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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7）
然而周作人并未就此沉默。他将所发生的一切归咎于国民性——所说“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答案就在于此，这与“人终逃不了他的命运”其实是一回事：“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仿佛中国人不以杀人这件事当作除害的一种消极的手段，（倘若这是有效，）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别国人我也不能保证他们必不如此，但我相信这在中国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遗传病，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很重，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决不是别的帝国主义等的关系，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527“这实在足以表出中国民族的十足野蛮堕落的恶根性来了！我常说中国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杀，最凶残而又卑怯的。——这个，我不愿外国流氓来冷嘲明骂，我自己却愿承认；我不愿帝国主义者说###因此应该给他们去分吃，但我承认中国民族是亡有余辜。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要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528清党期间“智识阶级”的堕落，尤其使周作人愤怒，先后作《猫脚爪》、《人力车与斩决》、《吴公何如》、《偶感之四》、《功臣》等文，对主谋其事的吴稚晖、参与发议的蔡元培以及置若罔闻的胡适予以谴责。
周作人的国民性批判的对象，“上自皇帝将军，下至学者流氓”，实际上一总就是他素所质疑的“群众”。如今他不认为其间有任何区别。他的相关思想，也就由“群众观”发展为“阶级观”——讲得更确切一点，是以“思想观”取代了“阶级观”。这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正是他宣布“我不再来反对那些假道学伪君子了，我要做我自己的工作”之后——所作《让我吃主义》529。该文称：“中国本来没有一定的阶级，绅士与平民也只是一时的地位，不是永久的门第的区分，但在地位不同的时候却的确是两个阶级，有两个人生观，虽然随时可以转换：在被吃的地位时，安分地让你吃；在可以吃人的时候，便又乐观地让我去吃了。”先前《不讨好的思想革命》所说“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其实也是此意。对于构成群众运动之主旨的阶级论的否定，更早还可追溯到“自己的园地”中的《贵族的与平民的》，不过今昔立意已有不同，现在他一概归结为“重来”。周作人此番思考，完成于一九二七年六月所写《文学谈》530一文——虽然仍从文学着眼，所论却已不限于此：“现今弥漫于上下的，的确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以私产制度为根基的道德与风俗，例如偏重女性贞操，纳妾蓄婢，宿娼等之公认及讴歌，都是明证，同时也有极少数人起来反对，在文艺上可以看出这种‘反有产阶级思想’之痕迹，——我不称他为无产阶级思想，因为我觉得这不是阶级的问题，虽然这多少与实际的社会运动先后发生，但这些人未必以阶级意识为主动，实在只是其思想态度与因袭的资产阶级思想相反，故出于反抗的举动。在中国，有产与无产这两阶级俨然存在，但是，说也奇怪，这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而抱着资产阶级思想！？是的，我相信这是实情。贫贱者的理想便是富贵，他的人生观与土豪劣绅是一致的，其间的关系只是目前的地位，有如微时的汉高祖楚霸王之于秦始皇。中国资产阶级弄许多婢妾，表面上加上一点圣贤之话做修饰，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无产阶级的妇女观大要相去不远，或者不过说得还要老实显露一点而已。现在如以阶级本位来谈文学，那么无产阶级文学实在与有产不会有什么不同，只是语句口气略有差异，大约如白话的一篇《书经》，仍旧是鬼话连篇。正如一个亭长出身的刘邦补了秦王的缺不能就算社会革命，把那些古老思想从民众口里（或凭了民众之神圣的名）重说出来，也不见得就可以算是文学革命了。”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8）
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并视为自己思想的对立面加以拒绝，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立场才真正得以确定；以后他自外于左翼右翼，认为二者实无区别，思想根源就在这里。这时他写《北沟沿通信》531，提到重读吕滂《群众心理》一书，觉得“可以发人深省”——这话似乎也针对不久前的自己而言：“群众还是现在最时新的偶像，什么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应民众之要求，等于古时之奉天承运，就是真心做社会改造的人也无不有一种单纯的对于群众的信仰，仿佛以民众为理性与正义的权化，而所做的事业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军。这是多么的谬误呀！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与顺民的平均罢了，然而因此凡以群众为根据的一切主义与运动我也就不能不否认，——这不必是反对，只是不能承认他是可能。”不过周作人的思想仍然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北沟沿通信》系讨论妇女问题之作，他始终坚信凯本德所说“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因而主张社会有一根本变革；这不能不诉诸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又绝不可能实现此点。如其所说：“妇女问题的解决似乎现在还不能不归在大的别问题里，而且这又不能脱了群众运动的范围，所以我实在有点芒然了，妇女之经济的解放是切要的，但是办法呢？方子是开了，药是怎么配呢？”
五
一九二七年八月，张作霖解散北京大学，改办京师大学堂，周作人“当然去职”532，一年多后北平大学成立，才重在那里任教。十月，北京北新书局被查封，《语丝》停刊，周作人与刘半农离家避难，——后者有记载云：“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间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看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533《语丝》改在上海继续出版，由鲁迅主编，周作人仍为主要撰稿人之一。
此前此后两年多里，周作人共有十一种著译面世：一九二六年八月，北新书局重新出版所译显克微支著《炭画》。一九二六年九月，北新书局出版《狂言十番》。一九二七年二月，北新书局出版《自己的园地》修订本，删去全部“杂文”，补入“茶话”一辑，主要是一九二五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在《语丝》上的专栏文章，与《雨天的书》风格相仿。一九二七年二月和三月，北新书局分别出版《冥土旅行》与《玛加尔的梦》，统属一套“苦雨斋小书”——“苦雨斋”是他为自己的书房取的名字534；两书其一汇集所译古希腊、英、法和古代日本的作品，其二则为俄国科罗连珂（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535一八八五年作中篇小说《Сон Макара》536。周作人在《〈苦雨斋小书〉序》中说：“这可以说是杂乱极了，虽然我觉得并不如此，不但这些都是我所同样喜欢的，我还以为其间不无一种联属。我曾说，‘重阅《冥土旅行》一过，觉得这桓灵时代的希腊作品竟同现代的《玛加尔的梦》异曲同工，所不同者只因科罗连珂（Korolenko）曾当西伯利亚的###，而路吉亚诺思（Lukianos）乃是教读为业的哲人（Sophistes）而已。’除了那个‘科学之诗人’是超然的以外，兼好法师也就不是真个出世间的人，不过他有点像所谓快乐派，想求到‘无扰’的境地做个安住罢了；至于斯威夫德主教的野蛮的诙谐，则正是盾的背面，还是这个意思，却自然地非弄到狂易而死不可了。”537这有如周作人的自况之作，几位作者——路吉阿诺斯、法布尔、斯威夫特、兼好法师以及科罗连珂——的影子重叠在他的身上，分别对“流氓鬼”和“绅士鬼”予以支持。一九二七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文言旧译《黄蔷薇》。一九二七年九月，北新书局出版随笔集《泽泻集》，列为“苦雨斋小书”之三。此书前半选自《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后半则为《雨天的书》之后所作。序言有云：“戈尔特堡（Isaac Gola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 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两条血痕》，乃是《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书的补遗和续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明书店出版《谈龙集》；一九二八年一月和二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谈虎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