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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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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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落第后,周作人即已打算离家另觅出路;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记有云:“奇念忽作,思明春往省垣去,拟大哥归后再议。”显然受到已经在南京读书的鲁迅的影响。而鲁迅先前在同样境遇下的想法:“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28显然也是周作人此时的态度。尚在杭州狱中的祖父,曾经建议他报考浙江求是书院,嗣后大哥还给他带来一份该书院的章程,然而事不果行。一九〇一年四月祖父出狱,家中日子更为难过:“介孚公回家之后,还是一贯的作风,对于家人咬了指甲恶骂诅咒。”29尤其是祖父坚持要他每天穿着长衫上街买菜,实在“变成了一个不可堪的苦事”30。前面谈到祖父对周作人的影响,无论主动抑或被动,多是有益的;然而祖父这个人却让他愈发难以忍受。一九〇一年六月八日日记有云:“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恰在此时,机会来了。收到大哥来信十七天后,周作人启程赴宁。在《知堂回想录》中,他形容此举为“脱逃”。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6)
周作人出生之际,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以后又发生一系列牵涉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如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等。他虽是少年,对于国势危殆,瓜分迫近,亦颇感关心:“下午接绍廿九日函,……云有《知新报》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31“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32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绍兴也受到波及,周作人日记中多有记载,且不无“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33之类感慨。对此他日后反思道:“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它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34要而言之,与那个时代普通中国民众的心理并无二致。前往南京就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周作人的思想进程。有如他自己所说:“只就以庚子为中心的前后两年看来,胡涂的思想,游荡的行为,那么的下去,怕不变成半个小拳匪和半个小流氓么?这个变化,乃是因为后来事情的偶然的转变而阻止了,我被逼而谋脱出绍兴,投入南京水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35
  二
  一九〇一年九月十八日,周作人抵达南京下关。即往水师学堂,见着叔祖和也在该处就学的叔叔周伯升,以及从矿路学堂赶来相会的大哥。暂在周椒生家寄寓。九月二十二日参加额外生考试,题为“云从龙风从虎论”,考生共五十九人。老师对他的试卷批曰“文气近顺”。出榜,计取三名,周作人列备取第一。九月二十九日参加复试,题为“虽百世可知也论”。“以后不曾发榜,大概这样就算都已考取了吧。”36十月十四日,开始上课。
  关于这所学堂,他介绍说:“江南水师学堂本来内分三班,即是驾驶、管轮和鱼雷,但是在一九〇一年时鱼雷班已经停办,驾驶与管轮原设有头二三班,预定每班三年,那时候三班也已裁去,事实上又不能招收新生直接加入二班,所以又改头换面的添了一种副额,作为三班的替代。招生时称为额外生,考取入堂试读三个月,甄别一次,只要学科成绩平均有五成,就算及格,比后来的六十分还要宽大,这之后就补了副额学生了。各班学生除膳宿、衣靴、书籍、仪器悉由公家供给外,每月各给津贴,称为赡银,副额是起码的一级,月给一两,照例折发银洋一元,制钱三百六十一文。我自九月初一日进堂,至十二月初一日成为正式学生,洋汉功课照常进行,兵操、打靶等则到了次年壬寅即一九〇二年三月发下操衣马靴来,这才开始。洋汉功课,我用的是原来的术语,因为那里的学科总分为汉文、洋文两部,一星期中五天上洋文,一天上汉文,洋文中间包括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功课,以至驾驶、管轮各该专门知识,因为都用英文,所以总名如此,各班由一个教习专任,从早八时到午后四时,接连五天,汉文则另行分班,也由各教习专教一班,不过每周只有一天,就省力得多了。就那时计算,校内教习计洋文六人,汉文四人,兵操体操各一人,学生总数说不清,大概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之间吧。”37 周作人“属管轮班”38。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7)
上课第一天,进的就是“洋学馆”,而此前周作人素未接触英语。幸得事先补习一番。九月二十八日日记云:“升叔教英文字母。”次日复云:“升叔教字母竣。”十一月十一日,参加汉文分班考试,题为“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发榜,共分三班,他列头班第二十名。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挂牌准补副额,成为正式学生。同学曾“戏作花榜”,关于周作人的印象是“内蕴不露,接物谦和”,而他自己并不是认:“予哑然笑其皮相也。”39
  以后他回顾学堂生活说:“从一九〇一年到〇六年,在南京住过五年多的日子,名称是当水师学生,本家说坏话的长辈说这是兵,可见那时好人家子弟是不会来的,可是那生活却也着实不错,不但是公费供给,便是宿舍也住得很舒服的。大概二百四十平方尺的一间房里住两个人,各有一个板床,桌子,书架,箱架,面盆架,凳子一两个,油灯一盏,大概可以点到半夜,也可改点洋灯,只须贴两角钱给听差就行。宿舍两排,中间一个大院子,前窗和门开在这面,后窗外是一大片空地,体操场和桅竿都在那里,这所说的是管轮班的情形,驾驶班宿舍还隔一段路,也是大同小异。……一日中功课不多,兵操打靶也没有陆师那么严重,晚饭后便很自由,买几两白干与花生米或牛驴肉,招同学共饮,或看违禁书报,作革命运动,亦无不可。”40他称这段岁月为“自由宽懈的日子”41。
  然而谈起学业本身,周作人却说:“洋文功课是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头几年反正教的都是普通的外国语和自然科学,头班以后才弄航海或机械等专门一点的东西。……我说汉文功课觉得轻松,那是因为容易敷衍之故,其实原来也是很难的,但是谁都无力担负,所以只好应付了事了。”42至于出操、打靶,亦无甚所得。五年里的真正收获,除了学习一门英语之外,几乎都来自课外阅读。即如其所说:“在书房学校里我曾有过不少的先生,但于思想及文字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在外边却有几位的文章言论给予我好些感化,为我所不能忘。”43他在南京就学初期,阅读范围尚且限于中文作品,包括原著与译作在内。“所看汉文书籍于后来有点影响的,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的著作,以及严幾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所以与学堂也可以说是间接的有点儿关系的”44,而这首先仍应归功于鲁迅。从前在杭州、绍兴时,他就托人带书给弟弟看,现在二人同处一城,借阅自更方便。譬如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和严复译《天演论》,皆得自他之手。以后鲁迅去到日本,依然关照弟弟阅读,或寄,或带,或嘱就近购买。严译亚丹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加藤弘之《物竞论》,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等等,均在其列。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8)
周作人一九〇二年二月二日日记云:“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此书断断续续读了许久,至次年五月四日,日记还有“看《天演论》”的记载。这与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述自己当初读到《天演论》的热烈反应,似乎颇有差别。后来周作人说:“我们正苦枯寂,没有小说消遣的时候,翻译界正逐渐兴旺起来,严幾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为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45也许开始对《天演论》的兴趣还在文字方面,意义正与《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相当;思想上接受影响,尚待循序渐进。一九〇二年三月九日的日记,即为一例:“夜阅《物竞论》少许,虽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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