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个别人眼中“最好的”幼稚园显然令我很不快乐，从见到他的那一刻起，我就忍不住地向他抱怨着，并且发下毒誓：“我再也不去幼儿园了！死也不去！”这令他头疼不已，不知该如何是好。
那年头的五一节连带星期天也只有三天假，到处去玩每顿饭都下馆子的快乐转眼就过去了，虽说父亲不会马上就走，但我却该回保育院了，正当父亲准备硬着头皮铁下心继续把我朝保育院的“虎口”里送（除此也无他法），忽然遭遇了一个可以不施强硬手段的契机——
这天下午，父亲骑着他那辆红旗牌自行车带着我从外头玩回来，骑到家属院门前与“六号坑”相隔的那条小街上时，坐在前面横梁上小手紧抓在车把头上的我，一眼瞧见了正推着一辆带轱辘的小破车卖冰棍的常奶奶——我们这一片的孩子估计全都认得这个常奶奶，是住在“六号坑”里的一个孤老太太，冬天卖红薯夏天卖冰棍……
“卖冰棍喽——卖冰棍喽——”常奶奶用她那干涩的声音吃力地叫卖着。
禁不住诱惑的我立即嚷了起来：“爸，我要吃冰棍！”
“你不刚吃了两客冰激凌吗，怎么又要吃冰棍了？小心又把肚子吃坏了，上次你忘了，拉了半天稀……”父亲提出了异议。
“不，我要吃！我要吃……”
当爹的能把一个没娘的孩子怎么着呢？也只能是有求必应（这些日子我正不断享受着这种有求必应），父亲将自行车放慢，停在冰棍车旁，摸出一毛钱给我，放我下去自己买，我出溜到地上，噔噔噔地跑到常奶奶面前，一伸手递上去那一毛钱：
“常奶奶！买根冰棍！”
“要红豆的还是白糖的？”
“红豆的！”
我说出“红豆的”三个字时的样子一定非常得意，因为红豆的要比白糖的多一分钱：白糖是4分，红豆是5分。
常奶奶一边掀开盖在冰棍箱上的老棉被给我取冰棍一边问我：
“索索呀！好久没有看见你了，你到哪里去了？”
“我去幼儿园了。”
“那你可是享福去了——幼儿园多好啊！”
“不好！屁！我再也不去了！”
“那你还能去哪里呢？”
“我……在家玩！”
“这孩子！瞧你说的，那谁来给你做饭呀……”
我没等她把话说完，就接了冰棍和找给我的五分零钱，跑开了……
这天傍晚，我和父亲刚吃完我们从外头带回来的小笼包子，四妞就来了，来请父亲到她家去一趟，说是她那瞎奶奶叫她过来请的，说是有事要和我爸商量。我没有跟去——羊羊和虎子他们还等我去找他们玩呢。等玩到天黑回到家，父亲问我：
“索索，那个卖冰棍的常奶奶想带你——你愿意吗？这样你就可以不去幼儿园了。”
我自然是答应了——我以为如此一来就可以回到祖母带我的那个从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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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往事 第二章1971（3）
至于常奶奶为什么要通过四妞家的瞎奶奶找到我父亲谈这事儿，我在当时是没有兴趣知道的。后来才听说：这个小老太太除了冬卖红薯夏卖冰棍外，主要就是靠给别人家带小孩为生的，长期以来，竟在这一片带出了名气，四妞从满月以后到会走路前就是送到她家被她带着的，因为四妞自己的奶奶是个瞎子嘛。我到常奶奶家以后，常听她念叨说“四妞小时候”如何如何——每次必提这丫头满世界找土吃的事儿：原来她生下来就这样啊！对于常奶奶的身世，父亲也从四妞的瞎奶奶那里了解到一些：人是浙江人，口音有点怪怪的，解放前曾做过一位国军团长的几姨太，这个团长后来随军去了台湾，她在解放后嫁给了一位拉板车的，其夫身强力壮但却十分短命，已经死了快有二十年了，常奶奶的家里还有一个十七岁已经上高中的女儿，但并非是她亲生，常奶奶自己没有生育能力，这个女儿是她二十年替别人带孩子的最大回报：从小带大的这个女孩越带越有感情，再也不愿回到她的亲生父母身边去了，就留下来做了她的女儿，连自己的姓都改了，叫常红……
五一一收假，父亲就把我送到“六号坑”的常奶奶家去了——是一间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子，家徒四壁叫人辛酸，就算在这个十分典型的贫民窟里，她家的条件也算差的。这时的父亲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他的假期尚有一周，准备在一周之后再看我的反应，所以对保育院那边，他也只是让陈晓洁他爸给我请了一周假。
我去常奶奶家的第一周，因为父亲还在家，晚上我是要回到自己家里去睡的，白天父亲到单位机关去时，我又是和羊羊、虎子他们一起玩的，就在我们家属院里玩，所以这第一周里，我也就是每天到常奶奶家去吃上一两顿饭……这个感觉真的像是回到了祖母在的时候，而且更加自由，我当然是乐得如此了！父亲去野外的前两天，从机关单位下班来接我时，常奶奶家已经开晚饭了，父亲走进屋来正好看见我把一大块红烧肉朝自己嘴里送，面前还有一小碗白米饭，我一边嚼肉一边对他说：“爸爸，奶奶做的红烧肉比馆子里的鱼香肉丝还好吃！”于是，他便在心里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听父亲说，他在当天晚上专程登门前去把这个决定告诉陈晓洁他爸时，陈晓洁正好被接回家来，一听我不去了，当场就哭了起来——我听了嘿嘿一笑，觉得她怪可怜的。
