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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仅嘴上说，而且身体力行。她的心里总揣着国家、民族。她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书《中国的爱国文学》（未见出版，笔者），把屈原、杜甫、辛弃疾、文天祥介绍给外国读者。平时在家，她常把这些爱国故事讲给子女听。抗战伊始，她主动把自己的一大笔积蓄捐给国家。“九·一八”事变后，身兼女生指导的袁昌英带领女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家属，为东北义勇军缝制棉衣千余套。为保证这批援军物资的安全，1932年3月3日，她给胡适写信道：
现在我们有一件事要请求你的帮助。我们住在武汉方面的人，虽然尚未直接感受日本鬼的威吓，可是精神上也够痛苦了。每一想到北方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之中，与敌人奋斗的艰苦，就不免流着同情泪。武大东省事件委员会虽然几次募集捐款汇寄北方，我们做女子的总觉得未尽天职，所以最近又发起了一个小小的运动，赶做棉背心一千件，接济我们的义勇军。这事正在进行，不日就可完工。数虽很少，却是出自我们几十个人亲手裁缝，无非表示我们一点热忱而已。现在要请求于你的是：亲自替我们在北平打听一个寄交的处所。我们希望这一点棉衣，不至于随便落在不相干的人手里。你在北平当然知道有确实可靠的机关和经手人，可以使我们直接寄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3）
在小的方面，袁昌英自觉抵制日货，不管日本货多便宜，一概不买。在那战火纷飞、生活困难的日子里，她在敌机的轰鸣声中，在油灯下，坚持完成了20万言的《法国文学》。她在序言中动情地说：“我这半年中，聚精会神地写了这部《法国文学》，苦真是苦极了……可是我的大安慰是：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我要尽我所能写书，因为中国不是埃及，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做奴隶的，所以我要在这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火炬大光明中，贡献一只小小的火把！”其爱国激情跃然纸上。她在1944届毕业生告别会上勉励学生：“今后走上社会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要牢记武大的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点气节。”
1938年《宇宙风》编辑陶亢德向她约稿。时南京失守，武汉吃紧，她偕家小到了重庆。她在复信中说：“惟国难以至如此地步，心情不宁之至”，意无法从命。但话锋一转又说“然一见奇山秀水则觉国运定有转机。”言语中充满对抗战胜利的渴望与祝福，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热爱。令袁昌英欣慰的是，她的一些老学生后来颇有成就，诸如翻译家叶君健、莎士比亚研究者孙法理等。师恩难忘。战前的老学生张培刚在谈袁昌英的严格教学使他受益无穷时说：“……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不到一年时间，就以笔试通过了第二外国语法文考试。”著名法学家、*官端木正回忆说：“大学二年级开第二外语课，我选修法语，是袁昌英教授讲课。她用的是美国教材，用汉语讲，也用英语讲。考试时，学生将法语译成汉语，也可译成英语。……这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至今还十分感谢袁昌英先生和其他老师们。”武汉大学现在成为全国中法学术交流中心，这和袁昌英当年在此打下的基础显然是分不开的。
附提一件轶闻：袁昌英与徐志摩私谊甚厚。徐志摩遇难后，袁昌英督请苏雪林撰文悼念，同时自己也写《毁灭——纪念一个诗人》，发在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上，研究者一致认为“该文透露袁对徐的感情之深厚”，以至“张邦梅在《小脚与西服》中转述了张幼仪见到袁昌英的‘小脚’时那种激动的心情，并且怀疑袁是徐打算娶的‘二太太’”。显然，这分明是张幼仪出于忧虑、嫉妒和敌意。袁与徐的感情，只不过是文人之间意气相投因敬而爱（柏拉图式）的情感而已。而那时袁昌英已与杨端六订婚了，这纯属一种虚妄的猜测。
骆家山坳一土
斗转星移。
“三杰”中的凌叔华40年代中期离开珞珈山，随丈夫陈源出使国外；苏雪林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随大流流寓台湾。唯袁昌英坚守武大。若论历史问题，袁昌英要比另两位复杂得多，她不仅出身于一官绅之家，1948年还曾以社会贤达当选为国大代表。丈夫杨端六自30年代一直任武*学院院长、教务长。更为触目的是杨的头上还有一叠“官”帽子。他当官事出“偶然”：1931年国民党*钱昌照介绍在野名流杨端六为蒋介石讲学，因而受到蒋的器重。蒋要杨端六出任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之职，杨端六以不是军人为由推辞。蒋不允。他又不敢得罪，从而不得不提出：“不离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只在假期去南京兼职。蒋竟全部应允，并授其上将军衔。杨端六还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杨拒绝出席。也是蒋提名选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4）
