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筋扳牢，将孔家店的儒家思想经营成国家的“*”，儒家经典成为人手一册的“红本本”，以洗全国文人士子的脑袋，甚至是平民百姓的脑袋。
我甚至认为：先秦的“百家争鸣”并不是终结于秦皇朝，而是终止于汉武朝。汉初在野鸡皇后的儿子汉惠帝时发布“《定国是诏》”废除了秦时的《挟书律》，进一步促进了诸子学说的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转世重生，都比较活跃。而且更喜人的局面是，汉初国家所采用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建立“德治”与“法治”相谐的“和谐社会”，将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与刑名之术的“法家学说”相中和，达到天下大治。可是，猪猪同志登基称制后，就没有“百家争鸣”的气象了，竟是儒家一枝独秀，“一鸡独鸣”，在文化的舞台上唱独脚戏。
猪猪同志后的历朝历代，文人士子的“文化生活”就是作注读解，重读经典，社会角色就像时下于丹、易中天之流，蹿跳得很厉害，弄个什么心得，什么重读。这些泛泛之辈拾人牙喙却沾沾自喜，以为深得孔孟衣钵。顿时，儒家学说就演变成奴才之说。而正是从猪猪同志开始，孔孟二圣成为精神领袖，而皇帝们则俨然以儒家教主自居，忠不忠于教主是忠臣与奸臣的标准，俨然一副“教主洪福齐天，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架式！
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儒家学说的胜利，不如说是沉沦。从此儒学被皇帝们“敬”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头脑里只有一根筋了，纷纷献了身体捐了脑袋，做了皇帝的奴才。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再是开放性的了，而是紧缩型的了，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很少出现思想大家。
对于我的“汉武朝以降，百家争鸣只剩孔家店独家经营”这样的观点，有人会站出来反对，说儒、道、释三家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我来打个比方，“儒”、“道”、“释”虽是玩物，但身份不同。“儒”是教主大人的正妻，时刻在摆在场面上的，而“道”和“释”则更没有地位，只不过是教主们的小妾罢了，用得着的时候借身体用用，用不着的时候打入冷宫。中国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宋代以后，“儒”的势力更是强大了，也将“道”和“释”纳为小妾，与教主大人共同开发她们的“贱躯”。道家追求的是成仙，“仙”望形生义，是“山人”组合，山人自然是不管朝廷这破事，只想乘鹤羽化，所以政界失意的文人，几经碰壁会选择做“山人”的；而佛家追求的是遁入空门，“佛”望形生义，是“弗人”组合，绝情禁欲根本不想做人，属于出世之流，所以政界失意而又情场失落的文人会选择做“弗人”的。经过这一番比对说明，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要道家、佛家跟儒家相提并论，实在是太“唯心主义”了！试问哪朝哪代，列班于朝堂之上的是清一色的道士和佛徒？
自汉武朝后，知识分子在儒家的旗帜下一路高歌，到了唐朝，新时代的“明君帝范”唐太宗李世民大笑：“天下英雄尽入我彀”。看来皇帝做教主，都做得心里舒坦着。
从儒家学说自身的发展而言，形成于先秦的儒学系统，尚处于初级阶段，尚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行体系的完善，形成完美的教规、教条。所以中国文化在汉武朝之后，元代之前，依然是昂首前进，继续发扬光大的。
三、朱元璋与“八股取士”
盛极必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明朝，也算是气数将尽，差不多已是尸居余气了。
衰于明朝，当然与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这位明教教主起身于草根，曾处于社会最下层，在地主家放过牛，在寺庙里挂过单，在流浪中讨过饭，在落草时打过劫，吃了不少苦头，可谓仇大苦深。草根教主原名叫朱重八，元末时期风云际会，时势造英雄，他投奔造反派郭子兴，做了根红苗正的“红卫兵”后，便改名朱元璋。这名可改得非常“又红又专”：“朱”同“诛”，“元”当然是万恶旧社会“大元朝”，而“璋”是一种尖锐的玉器，合起来就是“诛灭元朝的利器”。
草根教主果然是诛元利器，一刀一枪不仅做了元朝的掘墓人，而且“喀嚓”掉了张士诚、陈友谅等红卫兵“战友”，拼出个堂堂正正的大明江山，并开始了他“刚猛治国”的明教教主生涯。
