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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肿瘤患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疼痛，疾病在摧残着人们机体的同时也在消磨作为人与生俱来的对生命本能的渴望，一些病人因为无法忍受疼痛的折磨，以自杀寻求解脱。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更多地关注患者生存质量”正在成为医学追求的目标，根据WHO《癌症镇痛三阶梯止痛治疗指导原则》，对重度癌痛患者实行了剂量个体化、逐步加量，直至达到满意镇痛效果的治疗方案，只要治疗得当是可以使癌痛得到有效的缓解或控制的。目前，对付重度癌痛最提倡使用的是吗啡制剂，但由于对麻醉镇痛药品在认识上的局限，仍有相当多的晚期癌痛患者难以得到足够的药物治疗，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困窘的患者和家庭，即便是医学进步到足以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但医学仍然解决不了他们吃不起药、看不起病的问题。
宁养医疗服务计划每年提供2500万元的经费，通过设立在全国重点医院的20所宁养院使约两万名贫困晚期癌痛患者解除了疼痛，但是“有幸”被纳入这个项目而进入我们视线的毕竟只是许许多多贫困患者的一个缩影，在这个缩影的背后还有多少挣扎在病痛边缘，孤独无助的人！
我希望能有这样一天，医院不再为设备添置、职工福利等现实问题而不得不“与市场接轨”，安然回复到“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的社会公益事业定位；医生不再需要在拟定治疗方案时为药品比例、医保限制而左右权衡、顾此失彼；患者不再仅仅因为“交不上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媒体不再热情高涨引导全民发起对医生的道德与良知的声讨；无论医生还是患者都能够拥有一个安心工作或就医的环境……我想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的小小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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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在边塞（1）
2005年6月我毕业了，背上行囊，带着梦想，我踏上了边塞小镇叶城——一个远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古镇。那里驻扎着我的部队第十八医院。第一次到离家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原本心中的满腔热情，已被漫无边际的沙漠给吞没了。医院规模很小，但在当地已是最好的医院了。我的药械科主任很欢迎我，热情地给我介绍医院的概况，还给我安排住的地方。主任的热情让我在这个举目无亲的边远地区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以后的日子就是天天在库房发药，面对着已经在课堂里背得滚瓜烂熟的药物，只要找到它的位置，然后按数量发给门诊药房和中心药房就行了，干了一个礼拜，我就有点腻了。但我的主任却不一样，每次他去库房，都要把药摆得整整齐齐的。新疆这地方老是下土，不管门窗关得多严实，第二天早晨起来，桌子上总会盖有一层薄薄的沙子。因此每次去库房发药的时候，主任都会把发出去的药盒子用毛巾擦一遍。无论是进药还是发药，每次站在最高处垒药箱的是主任，每次扛着三箱葡萄糖注射液越过头顶的是主任。作为一个主任，能够带头搬箱子，打扫卫生，这是在那里当药师自始至终让我感动的事情。在药师的窗口岗位上，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病人，每天都要数很多药片，核对后发给病人，能够不厌其烦地去做好每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是不简单的。当我感动地跟主任说起这件事情时，他却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其实你们小伙子的力气比我大多了，你们只不过不想去做而已。”的确，我们年轻人有鸿鹄之志，但缺少脚踏实地地付出行动。从此，我扛着那重重的药箱，迈出了我在医院工作的第一步；擦拭那布满灰尘的药盒，也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药师的重要性。
身处边疆，交通很不方便，每次购药都要提前一个月下订单，为了减少运输费用，主任都做要一季度的用量计划。到了冬天，路更不好走，因此到10月份就要开始计划过冬的药品采购。药品采购多了，用不完会过期，给医院造成很大的浪费；采购少了，供应不上，影响医院正常运行，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就是主任。有一次半夜12点钟，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库房还有117支阿托品，你赶快到库房拿10盒，医院有个抢救病号服了农药需要阿托品。”他的话让我惊讶，库房就剩下117支，主任好像对药品库存了如指掌。他并不是经常去库房，有空的时候他才会跟我一起去库房发药，怎能对库存了解得如此清楚？后来我才发现，每次去库房，主任都会带着本子去，到库房转上一圈，把需要补充的药品记下来。而我喜欢用电脑统计，但每次他问我哪种药有多少，我都答不上来。日久天长，主任的做法让我感到，干任何事情都需要用心地去做。用电脑软件来处理事情总是有它的局限性，只有认真地了解每种药品的用药量，及时地掌握库存，用心地把握季节和病人数量才能采购好药品，做到保障有力。
