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我去重庆时，他们还没有去。他们到重庆时，我又到缅甸去了。另外一个面熟，但叫不出他的名字。”
他们为什么那样得意呢，照片中三个人都穿着美军战后处理的军衣，于是这些天真的青年以为抓到三个美国特务了。
金焰等所穿的美军军装，当时是最时髦、最实用，又是最便宜的服装，就和“文革”中那些红卫兵一样，千方百计地去搞一套解放军军服。这些青年未见过世面，常识贫乏，拿到这一张照片，就以为抓到真凭实据。
从他们的谈话中，他们是抱着很大的热望的，他们决心要把这些老家伙占领的电影阵地夺回来，以便自己进驻社会主义银幕。
一群青年哄起老人来了：“你交待好了，我们会给你回报的，我们既然能把你关进‘牛棚’，也就有办法放你出去。”……真是多么天真无知、活泼讨厌的孩子。
进了“牛棚”，我的心情平静，脑子里此刻可以什么也不想，有时对一些事物，都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去应付。其中只有一段，那是张春桥跑到柬埔寨之后，波尔布特把货币也取消了。张春桥回来以后又大吹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我一听这消息，脑子开始动起来，以为中国也很可能很快取消货币，那时向天大哭又有何益？我立刻想到应该“牙痛”。那时干校没有牙科，必须到武汉，时间需要较长，花钱要较多，还得老婆孩子陪着。主意打定，狮子开大口，“借”了一笔钱，虽打折扣，也够把武汉的武昌鱼、武汉汤包、桃园排骨等等都尝一尝。钱用光了，等待下次再来取牙，总是好过一声“取消法权”之下化为乌有要好得多。
“牛棚”新牛
经上海秦怡专案组的建议，我现在已经进住“牛棚”。
从此，我的“自由”被压缩到最小最小的限度，有时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外调人员日间忙于跑长城、颐和园研究斗争策略，然后夜间来外调，我也只好奉陪到底。
我的接待工作逐渐繁忙了。来人有的以聊天的姿态，有的摆出公鸡的姿态，有的软缠硬磨。然后，每一起人都要带一叠材料回去报销。
每一起外调人员都要求给他写一份详细的材料，尽管在“盘问”的时候已经谈得很清楚。有的根本就和他们无关。
我从哪里去挤时间写材料，但造反领袖是不管的，他只管造反，甚至为什么造反，他们似乎也不管。
事情仍得自己解决。
我终于想出一个略为解救的办法，我用最薄的航空纸，削尖铅笔，以复写纸每次复写四五份（可惜那时没有复印机），后面留一段空白，根据具体情况不同对象，补上几句，写上年月日。
我对“二流堂”的起名，都说是徐冰，外调者对此表示满意。从他们的口气中，我却想起一定有人写成是郭沫若起的名，遭到他们的批斗，因为这件为“二流堂”起名的事，一直存在两个版本，因为郭比徐名气大，所以流传便较广，但“文革”中，郭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碰不得的！
造反派为了取得“二流堂”更确切的反革命罪证，可以称得上“下定决心，排除万难”。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经过缜密的部署，闯进我在北梅竹的住所，彻底抄家。
来人由一个女人压住门上小洞哄开了铁栅之后，七八个男女青年便直接入内，翻箱倒箧，真有点似江洋大盗。有人拆被套，有人翻书，有人取梯钻入天花板内，有人拆开所有大、小镜框的背面。
这是一次有精细计划、熟练的抄家大行动，他们的最高目标是“二流堂”堂员的花名册，以便一网打尽。甚至希望抄出电台，与国民党沟通的秘密电台、密码等，以便为党建立下一奇功。
他们翻到一份放大的北京黑白地图，一份地下建筑图纸，大喜。
一位女大学生问我：“你是叛徒，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我怅然回答。
“听说你在抗日时期有一个运输车队，我们党都不允许私人有汽车，国民党就能允许你有个车队，你和他们究竟有何勾结？有革命同志搭乘过你的车，说你是假运输为名搞反革命活动。”
“…………”
真是天真好笑、活泼讨厌的孩子。
我当时不敢笑，但也不知如何回答。
有人说，青年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也可以画最丑恶的形状。
是谁，在这些白纸上乱涂鸦，涂得四不像。
然而，在抄家的手法和动作上，肯定有老手的培训，也可能是当年抄胡风集团的老行尊。
但当他们抄到一张放大数倍的北京地图和一卷宋之的墓地的图纸时，便欣喜若狂，则暴露了他们的极端无知。
八一电影制片厂原来选了颐和园西一块地，因北京市另有需要，要求调换，便给了我一份大地图，以便量地；宋之的墓地图纸，解放初期，对死人都较优待，给你好地，如陈波儿，不仅给两穴地，且全用大理石建筑。但到“文革”时，不少墓穴都被翻得七零八落，宋墓铜像大概也被撬去做纪念章了。
