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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的窗口是金山和张瑞芳的睡房。吕恩左边是正门，里面是一间二十余米的大厅，楼上左边的窗口是唐瑜的睡房，接着是吴祖光、吕恩、高集、高汾的睡房，靠北面是烧饭、洗脸的地方及地下室的楼梯，一楼的骑楼，二楼的大阳台。
“二流堂”隔座是一座小洋房，再下是大“二流堂”，有两个二三十米的厅，大而无用，后来就卖掉搬到这座两层楼。
夏衍老人住的“依庐”则在上坡距“二流堂”约二百米处。
住过“二流堂”的人，真为此名之累，有人甚至以为这些人是在那里泡抗战，我现在把这些当时住过的人的情况简介一下。
盛家伦，著名音乐家和著名歌唱家，因演唱当时进步影片《夜半歌声》的主题曲而名闻遐迩，并为抗战歌曲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因工作关系挂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曾为“中制”多部影片配乐、谱曲，为夏衍等的戏剧作曲。沈剡，中国艺术剧社灯光师。高集，《大公报》记者。高汾，《新蜀报》记者。吴祖光，其作品《风雪夜归人》等演出震撼重庆。吕恩，青年剧社演员。金山，中国艺术剧社头目之一。张瑞芳，重庆四大名旦之一。沈求我，一名才子，以为刘德铭真是抗日英雄，被骗任其秘书，后任邓宝珊将军秘书，甘肃省政府秘书长，民革副主席。萨空了，民盟要员之一。唐瑜，中国艺术剧场经理，出版宋之的、吴祖光、张骏祥等人的剧本，由冯亦代帮他在中央钞票厂印刷，业余建筑师，建造房屋五座半。还有一位女画家方菁和两个小女儿，她们是名导演贺孟斧的妻女，由成都来办丈夫丧事的。还有一些临时客居的客人就不一一列举了。至于戴浩、黄苗子、郁风，他们都各有很好的住屋，但因为时常在一起聚会，因此也被列为“二流堂”的人。
其实“二流堂”也就是这么个战时重庆文化人临时寄居聚会闲谈的场所，得名也不过是一时的偶然玩笑。不曾想几十年后风云变幻，堂主受累不说，堂员却无端倍增，直闹得沸沸扬扬，轰动四方，株连无数，酿成大祸，实在也是我多事之罪也。
“二流堂”戴上大帽子
揭批“二流堂”的号角首先是由当时的《人民日报》吹响的，这一响，“二流堂”便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人言之色变，避之惟恐不及的大怪物。
党报的声讨“二流堂”檄文洋洋七八千言，岂可等闲视之！年前一张二百字的大字报，便使一个堂堂大国的国家主席寿终“歪”寝，其严重性可知。
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着“文革”中那个有名的“卫东”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触目惊心，在特大字标题之旁又引用了一段最高指示 ：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
引这段最高指示，就已经给“二流堂”定了性。
檄文以四个小题阐述“二流堂”的“反革命”本质：“二流堂”是王明和中国赫鲁晓夫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二流堂”的政治纲领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二流堂”对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的三次猖狂进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是“二流堂”的主帅。
全文点了三个人的名：一个死人王明，两个活人夏衍和吴祖光，另一个仍在打尚未倒的刘少奇，是用代名词出现的（此时尚未点到宰相， “二流堂”的好处就在于，爱怎么套就怎么合适）。堂长、堂友等等是作为跑龙套出现的。
小家族也被顺便拿出来过一下场。
不过，全文虽有七八千字，但都属党八股产物，东扯西拉，比两百字的大字报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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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夜
“文革”还没有开始，看到那种狂风暴雨即将到来的势头，孙师毅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对历次运动的经验，警告我：“你要注意，‘二流堂’的问题可能又会搬出来的。”
我的确有点麻痹大意，没有心理准备。
六十年代，为了轰轰烈烈的“四清”经验，肖望东中将以军人身份接掌新文化部。
新官上任挥出第一把斧，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农村文化工作队，集中了各方面的艺术人才，要好好地为农村服务。
然而“文革”的风头把工作队卷回来了，全体关进一座社会主义学院，门岗派了解放军把守。
这里叫做“集训班”，学员陆续报到的有夏衍、阳翰笙、黄苗子、赵、刘白羽、林默涵、马思聪等等，听说周扬等也要来报到。
开始时，吃好、住好、气氛好，白天学习、谈心，晚饭后散步，然后看电影，也有人跑步运动，有人打篮球，学逸结合，悠游自在。真像神仙过的日子。
我笑着悄悄和孙师毅说 ：“搞一个这样子的大二流堂有多好！”孙师毅盯我一眼。
这社会主义学院位于北京西郊，在动物园至最高学府的清华、北大之间，再往西便是颐和园和香山了。
这是为培训高级民主人士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用的，现在进来的也属高级知识分子类，上自部长、院长，下至处长、厂长、大导演，特别是大明星，学院内的管理、服务人员对他们是熟悉的，并且表示能为他们的学习服务，感到光荣和高兴。