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观点来分析，革命成功的草根教主“爱憎分明不忘本”，他是代表着草根阶层的利益，而文人士子代表着精英阶层的利益。所以，草根大王对文人士子从娘胎里就带着苦大仇深的阶级仇恨。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这样的：“士”不管怎么样，即使是万恶的旧社会元朝提出倒行逆施的“九儒十丐”等级观念，但是“士”这阶层无论怎么贬抑，却始终是官僚的后备队伍，而且“有钱有闲”才可以读书，才有资格做文人士子。而草根们呢，草根却永远是草根，要么给阶级敌人做牛做马，服侍地主的牛群；要么给洪七公帮主做徒子徒孙，沦为丐帮成员；要么抡起两板斧头闹革命，上梁山去替天行道。纯种草根要想翻身成主人，千古而下，仅是朱元璋一人。
正因为这种阶级仇恨严重的影响了草根大王的思维。一旦他手握生杀予夺的权力后，阶级仇恨的种子就像酵母一样发酵膨胀，便酿成了他对官员、富户、对文人士子的猜忌和仇视。于是，教主大人磨刀霍霍向文人士子了：
首先，这位明教教主发明了“八股取士”。草根大王当上了这个斯文国度的教主，就给自鸣清高的文人士子们打制了一双小鞋——“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我们这位明教教主改革科举制度，是狠狠的“与时俱进”一把，可谓是摧残文化的点睛之笔。客观而言隋唐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华文化史的一项进步发明，唐宋以来是重考经书背诵理解和诗赋、时务策的写作，对文学水平和治国治民的见解要求较高；而明教教主起身于草根，知识有限，读不懂文人士子“柳暗花明又一村”式“卷舌舌、绕肠肠、摇头头”的文章，所以要简化考试程式，采取“八股取士”。
这个怎么样的“行政作为”，可以打个比方说明：为贯彻落实明教教主的“科学发展观”，国家教委对孔家店进行严查，开展专项整治。最后，规定了经营范围：朱熹的《四书集注》；规定了经营程式：八段式，依格式填写。
这种取士的制度只许鹦鹉学舌，禁锢掉自己的思想，闭眼去追思古人的话。其结果自然是培养一批奴才，只会大喊：“教主英明神武，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不过，文人士子仰教主之鼻息已久，为了能站在朝堂之上，即使再小的鞋也穿得合脚，而且还能翩翩起舞。所以，明朝的文人士子乐此不疲的做起“书呆子”来，依然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子。
再次，明教教主创造了体罚教徒的“文字狱”。明教教主喜欢玩“躲猫猫”的游戏，体罚一下教徒，耍耍淫威，动动屠刀。他或望文生义，或因文义而引伸，对一些字词，尤其是涉及到他的不光彩的过去的字像“僧”、“光”、“贼”等，从意义或形声上加以曲解，构成对作者的诛杀之罪。只要是上述字的同音字，都认为是通假字，居心叵测罪不容诛。
所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合该文人士子倒霉，谁叫你们做了奴才还要急着献媚，结果脑袋纷纷与身体说“拜拜”：
浙江教育厅厅长林元亮为海门卫长官作《谢增俸表》，内有“作则垂宪”（“则”与“贼”音近而附会，下附同）之句，结果被教主大人革掉了反动的脑袋。
杭州教育局局长徐一夔说“为世作则”，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结果脑袋被教主大人当葱拔了去；
北平教育局局长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之句，结果脑袋轻轻的挥别了身体，留下一滩淡淡的血迹；
桂林教育局局长蒋质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贺表》，内有“建中作则”，结果请来了一家叫“搬脑袋”的搬家公司；
常州教育局局长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生”附会为“僧”），结果脑袋造起身体的反，落下一个碗大的血疤；
沣州教育局局长孟清为本州作《贺冬节表》，内有“圣德作则”（“则”附会为“贼”，“圣”附会为“僧”），结果脑袋和身体竟然玩起拔河比赛；
陈州教育局副局长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寿”与“兽”音近，“域”疑被误读为“或”，与“祸”音近），其实是说“人人得尽天年的太平盛世，皇帝千秋万代”，结果教主大人没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不耻下问，上门来借周局长的脑袋用用；
更离奇的是，说“体乾法坤”中的“法坤”是暗示“发髡”，秃子就是和尚，用心阴毒，是污蔑教主大人在寺庙里挂过单，杀！说“拜望青门”就是站在和尚庙门口发呆，杀！“遥瞻帝扉（非）”不是恭敬地瞻仰皇宫大门，而是看热闹，八卦皇帝的是非，杀！“天下有道”就是“天下有盗”，杀！杀！杀！
……
最可怜的莫过于大才子高启，无非是给苏州知府魏观写个上梁文，讨杯薄酒喝喝，一不小心写下“龙蹯虎踞”四个字，成为现行反革命，结果被教主大人腰斩弃市。腰斩本就是拦腰砍断，卸成二块罢了，而教主大人哪肯让反革命分子这么好死，下道圣旨要求将高启同学卸成八块。有野史说，卸成八块的高启竟一时死不了，手醮自己的鲜血，连写三个“惨”字。的确很惨。其他辅佐过教主大人的刘基、宋廉等柱国能臣，也是文人士子出身，也惶惶不得终日，难以善终。
刚猛治国的元璋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