袁昌英夫妇完全是出于对未来的希望和信赖才留下的。
客观地说，50年代前半期，袁氏夫妇的生活和心情是相对稳定和欢畅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向组织交代了既往的历史，积极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任。袁昌英入了民盟，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出席了三次武汉文代会，并当选文联执委。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武大外文系撤销，她遵命到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为译介苏联资料，她苦学俄文；为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她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
杨端六一边在武大执教，一边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1956年又加入“民革”。
然而，这阳光灿烂的日子，被1957年的一场风暴统统卷去。
本来，袁昌英的历史问题早在1951年、1952年已交代清楚，肃反中也没做审查对象。1957年莫名其妙地被划为“极右分子”，被剥夺教职，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湖北省高院又突然宣判她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判处管制两年。因当时袁昌英年老体弱，没有遣送外地劳改，留在校园内，由街道干部监督劳动。每天挥着大扫帚，扫满地扫也扫不尽的尘土和落叶……
袁昌英有一儿一女。长女杨静远留美后，回国在北京工作，儿子杨弘远在身边。社会的高压令杨弘远透不过气来，学生时代的杨弘远因“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而屡受批评“帮助”。阶级斗争，像烧红的磙子一样来回碾压年轻人的心，烙进年轻人的意识。杨弘远终于作出与父母分居的决定，以示决裂。两年后袁昌英摘帽了，杨端六的专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在姐姐杨静远的劝说下，杨弘远搬回与父母同住。然而，天伦之乐是那样短暂，随着1966年“*”的开始、杨端六的去世，杨弘远再次与母亲划清界限，而且彻底地决裂了。社会、时代的悲剧，酿成了家庭的悲剧。责任当不在个人，但实在令人痛心。
杨端六是幸运者，1966年9月5日病逝，逃过了“*”之劫。当时他的身份是“历史反革命”，火化后连骨灰也没留下。这位人们“视界外的大师”真正地销声匿迹了。
是时，袁昌英已72岁高龄，无生活自理能力，被学校指令住到一间小屋里，孤灯冷灶。女儿在外地，儿孙又不上门，她只靠原保姆及侄儿的儿子隔三差五地帮她干点买煤、装炉子的体力活。度日如年。更想不到的是，一个孤老婆子还遭不白之冤。她女婿单位的造反派来找她外调，偶然看到桌子上书写的字句，硬逼她承认那是反标，是恶毒攻击。袁昌英再三解释那不是她写的，然有何用？来者不听分辩，恶狠狠地打她一耳光。造反派正要将她扭送派出所时，邻居家小孩子来了，主动说那是他画着玩的，方才解围。
1969年秋，*“第一号令”发布。1970年1月，学校限令“五类分子”袁昌英于月底离开武汉。女儿杨静远好不容易联系上，将袁昌英迁往老家醴陵一远亲袁星山家落户。袁昌英卷着一床小被卷，带着一条跛脚方凳和两口装满中外书籍的木箱，告别了她生活了40年的家园——第二故乡武汉，跋山涉水到醴陵，由袁星山推着独轮车吱吱嘎嘎推到老家骆家坳。
所幸，乡风淳朴。乡亲们没有理会袁昌英是什么“分子”，把她看做是远道而来的老姑奶奶，叫她“老姑”。由于她的“身份”在县里是榜上有名的，不时被通知要参加农村“五类分子”训话会什么的，少不了要写思想汇报。
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5）
袁昌英到乡下，带着许多工具书，本想重译《莎士比亚全集》，可是她身心疲惫至极，实在力不从心了。她用女儿寄来的生活费订了两份报纸，除了看报就是吸烟。有趣的是她备有两个牌子的烟，一是“经济烟”，8分钱一包，自用。一是“珞珈山”，两角一包，接待客人用的。一次她请人买“珞珈山”，那人没听清楚，买了也是两角钱一包的“岳麓山”，她很不高兴。她说她要“珞珈山”。她对珞珈山的感情太深了，那是她生儿育女、成就事业的热土啊！
初下乡时，袁昌英身体尚好，常拄着拐杖，漫步在田间的小路上，或到“袁家老屋”附近找熟人聊天。可物是人非，每每忆及往昔，再思现状，湖北的珞珈山、四川的乐山、湖南的骆家山，这些“山”压得她透不过气来，令她兴奋，令她悲哀，令她无奈。
袁昌英为她晚年在骆家坳的小屋取名“陋园”。那恐是名副其实的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的陋园。
1973年4月28日，袁昌英这只由爱丁堡振翅的孔雀，在历经79个春秋之后，在故园骆家坳蜕变为一黄土。
袁昌英逝世后，女儿杨静远遵从母亲的遗愿，从解冻的12000元存款中，捐出4000元给骆家坳生产队买了部手扶拖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