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死牢，险些人头落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赵宋皇帝神宗一死哲宗立，*倒台，旧党重来，苏轼又自求外放，又回到阔别十六年的杭州任太守，后又被朝廷召回，却因政见不同，又被流放。谁知新旧两党搞起“拉锯战”，*卷土重来，又是一顿政治暴打，贬到广东惠州去了，接着又是海南岛，真是贬到天涯海角。后来诗画皇帝徽宗即位，才召回开封，结果死在归途之中。
陆游，陆放翁，属于多产型文学才子，才子中里中最有血气的一位，一生都想图报国，而立之年考进士，明明是状元及第，用俗话说就是陆大才子揪住了海*，结果竟输给了秦埙。典型的背影输给了背景的案例：陆游身后有的是背影，黑乎乎一片，充其量是江南才子罢了；而秦埙身后有的是背景，风光无限，当朝宰相秦桧的孙子。鳌头占不上手，占龟背就难！陆才子就这样给秦桧这个从头烂到脚的坏货儿给废黜了。后来时来运转，皇帝算是施舍他个进士出身。他的仕途是一塌糊涂，一生不肯屈服于主和派，但是无论他依靠主战派的任何一方，结果也都不大好，都是失败、被贬、被耻笑，弄得青鼻灰脸，只得自谑为“放翁”，直到乘鹤西去见孔大圣人时还想着“但悲不见九州同”，令一咏三叹，真是空负一腔报国热情。
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文人地位沦落了，元、清是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大一统”，文化心理上自卑自然会对代表先进文化的群体——读书人异常刻薄。而朱元璋是草根皇帝，属于苦大仇深，翻身做了主人，自然也会对有心理优势才子发动一场场血腥“征服战”。所以，这个时期的才子们过得最压抑。）
关汉卿，“杂剧班头”，“生而倜傥，博学能文，多才多艺，滑稽多智，蕴籍*，为一时之冠”，如此出众人物竟混迹于行院勾栏，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自嘲。一生与官场绝缘，只是大元朝太医院一个普通医生而已，可谓弃医从文的鲁迅的革命先驱。虽然没有“学而优则仕”，却成为“元曲”的带头大哥，开辟中国文化新领域。
王冕，元末通儒，幼时家贫，放过牛，属于贫寒士子，屡次应试不第后，将举业文章付之一炬。他奇装异服，有“狂士”风度，堪为杨二疯婆祖宗十八代，经常头戴高帽，身披绿蓑衣，足穿木齿屐，手提木制剑，引吭高歌，往返于市中。或者骑黄牛，持《汉书》诵读。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作府吏，冕宣称：“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奈何朝夕抱案立于庭下，以供奴役之使！”有关汉卿种子色彩，后朱元璋带兵逼他出山，他不从，一代通儒竟莫名奇妙的作古了。
高启，明初大才子，“吴中四杰”带头大哥，无非是给苏州知府魏观写个上梁文，讨杯薄酒喝喝，一不小心写下“龙蹯虎踞”四个字，成为现行反革命，结果腰斩弃市。腰斩本就是拦腰砍断，卸成二块罢了，而草根皇帝朱元璋哪肯让反革命分子这么好死，下道圣旨要求将高启同学卸成八块。有野史说，卸成八块的高启竟一时死不了，手醮自己的鲜血，连写三个“惨”字。的确很惨。
徐文长，中国式梵高，生时寂寞，死后并为后人顶礼膜拜。他一生遭遇可惟“落魄人间”，出众之才却八次乡试名落孙山。入幕胡宗宪，参加东南沿海抗倭斗争，屡出奇计，搏得“东南第一幕僚”，后严嵩当权，胡宗宪被捕，他深受刺激，一度发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杀，竟然先后九次自杀。后又因疑继室张氏不贞，居然杀之，因此入狱七、八年，获释后，抛开仕途，杜门谢客，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的境遇中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
李贽，少有的思想者，12岁开始作文，26岁中举人，30岁至45岁为官，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一个思想叛逆者，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收捕，并焚毁他的著作。李贽入狱后，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于是请一位剃头师傅为他剃头，其间乘人不备夺过剃刀自杀身亡。
金圣叹，学生运动领袖，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应科试，名列第一，却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评注不少古典，世称“奇才”。金圣叹因为民喊冤，写下《哭庙文》，骂吴县县令任维初和浙江巡抚朱治国“鼠窝狗盗，偷卖公粮”，带着学生到孔庙痛哭三日，终被处于身首异处之极刑。人头落地时，竟从他耳朵里滚出两个字：“好”！“痛”！
曹雪芹，明清小说的带头大哥，出身于“百年望族”，曾祖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一职，达六十年之久。后曹父因事受株连，被革职抄家。从此，家道中落，深受颠沛流离之苦，饱尝人间艰辛。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竟已举家食粥，靠卖画和朋友救济而生，期间奋笔疾书《红楼梦》，乾隆二十七年，因幼子患天花无钱医治而夭亡，他悲不自胜，积忧成疾，于同年除夕怅然辞世。
郑板桥，“扬州八怪”的带头大哥，“八怪”们对当时盛行于官场的卑污、奸恶、趋炎附势、奉承等作风深恶痛绝。他们以“鲁连”、“介之推”为楷模，至死不愿做官。郑板桥做了官，文采盖世，做官哲学是“吃亏是福”、“难得糊涂”，并煞有介事地再加上个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入糊涂更难”。一生只不过是个七品小官。看来，才子们最多只能做个县官。
