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廖沫沙夫人陈海云给我看一张刊载江青谈“二流堂”问题的小报，我用力将它往地下一扔，可以说明当时心情的烦躁。
这个时候，江青也重操旧业，粉墨登场加紧演出篡党夺权的闹剧。但终因不得人心，最后不了了之。
突然间，天翻地覆。“二流堂”也解放了。
学习班变成对“四人帮”的揭批斗。
“二流堂”晚会
“四人帮”垮台之后，人们都沉浸在为第二次解放而喜悦、欢腾中。在庆祝大游行的三四天后，我在王府井北梅竹家里举行了一次被称为重庆“二流堂”舞会之后的第二次盛大“晚会”，原来只通知十多人，可是有串连来的；有路上遇见同来的；也有闻风而来的；潘际炯夫妇到来时，已是第三十六七位了。
原来是一张圆台加一张小方台，随着来人的增加，大写字台、小写字台、樟木箱、沙发前面的小长桌，高高低低，就像丘陵地带，全部弯弯曲曲形成一个“弓”字，一边从客厅延伸到卧室，一边顶到浴室门口。
谢添和赵丹来得较迟，一坐下，抓起就吃，忽然感到不是味道，才知道已是残渣。
其实这种聚会也只是热闹，只因我住在王府井，近水楼台，多买到一些罐头、食品、酒，以及碗、碟之类，加上京郊农场一位朋友送来一袋花生。赵一进门就检查我的酒柜，挤挤眼，表示满意，于是一次热热闹闹的晚会便圆满告成了。
如今，在这冷落的海角，回忆当年，此日正是阿丹远去第十一周年。
怅何如之。
前几年，有人在一次大会上力竭声嘶痛斥赵丹忘本。
上苍给予他以天分，他自己历半世纪艰苦的努力，使他的艺术生命发出闪烁的光辉。
谁给了他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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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邂逅
广州解放了，从香港到广州，原来只有三四小时的火车程，但这一次我却走了三天，从九龙到罗湖，过深圳，经宝安搭大木船到广州，整整走了三天。
一到广州，便邂逅宋之的，全副戎装，他是随四野南下进入广州的。
我在香港买了一架手提摄影机，饶彰风（广东解放后任省委统战部长，这是一位我敬重的人士，“文革”中被整死，前些年我在广州遇见他的女儿，我强忍泪水与她交谈，我怕引起她惨痛的回忆。）嘱我编制一批宣传幻灯片，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带广州交电影院放映，我则带了两个摄影师及器材拍摄《解放广州之战》纪录片。
我和两位摄影师、一位助手被安排住在长堤爱群大厦，在《解放广州之战》摄成后，一位被我派随解放海南岛大军出发。另一位一怒也离我而去，他说他要去福建参加《解放台湾》的拍摄（后来八一厂成立后，都被我邀回来）。
宋之的被安排在第一层楼，堂友相逢，倍感亲切，我们几乎每天都买一包烧鹅、叉烧等，喝上二两酒，畅谈今后理想。
老宋在重庆“二流堂”时，已经知道我在迷幻灯，还有一个蔡楚生在煽风点火。他劝我到北京，军委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下面将设一个电影科，希望我去当科长，他是文艺处处长，部长是陈沂。我认为在当时我们的农村是穷困的，用幻灯可以做文化娱乐的工具，又可以宣传科学种田，普及科学知识。
宋之的终于说服了我，他说 ：“现在农村都在搞土改，基层机构未建立，谁来替你搞幻灯。目前部队全军只有三部半电影放映机，幻灯机却是不少，你大可利用它，用你的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战术，搞上三几年，那时农村土改完成，机构也建立了。我保证替你转换工作。”
老宋走了之后，我搬到华南文学艺术联合会楼上住，成为华南文联的成员，一会儿通知我是文联的筹备委员，一会儿又是戏剧界协会筹委。章泯也搬来了，他鼓动我不要去北京，在广州创立珠江电影制片厂，把香港南群影片公司的资本、器材搬进来（南群的资本是马万祺、潘汉年的亲戚和我哥哥的投资）。欧阳山因为在他的麾下又多了个好玩的机构，他当然赞成。
我每天在广州市包括赤岗中山大学附近芳村转，最后找到了一座只剩一个空壳的图书馆，章泯又和我去研究除图书馆作为摄影棚之外，其他的附属建筑等等，我把修建“二流堂”的兴趣又鼓起来了。
欧阳山在获得上级的批准之后，珠江厂筹委会成立，我便开始改建那座图书馆为影棚。
珠江电影厂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章泯和我都被委为筹备委员。不久，我又被通知：我已被选为广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发给我一些文件、入场证等等，通知我前往开会。
我去参加了几次，听了朱光的报告，然后是一些小组会，有些小组会上的发言又写在纸上到大会上再念一次。念得人老吃螺蛳，疙疙瘩瘩，直想打瞌睡，但被邻座捅醒，忘了是华嘉还是哪一位。还有一次是叫我在印好人名的纸上画圈圈。
几天的会议开得人有点浑浑噩噩。有时我只好借故溜出来，实际上图书馆那边正在大兴土木，我对那事又特别有兴趣，所以总是往那地方溜。到后来，我索性不去开会了。