虽说抄家的主要目标没有达到，但“收获”也还是不少。
七八个人，每个人带来的大包小包都装满了。
妻子一直盯住一位拿走她一对金戒指和银行存折的姑娘。
一位小青年拿着一副裸体女人的新扑克牌，左右晃动着：“这东西你也玩。”然后，放进口袋。
他们走后，据邻居说，外面放风的有十余人之多，一直排到胡同口。
我想起在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班的时候，孙师毅曾提示我注意“二流堂”会被翻出算旧账，我却因为几次大运动都没有动到我，心想大概这问题总是过去了吧。有人认为“反右”时冥冥中一定有人暗中在保我，但决不是夏衍，因为那时他也岌岌自危，自顾且不暇。
此刻，我回想孙师毅的话是叫我把有一些东西该销毁的销毁，该串连的串连。然而，我当时却失去了警惕性。
一九六三年，潘汉年的所谓“反革命大案”查明以后（一九五五年潘案在党报上也是通栏大标题，但所占的篇幅只得一半），被假释住在南郊某农场的小别墅。他每周日进城，便来我家，公安部负责人告诉他再等候批示。
到一九六六年“文革”起，潘又被关押入狱，潘妻董慧匆匆来告诉我和孙师毅，我便纷纷奔告在我家曾与潘会见的诸友，我一个个问：“你们在我家没有见过潘吧？你们看见潘在座就走了吧？你们不认识潘吧？”
然而，这回我却麻痹大意，失去警惕，事先没有和几个有关的人交谈一下，也就是革命造反派所谓的订立攻守同盟，外调人员当然不止找我一个人写材料，如今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自相矛盾，岂不是自找苦吃。
虽说攻守同盟被发觉罪加一等，你如果自己不说，谁知道你跟谁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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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牛棚”
“牛棚”一入深似海，从此失却逍遥身。这“牛棚”真好气势，绿油油的琉璃瓦，光滑滑的水磨大灰砖。纵然是夹在两座高楼之间，也不失其雄伟。
若把它与皇宫相比，也不过是黄瓦红墙与绿瓦灰墙之异而已。
进入庙堂，好不庄严肃穆，一派祥瑞之气。如今用来禁闭黑帮，正是替天行道。
我是过了几天太平日子，便不知天高地厚。竟和“革命小将”顶撞起来，关进“牛棚”，岂不活该！
管理这“牛棚”的负责人，是歪脖司令，他对我表示恰如其分的关切，颇为照顾。
司令每天要督促黑帮们写各种材料：自我坦白与对人检举，以便了解大势。每天晚上交卷。对我则要求写从三十年代至现在的电影界人物的情况，我说：“尽我的记忆，写一本人物辞典吧。”
他显出非常高兴。
于是我买了一本很漂亮的硬皮练习簿，按姓氏笔画编起来，我编得很慢，因为要慢慢地想。
我也不像别人要每天上交。居然活得逍遥自在。
七次抄家
抄家一共是七次，其中有一次是我老婆单位来抄家。抄家的人声明与我无关，我也总得奉陪。也是这个单位，又来抄我儿子的家，我又得奉陪。
事因他们在抄家中发现一本《修改党章的报告》，我儿子在上面将原来的名字删去了，十一岁的孩子，就已经红得吓人，他认为修改党章，除了毛主席，谁有资格修改，他就学主席的签名式写上：毛泽东。
而那个单位既属于空军的建制，又是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政治部，他们嗅出有小反革命的气味，因此只好再辛苦一遭。
其他还有几起，收获就不大了。
这几起抄家比第一次有所不同的是，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本来嘛，这是革命行动，怕什么？那些青年究竟是初出茅庐，实在天真得可爱。他们把裸女扑克牌抄去之后，也只有夜里关了门才敢拿出来打。
那几天，大概抄家的革命行动很普遍，我在厕所内听到夏衍的家也被抄了，边谈边得意地哈哈大笑，为的是，他们在抄家中发现夏太太坐在睡床边沿，抄家的人士看到她似忐忑不安，叫她离开，她嚷道： “那是我的东西呀！”原来是两根金条。其他被他们抄去的如古书画、邮票等等均甚为丰富。
对我的第七次抄家领头的是“歪脖司令”。
在“文革”那个伟大的时代：朱总司令早已有名无实，彭总则已打倒，在等待最后收拾他的老命。其他的司令不是被打倒了，便是夺了权，只存虚名。现在当权的是蒯大富司令，一声号令，千军万马便立即出发。各地新人辈出，文化部造反派又有陈女司令，“牛棚”这时候，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统治这“牛棚”的最高领导则是一位歪脖司令 （对不起，我至今仍不知他姓甚名啥）。
歪脖辖下有六七名正副部长，其他司、局、处长数十位。齐燕铭，因为他原是国务院秘书长，被押回去了。夏衍、肖望东、颜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