医院下属的三十里营房医疗站驻扎在海拔4000米的喀喇昆仑山腹地，每年医院都要派几名军医上去换防，每次换防都要准备齐全的药品送到山上。考虑到山上高原病多发，紫外线照射强，主任让我多准备些抗高原病药物和高原护肤霜带上山去。昆仑山上那崎岖的道路，战士们那带着微笑的高原红以及那些昏迷不醒的病人，让我感受到默默奉献是我们军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些守卫在生命禁区的年轻战士保卫着祖国的边疆，而我作为一名药师，理所应当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
在药品库房，虽然没有跟病人直接接触，但并不意味着体现不出药师的价值。平时有空的时候，我喜欢收集药品说明书，并把它们输入自编的电脑软件，便于查询。虽然这些东西网上也有，但那种拷贝并没有经过我的大脑，我还是一个字一个字打上去，时间长了，就积累了一些药物学知识。在医院工作了半年，主任让我准备个讲座，我认真准备了一个月，给全院医生护士讲抗生素的合理使用，过后很多医生来问我抗生素方面的问题，包括配伍、疾病谱、联合用药等问题，我都能全面地给予解答，并且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这是我在那工作感到很欣慰的事情。平时有空我会看看高原病方面的知识，还写了一篇《西地那非应用于高原病的研究进展》，发表在《国外医学·药学分册》上。在库房保管药品，我想到很多，家里都有零散的药品保存，就通过查阅文献，专门写了如何保管家庭药品的文章，介绍给医院病人，有位维族病人听了我的介绍，笑着跟我说：“亚克西。”（维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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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在边塞（2）
一年后我考回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读药理学研究生，一年的工作经历，仅仅说体验了一回当药师的感觉是完全不够的，老同志的经验为我的工作树立了榜样。“苦中有作为，苦中献精神”，作为年轻人，我们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去做事，用心去对待每项任务。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就是无论在哪里，只要心系着病人，抱着治病救人的信仰，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就一定会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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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日记——重在沟通（1）
“丁零零，丁零零。”一大早刚上班就听到急促的电话铃声，给原本寂静沉闷的空间注入了一丝警觉的气息，什么事会这么急？大清早的就让人觉得不安生……
“喂，你好，门诊中药房。”同事上前接电话，“好的，你等一下，帮你查看一下处方……帮你看过了，加的药里的确是没有丹参这味药，但是我们都是经双人核对的应该不会出错，要不这样吧，你留个电话，我们核查一下马上联系你，好吗？”
挂断电话，同事对我说：“这张方子你还有印象吗？病人说她的药里以前一直都没有丹参的，这次加了个丹参的小包装，你不会和9号方搞错了吧？”（注：此方为银屑7号，另外一种同类的协定处方为银屑9号，9号方我们需调配加入丹参小包装。）“不会吧，都核对过的啊，我还从没出过这样的问题呢。”话虽如此，但我还是一阵心揪，因为处方是由实习生共同调配的，我只负责核对而已，我不免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实习生会不会搞错啊？我开始反复质问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要知道东西买错可以去退，药吃错那可是性命攸关的，我拼命地回忆着，可记忆中确实没有丹参啊。
同事把情况汇报了我们科室负责人，领导拨通病号电话，询问了一番，得知病人是使用了第一帖药，还没有煎服就发现了问题，病人所说的丹参小包装是在协定处方包装里面，而并非在加药中，而且协定方的包装标签本是写的“9号方”，后被改成了“7号方”。大家立即核查了7号方，由于我们协定处方是事先专门批量调配包装好的，我们只需要领取，然后调配另外要添加的药就可以了，现在是协定方有问题而非加药有问题，意味着我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整张处方由我调配，我还是脱不了干系，大家又查对了协定处方，确证7号方中有丹参这味药，并且正好是小包装的剂量，一切水落石出，大家都如释重负。
领导再次拨通病人电话，解释了一番，病人说：“我问过医生了，7号方中没有丹参这味药。”“7号方中确有丹参，请放心服用，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病人心里似乎始终有个结：“我总觉得不像自己常吃的那份药，我还是担心9号方改成7号方的标签下装的药会不会装错。”
“如果实在不放心，把药拿来药房我们一一核对吧。”
“我已经八十几岁了，这么热的天走不动了。”
“那这样吧，你留个地址，我让我们药师过去给你解释核对，你中午在家吗？”
“在的，那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