我童年之中的“幼稚园时光”到此便彻底结束了。
第二天是我五岁的生日——原来父亲是要给我过完这个生日才走！刚好是个星期日，父亲又带我度过了上公园下馆子进电影院看革命样板戏的充实而快乐的一天，在这一天里，父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索索，你五岁了！你五岁了啊！很快就长大了！”——我增了一岁的感觉令他振奋，他恨不得我一下子长到十五岁二十五岁去吧？那时候，我的一天天长大一定成为了父亲生活下去的最大信念！
这是我真的长大以后才会了解的：我在那一年里自己炒掉了本省最好的幼儿园，对红色小贵族的生活毫不喜欢，实际上是为家庭的财政开支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那个保育院每月需要交20块钱（这在当年真是贵得有些可怕），而父亲每个月的工资是58块5，他还得给在上海的崇明岛上接受劳动改造的外公外婆寄上10块钱去（母亲走了依然如此），自己就靠剩下的那点钱外加野外补贴吃饭了，后来我听跟父亲在野外一起工作过的司机班的大李叔叔说：他平时吃得很省，逮着一次公家请客的机会就饱吃一顿，有一次竟吃掉了一斤米饭和两份红烧肉，还喝掉了一大碗鸡蛋汤，让在场者看得目瞪口呆……祖母在时生活开销大，母亲一走又全靠他一个人撑着了，我那贵族式的保育院肯定是个很大的包袱……这下好了，常奶奶要求给的是每月10元，父亲想叫我吃得好点，就自作主张给她涨到15元，即便这样他还可以多给农村的外公外婆寄点钱去，自己也可以吃得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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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往事 第二章1971（4）
由于需运物资和装备到野外去，父亲这回走时坐的是载他回来的那辆解放牌卡车。他这回走我没怎么难过——好像对于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来说，也已经存在着对新生活的憧憬这回事，全新的但却已经消除了起初的陌生所造成的恐惧心理的新生活，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
父亲走时还将我家的钥匙交给了常奶奶一把，为了让她取我的生活用品方便，我看见常奶奶把它放在门边挂着的一只放针线的竹篮里了——那只竹篮已经老旧得发黑……
我在常奶奶家住的第一个夜晚到来时，才知道这个又破又旧的小屋里是不通电的，整个“六号坑”都是不通电的，点的是油灯——天黑以后，那盏唯一的油灯便被点了起来，放在一个从来就没有油漆过已经被用得自己发黑的旧木桌上，为常奶奶的养女——这一家的“公主”常红做作业照明……在我当时的印象中，常奶奶家的一切都是黑的，只有常红是白的：不光很白，还很俊俏——只不过一个时龄五岁的小男孩对于女孩的长相并不敏感，稍稍晚些我听到坑里的人称常红是“六号坑里一枝花”，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和常红第一次见面时，常奶奶让我喊她“姐姐”，我也就那么喊了，现在老太太大概感觉不对——常红叫她妈，我叫她奶，我又叫常红姐，这么喊辈分不是全乱了吗——于是便让我改口叫她“小姨”，我怯怯地讨好似的叫了一声，她埋头做着她的作业，并不理我。从我第一次见到她起，她就一直没有理过我，甚至连正眼瞧我一眼都没有，现在依然如此。我只好自己玩自己的，开始对那盏初次见识的油灯感到好奇，玩弄着控制火苗大小的那个小钮，屋内便时亮时暗的，这惹得常红很烦，斥责了我两句，但还是不管用——我真把这儿当成了自己家，理直气壮地要求说：
“给我纸，我要画画，我要画一个你！”
“妈呀！你快管管他吧！这是哪来的野种？咋这么烦呀……”
常红对着常奶奶叫了起来，她说的是河南话——说得准确一点：是西安味的河南话，这和“六号坑”里的其他孩子是一样的。
正坐在较远灯火幽暗处的一个小凳上缝缝补补的常奶奶放下手中的活计说：
“都给我上床睡觉去，省点油吧。”
睡前常红还有一顿“夜宵”可享，没有我的份儿：常奶奶从屋外厨房（就是一个简易的小棚子）的炉子上端来一个小奶锅，将其中烧开的羊奶倒在一个搪瓷缸子里，让她喝；还不知从哪儿变出了一小块桃酥，让她吃。我因为自生下来就是跟着奶奶长大的，没怎么吃过母亲的奶，老喝牛奶，现在已到了见奶就想呕吐的地步，何况这羊奶闻起来还有一股子臊乎乎的味道，所以毫无兴趣，只是看着常红啃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