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从设官讲起，将国家分成六个模块，为“邦治”、“邦教”、“邦礼”、“邦政”、“邦刑”、“邦事”。每个模块设一官员掌管，大宰掌管邦治，大司徒掌管邦教，大宗伯掌管邦礼，大司马掌管邦政，大司寇掌管邦刑，大司空掌管邦事。当然，《周礼》讲的不仅是设官分职，它的内容是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是一套完整的国家制度，是一部完整治国的纲领。几千年了，它依然经典，只是一部不好读的经典。它的内容，对它的同代人来说是过于熟悉的、现实的写照。对现代人来说，它又过于遥远，没有多大的阅读乐趣。
书写成了，周公命人抄录了一份。时年，他的大儿子姬伯禽从鲁国来镐京向他汇报情况，当然，同时也是探望父亲的。因为，周公虽然受封于鲁，但一直是没有时间到自己的封国去看看。鲁国是交由儿子姬伯禽管理。
姬伯禽从鲁国带了些特产过来，是一篮大枣。周公十分喜欢，因为，大枣又爽又甜。
“这是大家吃的食物吗？”
他这样问儿子。
“是的。在鲁国，这样的大枣到处都是，我们经常吃。很喜欢。”
“我也喜欢。真是一种好吃的食物。”
“大枣丰收的时候，有时多得，都吃不完。”
“那怎么办？”
周公象个孩子似地问道。
“我们就晒成红枣干。这样能够保存得很久。”
“哦。那是呀。那是呀。我怎么没想到？呵呵。就是嘛，当食物多了，我们可以把它晒干，这样好收藏。看来，鲁国人民的日子，过得很好的。”
周公高兴地说。
“对。我们吃穿不愁。大家努力干。大家的生活都是过得好好的。”
“很好。很好。你给老父亲带来了很好的消息。”
周公赞扬道。
姬伯禽在镐京逗留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到了要回鲁国时候，周公把儿子拉在身边，小心地告诫他：
“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又是现在成王的叔叔，与天下人相比，你可以看出来，我的身份，是十分高贵的。但是，你能够想象吗？每次洗澡的时候，我至少有三次，都会握住自己的头发，去听听门外的声音，我怕有人来找。而吃一顿饭，至少也会有三次，把饭团从嘴里吐出来，就是听错了，以为有人来找。虽然我们的身份是高贵的，但人是平等的。起以待士，恐失天下之贤人。你回到国内，也要这样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做出傲慢国人，瞧不起自己国民的事情来。”
“爸爸，我会牢记您的教诲的。”
“这一车书简，是我送给你的治国礼物。这是爸爸的心血。回去要保管好，留与后代子孙吧。这书写的是我们的这个时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
“谨尊父亲教诲。”
姬伯禽诚惶诚恐地说。
那一车简策，周公小心地用红绸布包裹起来，以便于保管。
周公送儿子一程，一路上少不了对他一再叮嘱。姬伯禽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回到鲁国，他不仅认真学习《周礼》，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切切实实地加以落实，在鲁国推行仁政。同时，履行对父亲的承诺，把《周礼》一书小心收藏，好留与后人。
周成王和他的儿子周康王两代，史称“成康盛世”。但到周昭王时，人们的私心不断膨胀，原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涣散，史称“王道微缺”。到周宣王时期，一方面是大量的“公田”不断私有化，另一方面，权贵地主又在不断地开垦私田，最终导致原始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崩溃。所以，到最后，本来每到春季，按传统周王应在公田上主持开耕仪式的，周宣王觉得这事情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坚持下去的必要了。
公元前782年，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即位。因为年少贪玩，为哄褒姒开心，不惜“烽火戏诸侯”，致使政府信誉沦丧。公元前771年，犬戎兵至，周幽王孤立无援，被犬戎所杀，镐京被毁，那藏在王家藏书殿里的《周礼》和其他珍贵文献，与西周一道化为了灰烬。公元前770年，11岁的太子即位为周平王。因为镐京被毁，在秦国帮助下，周平王东迁洛邑，是为东周。
第十二章 孔子初论仁
“井田制”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战争失败，京城被毁，也同时摧毁了周王室的统治能力；其次，人们私心膨胀，使“井田制”的吸引力不断受到削弱；第三，牛耕普及，铁制农具开始应用，这为人们大量开发私田和耕作私田打下生产力的基础。
“井田制”灭亡宣告了西周原始社会主义社会解体，中原进入大分裂时代。社会两极分化，为谋生活，穷人不得不卖身奴。于是，各诸侯国内蓄奴现象死灰复燃。各国间，相互征伐不断。小诸侯不断被吞并，大诸侯不断被异姓贵族取代。最后，形成秦、魏、韩、燕、，赵、齐、楚七大国，公元前256年，东周被秦国所灭。
这个历时515年的漫长岁月，改变了中原历史的发展进程。西周的原始社会主义社会，在现实中只留下一个“仁政”的传说，一声“礼崩乐坏”的悲叹，和几个政治的理念片断，活着的后代中，已经没有人知道西周原始社会主义的真实情形到底是怎样的。
