来的，并叫他任*的青年军师长。再一次是敌人打到贵州的独山，盟国友军问起这些消息，我们感觉很不光彩。
诺曼底登陆以后，德国失败，已成定局。英国人不喜欢丘吉尔*，准备一旦战争胜利后，就要赶他下台。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为了争取选票，拟定一个保险计划：凡英国工人，每星期交一个先令的保险费，对其生老病死，国家一律实行保险。英工党自称社会主义，我当时分别不出真伪，总觉得，这种社会主义到底还是为大众着想，比国民党进步得多。
英工党认为，希特勒定倒无疑。战后，将形成美、苏两大巨头主宰世界，英国要再想回复到1936年以前的状况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为了维持其大国地位，就暗中与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桂永清商谈，说工党选举获胜，愿将香港交还中国。作为交换条件，望战后中国不附美，也不靠苏，而与英国联合，于战后在美苏之间形成第三势力。桂知陈诚此时已担任军政部长，想凭借我与陈的关系，办事方便一点，乃要我同他一道回国向蒋介石请示，我闻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十分高兴，毅然放弃到战区旅行的计划，1945年2月，随桂永清返回祖国。
桂永清以前曾在德国留过学，后又在德国当武官，与瑞士国际间谍机关早有联系。他对我说：“国际间谍机关坏得很，不管哪一国，有钱就能买到情报。美、英、德、法都在那里买，谁的钱越多，谁的情报就越可靠，越有价值。”回国路上，我发现他与途经的中国驻各国使馆均有联系。到加尔各答，与总领事谈话多涉及军统内部，回国后，不住旅馆，而直接到戴笠（住重庆上清寺）公馆下榻，这时我才知道，桂是军统特务。以后，桂永清将英工党意见告诉了蒋介石（我未参加），蒋考虑几天后答复他要一心一意依靠美国，拒绝了英工党的建议，我满以为此次之行定能收复失地，结果却是南柯一梦。
在军政部工作
在国民党军事高级指挥人员中，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便是军政部部长权力最大。军政部下设有：军务司（管部队编制、装备）、交通司（管通信、交通）、马政司（管军马）、军法司（管军法案件）、兵工署（管兵工生产）、军需署（管军费出纳、被服装备、粮秣补给）、军医署（管军队卫生）、兵役署（管征兵）。
以前，军政部部长由总参谋长何应钦兼任，蒋介石嫌何应钦过于持重，想换新人，去进行一番改革，陈诚及一些人乘机攻击何应钦老大，不振作，军政部暮气沉沉，蒋介石选中了陈诚，陈诚便以敢做敢为的姿态登上了军政部部长的宝座。
1945年2月，我回国后，陈诚要我担任军政部军务署的副署长（军务司扩大为署，署长方天）。我3月就任以后，就一直在国民党的高级司令部工作。
陈诚当上军政部部长以后，有人说军政部变成了土木系。“土”即“十一”，“木”即“十八”，意为军政部被陆大十一期和十八军的旧人所垄断。我不是“土”而有“木”（十八军的干部），并与陆大十一期的同学很合得来。方天为了冲淡“土木系”“土”的色彩，就荐举我当军务署副署长。陈诚那里当然也很顺利通过了。
军务署管军队的编制、装备，就操纵了全国各军师大小、强弱的命脉，因为当时有甲、乙、丙三种不同的编制，以后又有美械的军。如果一个军定为美械军，就编制大、器械精、经费多、装具足；反之，定为丙种编制的，当然就差劲了。所以当时各军师竞相与军务署讲朋友、拉关系、求好处。
这时欧洲大势已定，美国目光转向东方。虽然美在太平洋上“跃岛进攻”节节胜利，但是深恐日本陆军以阿图岛的“玉碎”精神，在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顽抗到底，则美军将付出较大的牺牲，故一面催促苏联出兵东北，一面出枪出钱，由中国出人，在中国实行“冰人”计划。按此计划、先越“驼峰”（喜马拉雅山）空运二十个师的美械到中国，装备二十个师的阿尔发部队，然后由这些阿尔发部队为骨干，在广东打通一个海口，由美国海运供给大量装备，装备成更多的美械师，以驱逐中国大陆的日寇，由于空运和战略目标的关系，阿尔发部队多在云南、广西、湖南，以后并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任总司令，指挥这些军队。阿尔发部队虽然主要是由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按战略关系位置决定，但具体业务由军务署承办，装备的先后，运送的缓急，可以上下其手，所以也居很重要地位。
后因飞机运输量小，便决定打通滇缅路，史蒂威率孙立人、廖耀湘两师从印度，经密*打过来，国民党远征军则从腾冲、经龙陵打过去，两军在八莫会师。然后，从滇缅路以十轮大卡车，日夜不停运送美械，史蒂威主张以部分美械分配给十八集团军，因而与蒋介石意见矛盾。以后魏德迈接替史蒂威职务，与蒋一个鼻孔出气，尽量抑制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国共两党裂痕日深。这时，军令部特别设立了一个第十三科，直属部次长，专门主管共产党的情报和对付共产党的军事计划等工作。肖毅肃和张继寅，相继任过第十三科科长。共产党驻渝办事处当然就有所闻，想进一步了解究竟，以防患未然。这时，我非常反对内战，同情共产党，但我只了解国民党军队编制、素质等情况，供给的情报，不能满足共产党研究如何防止内战的需要。
由于蒋介石一心依赖美国，等待胜利。所以，军令部每周要举行一次大战研究会，注视世界大战动向。
1945年夏，希特勒被消灭，日寇已成釜底游鱼，*就甚嚣尘上，更加积极起来了，大战研究会也因此变更重点，经常研究如何*。我为了获得情报，以协调军政、军令两部业务为理由，请求同陈诚的侍从参谋汪奉曾一同参加旁听。有一次研究会研究如何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壮大的问题，认为：苏军进入东北，可扶植共产党军队壮大，因此须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关内*如得日军装备亦可壮大，因此须防止日寇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手中。为了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军令部主张装备傅作义一个军以胡宗南两个军，便于日寇投降时抢先进入天津、北平、张家口一线，阻止八路军以新四军东进。这是以后傅作义袭击张家口，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企图进入北平惹起邯郸战役的张本。根据这个方案，蒋介石令军令、军政两部会同积极准备，以后，全面内战的战略，许多都是这一罪恶阴谋的发展和演进。
参加受降（1）
8月15日傍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重庆顿时鼎沸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精神堡垒（现解放碑），爆竹震耳欲聋，“胜利了！胜利了！”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到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