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来到中国。“新文化运动”在中华文化史上被称为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中华民族文化的爆发。产生了不少民国才子，如鲁迅、胡适、徐志摩、郁达夫等等。鲁迅标新立异，虽是革命一生，但也能粉丝拥趸，稿费拿拿，无限风光，在国民党统治下能得以善终；胡适教书育人，学而优则仕，做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若干职务，也算人尽其用；而徐志摩也算死得其所，这位*才子为养花，四处奔波，死于空难，成就一段*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发生后，才子们消失了，郭沫若做了应屁虫，他文品一般水准，人品不可恭维，不过投机尚可，竟成为“才子们”的领袖！另外的茅盾也不过如此，作品影响度不及张恨水、张爱玲不说，就其政治面貌也更是戏剧性：入党，退党，要求再入党，如此反复。其他的，如老舍、傅雷、陈寅恪，死得好惨；就不说了，以免伤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也谈知识分子
文/龙之鸣（老虫） QQ：5885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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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历来是时代的精神，社会的良心，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以天下为己任”，替天行道，为民请命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精神、民本思想。他们在两千年多年君主专制社会演进过程中，发挥了知识阶层的独特的积极的社会功用。这一传统一直传递给他们后来者——新型的近代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也就有了新的诠释。知识：知，知是非；识，识大体。“知是非”就要不仅使自己更重要的是使整个民族摆脱蒙昧状态，走向开化，这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要求；而“识大体”就是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能够顾全大局，为一个民族奔走呼号，或者在民族发展时期恢复一个时代的良心。也就是说，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就是知是非识大体、能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而努力的人。“知识分子”如果按照西方学者一般理解，就是除了受过相当程度教育并且献身于专业工作外，还必须具备超越个人及其所属团体的私利之上，深切关心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利益的品格。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历史都证明，这个解释是符合这个阶层的特色的。如果知识分子一味沉浸于书斋，沉味于字句，作文以自娱，避开社会洪流，那么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只能说是一群目光短浅逃避现实的酸腐的学者。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降，知识分子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社会意识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救国强国富国的主张。他们有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等。这些人提出的救亡图存求强的道路，虽然值得商榷的，但是他是在为整个民族在摸索，已经是大知大识了，已经体现了新型知识分子的功用了。
时值当下，中华民族复兴的呼声日盛，中华民族复兴已经成为许多炎黄子孙的心愿。中华民族复兴之梦，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多世纪了。
文化的复兴是一个民族复兴至关重要的一步。一个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文化，因此一个民族的复兴，就是一种文化的复兴。而这种文化的式微或者丧失便是一个民族衰弱与灭亡的征兆。就此而言，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关键，也是第一步。因为从现实意义来看，他们是一个时代导夫先路的“引路人”。
西方有许多民族的复兴是在文化复兴的基础上实现的。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出现了但丁、彼特拉克等“哥伦布”的开天辟地式人物），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出现歌德、席勒等世界文化名人），俄罗斯民族的复兴（出现了普希金、果戈理等文化先驱）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在文化上要做到继往开来：首先，必须使以前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合理地复活，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鲜明起来，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有永久的生命力。其次，我们必须开拓，汲取他国文化的精髓，给身文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