伙食是相当精彩的，但大厨又推出一种更高级的饭菜，吃完饭，还有蛋糕、咖啡，然后大家都到后园散步、聊天。黄苗子、冯亦代似乎最乐观，不时可以听到他们高声谈笑，人多音杂，闹声达于大道之上。学员不断在增加，电影厂、音乐院、剧团等等院校的上层人物都来了。连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因为领导无方，被贬到四川重庆去了，也被“调”回。他匆忙就道，连一双鞋也来不及带，只穿一双凉鞋，他问我有没有多余的借一双给他，学习班的政委拉我到过道上说 ：“不要惹是非，别借。”
这时，我才开始感到形势有些严峻了。深夜外面大道上的锣鼓之声也更紧密了。
形势比人还强。外面的热火朝天终于烧到这学院的铁门之内，大字报开始贴出来了，瞬息之间，过道上已是琳琅满目。食堂内的大字报更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不给黑帮做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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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球高挂
学员与学员之间开始揭发、检举。有人揭发周扬与刘白羽结党营私，说周曾公开宣称刘有一颗水晶的心，洁白无瑕，以及林默涵以抱周扬大腿而飞跃升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
昨天高声谈笑之声远去，花园里出现可怕的静悄悄。
夏衍在楼梯口见四下无人，说：“以后不要和我说话。”
新领导班子终于以主人姿态登上主席台领导运动，公开点名。食堂里也由他们做好做歹继续烧饭，黑帮们自己端菜、洗碗、扫地、帮厨；特灶取消了，大家一起吃大锅饭。
革命烈火，一日千里，倏忽之间，人去楼空。黄苗子在临走时给我做了一个表情，意思大概是听天由命，由上苍代为安排吧。但日后却又因“谊属同堂”（二流堂），他和我的两专案组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这是后话）。
最忧心如焚的是马思聪了，这位卓越的音乐家几时演奏过如此动人心弦的乐章！他以颤抖的轻声问：“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关进监狱？”这大概是他后来投奔怒海的原因吧？
临走之前，还在体育馆精心排了一出戏，主持者讲话后，有人高喊：“把夏衍揪出来，把唐瑜揪出来！”于是夏衍领头，黑队绕场走一周，我看到上面有人拍纪录片。
我认出那机器是我在一九五一年化装到香港购买的，颇感亲切，可惜后来没有播出。
我虽然在体育馆被揪出来“打倒”，但我并未受伤，却被赶回家中与妻子儿女相聚。我是被打倒得心情舒畅极了。
次日，我按指令向机关报到。走廊两边墙上已贴满标语、大字报：“打倒二流堂主唐瑜！”“唐瑜是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密友！”“唐瑜是文艺祖师爷夏衍的走卒！”“唐瑜是大右派陈沂的难兄难弟！”还有“打倒母夜叉×××！”等等。
一进入办公室，一块黑牌就往我脖子上一挂，上书：“反革命二流堂主唐瑜”。
我伸直头等着戴纸高帽，但没有，大概是服装道具来不及一一置备，我在隔壁那个什么情报所门前已经看到有戴高帽游街的了。
于是排队出发，前面有人鸣锣开道，我在中间，后面还有人在吆喝。就像舞台上新科状元游街似的。一层层楼都走过了，每过一个部时，人家一看黑牌，便加上打倒二字，其他都照黑牌上喊出。
回来后，革命群众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要服从监督，打扫走廊，准时上班，不得早退。
在过道转角处，有人向我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我也给他一个回应，表示我的谅解。
上班、下班，逐渐我也做起革命工作来了，我替他们抄写大字报，无事则靠边看，站在窗前看两派在互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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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老报贩
日子过得清闲，也过得快，也越过越好。
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我终于出外逍遥了——我被派到王府井卖 “革命小报”。
如果你从电影上的卖报童那里学到一点伎俩，你手上的报便很快可以卖光。
我一路走，一路把重要题目叫喊一遍，未到东安市场，报纸已卖掉一半了。
王府井几乎整一段街都是报摊，卖报的几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至老头子。我忽然眼睛一亮，发现乔冠华也摆了一个报摊。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报，似乎买卖不佳。我说：“咱们一起卖。”我在他旁边挤进去，把两种报的重要题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卖掉了不少。
他卖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报，上面有没有批他的我记不清了。看到别人都在收拾，我们当然也跟着收兵。
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