然而，这个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活力、各类新思想、新学说层出不穷的伟大时代。所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是各话各说、各说各法，各有各的道理。百家中，尤其是以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等九家最有名，后来刘歆称之为“九流十家”。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是统治宇宙的法则。道家创始人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其含义，与柏拉图的“理念”大致相同，是真理、规律等的意思。人应服从自然，尊重规律，这是道家思考的出发点。所以在政治上，道家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就是顺从自然规律的意思。
法家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利益，这当中没有道德可言。治国就是一个利用民众的弱点的游戏，用利益、荣誉来诱导百姓，然后再用法律规限百姓。商鞅说：“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用利益去诱导人“好”的一面，用法律去惩罚人“恶”的一面。所以，法家的主张就是要重视法律的作用，尤其强调刑法的作用，“以刑去刑”，提倡用重刑来治理国家，而且是要轻罪重罚。
阴阳家试图科学地解释宇宙万物，他们根据事物的特点，把事物划分为积极的一类和消极的一类。具有消极、退守、柔弱特性的事物归类为阴，具有积极、进取、刚强特性的事物归类为阳。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比如，以一栋楼房来说，在上的楼层属阳，在下的楼层属阴。但在受到日照的情况下，即使是在下的楼层，因为受日照的关系，也是属阳。而在背影中的楼层，即使在上方，因为在阴影中，也是属阴。所以，事物的阴阳关系，在不同场合下是会相互转化的。正如《易传》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仁”。这是一个社会哲学概念，在九流中，是最突出的。虽然道家的“道”也是一个哲学概念，但那是更接近于自然，而不是社会。阴阳的概念，其实是一个原始的科学概念。而墨家的理论，也是技术成分多些。
但是，尽管儒家的“仁”的概念是一个社会哲学的概念，却甚至比道家的“道”的概念更抽象，更难以理解。比如，在《老子》第1章、第25章等章节中，老子都对“道”作出了明确定义。不同于孔子，据《论语》记载，虽然他的学生多次问他“仁”是什么意思，但孔子始终没有正面回答何谓“仁”，没有对“仁”这个核心概念给出明确定义。
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仁者，先勇挑重担，后收获成果，可谓仁矣。”
仲弓问仁。孔子回答说：“仁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司马牛问仁。孔子回答说：“仁者，说话谨慎负责，不吹牛皮。”
樊迟再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
学生们屡次问仁，孔子的回话都是“仁者”。也就是说，他的回答，都没有定义“仁”。他只是引导学生通过具有“仁”的品质的君子的应有行为来理解“仁”，也就是用“仁者”来注释“仁”。为什么孔子不能对“仁”这个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呢？这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作为一个比较，不妨看看远在他之前的姜太公，他也提出过“仁”的观念。但是姜太公提出的“仁”，那是有明确定义的。姜太公说：“能与人共之者，仁也”。定义很清晰，指社会生产资料、或财产的公有制度。姜太公的“仁”，就是原始社会主义的意思。
孔子并没有沿用姜太公的、也就是西周时对“仁”这个概念的定义。说明孔子对“仁”的定义，与姜太公的定义是不同的，是有区别的。分析起来，是因为孔子不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他是从对人，对个体的、人性的存在、也就是“人性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仁”这个概念的，由于这是一种崭新的、独创新性的内涵，在现有语境下，还没有足够的语言工具可以对此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能借用传统概念。
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给出“仁”的定义，然而，透过“泛爱众，而亲仁”、“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等观点，使人们得以看到那蔚蓝的天空那般透明、那样深远的博爱情怀，使人们得以明白，孔子的“仁”，不仅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的概念。因为，*的观念需要建立在对人的爱的意识的觉醒上。没有对天下人的大爱，就不会有对*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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