有一回，我问朱光，作报告为什么几句话老翻来覆去地讲？他说：“在农村做工作，你不翻来覆去多讲几遍，农民左边耳进，右边耳就出去了。”但他自己从农村进入大都市，他的脑子却还没有拨正，时差已若干年，他还是在翻老皇历。我没有告诉他：他在不断重复时，我在捉摸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翻来覆去炒个不停，却把他所说的是什么话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不多久，中央的调令如山倒，我只好起程，章泯也只好去北京当电影学院院长去了。后来，他在“文革”时遇到江青，江问他：“认识我吗？”答：“不认识。”可能因为答题正确，“文革”时只在学院扫厕所。
那时苏联派了一大队摄影等工作人员来华拍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两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军管会文艺处要我参加接待，协助他们解决在工作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说明 ：上面交代，凡是苏联同志提出的，都尽一切办法使他们满意。好在中央也有摄影队同来，在沟通上当可更为便利。
苏联摄影队的时间很紧迫，好在军管会有一批青年积极分子，他们提出要后天在二沙头的小河中布置欢迎解放军，庆祝解放的水上游行，我们答：“行！”明天在某一火车经过的地点要有一株大树，略为倾斜，那是为画面的优美，亦答：“行！”他们要求在香港买一些表、笔、照相机等，也基本上答应，但要研究怎样办。
第一项，人多好办事。
第二项，我带了四名解放军和几个工人，一辆军车，斧头、钳子等，搬了一棵树在地下一栽，解决了。
第三项，请示了，由叶剑英批一万元，徐肖冰和我等三人前往采购，一切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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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小记
在我们参观徐水返回遵化，路经北京时，听到内部在传毛主席曾经笑眯着眼说：“我们将要比苏联先走进共产主义了。”
那些时，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到处都在大跃进，一片丰收景象；忧的是收下来的粮食，仓库来不及建成，如果来一场大雨，怎么办！（果然，后来不知怎的竟把粮食冲得荡然无存。）
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 这是一个“敢想敢说敢干”的时代！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甘肃的领导人喊出豪迈的口号：“为了大跃进，宁可少活二十年。” 有人说：“这是好大喜功。”伟大领袖马上挺身保护：“这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
一锤定音。“跃进片”（劣片别称）几天生产一部；“超英赶美”刮破脸的“保安”剃刀号称全世界首创；一本俄文《科学》的书踩在脚下。
据估计，全国人民共产主义思想空前高涨。
真正共产化的无人管理小卖部在各大机关诞生。
文化部的小卖部，彩旗飞扬，购者踊跃，夜里盘点，货架如洗，银箱空空。
我们回到村子，向农民叙述我们所见的奇景——那是勇敢密植的结果，但老农用冷笑回敬我们。他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没有稻的田？ 那些稻哪里去了，几亩地的稻拔出来插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办得到的，只是将来拿什么来吃？ ”
我突然想起×省有一年为了迎接某领导访问该省，一夜间将其经过的大路两旁栽上参天的大树的故事。
但是，乡党委书记是不能听这类故事的，他要听县的指挥，县要听更上的，他不能不“跃进”。“以粮为纲”，除了粮以外，都不是“纲 ”；有一夜，半夜三点，我们被敲钟催醒下地割豆，因为那里第二天就要翻地。村口有一大片已熟的绿豆，来不及收割，十几个人排成一行，用一会儿工夫就把地翻了，我用力抢拔了绿豆，一直到他们翻完了，抱回家剥开来，只得两碗。
乡政府门前的大院，三天两头召开大会，不是宣布某人成为党员，就是开除某人出党，这是考验每一个党员的时刻。
在乡书记的推动下，文化部下放的准右派们，也搞了一块“模范田”，在四分土地上，种下了二百斤麦种，上了三万斤粪肥。这地区过去一亩地的收成也只三四百斤麦子。
县里为了促进本县的发展，希望我们这些人能够提供各方面的支援。于是，会画画的、会演戏的、会搞机器的，都被分派出去了，我答应采购一台五千瓦的发电机，因为我知道我曾经替一家电影厂购买的一台发电机，现在搁置没用。这事他们特别感兴趣，我便因公返回北京。
回到家里，妻看着我，惊慌万状，她抱起女儿：“小妹，你看这是你爸吗？”说着，号啕大哭，女儿也哭了。
我几乎难得照镜子，到浴室一照，我也愕然，怎么就变成这皮包骨的长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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