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由于国家治乱在于各级大小官员，因而任用官吏不应该凭关系亲疏，只能看他有无才能；爵禄不封给道德败坏的，只封给有道德有才能的人。施政要考虑好才行动，行动要抓住时机。有好人好事不鼓励，就会丧失好人好事；有恃才骄傲的不纠正，就不能把事办成功。只有每件事都做好准备，有准备才没有祸患。
这里论述的是古代任用官吏和施政的一些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都没有被彻底实行过，但是它们在我国的思想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的“有备无患”，也长期被后人用来勉励办事要做好准备，以避免灾祸。
毛泽东使用“有备无患”，意在指出：要想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必须事先做好准备，才能防患于未然，稳操革命胜券。有备无患，不打无把握之仗，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尚书》中的“一心一德”、“任人唯贤”、“独夫”、“兢兢业业”等句典。
“一心一德”出于《尚书·泰誓中》：“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商朝君主纣王暴虐无道，周国的首领周武王带兵伐纣。武王在向商朝都城进攻之前，在孟津举行了誓师动员会。武王对全军宣布了商纣王的罪状，分析了商军必败，周军必胜的道理，他在誓词中号召大家要“一心一德，在战斗中立大功，打倒商纣王，永保天下太平”。“一心一德”是说大家一条心，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27）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②
毛泽东在这里用“一心一德”说明，共产党人斗争目标相同，思想行动一致，要进行坚决的抗战。
“任人唯贤”一语出于《尚书·咸有一德》：“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意思是任用官员只看他的品德和才能如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成语：
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现在的任人唯贤，“贤”的意思是指：“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毛泽东语）
“独夫”见于《尚书·泰誓下》：“独夫受（即商纣），洪惟作威，乃汝世仇。”
“独夫”又谓“一夫”，《孟子·梁惠王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后用以称众叛亲离的统治者。
毛泽东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中说：
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③
毛泽东用“独夫”一词，说明蒋介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发动*内战，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孤家寡人。
“兢兢业业”见于《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万几”，即“万机”，指纷繁的政务。这句话的大意是：小心谨慎地去处理每天的大量日常政务。“兢兢业业”比喻小心谨慎，一丝不苟。
毛泽东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指出：
我们相信，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但是要兢兢业业，大家努力。④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借用此语，要求与会代表以一丝不苟的高度负责精神，把会议开好。
毛泽东谈《中庸》中的思想
1914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目的明确，认真刻苦，而且勤于钻研治学读书的方法。经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治学方法，使其治学过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反映在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
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毛泽东对其治学方法进行了许多精彩的表述。尤其是他对治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如“学”与“问”、“自学”与“共学”、“博”与“约”、“通”与“专”、“精”与“粗”等关系的体认和阐述，更显其独特之处。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就为学之“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列，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①
这封信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谈及《中庸》的最早文字。实际上毛泽东早在私塾时期就已精读了《中庸》，因为《中庸》为四书之一，是当时私塾的“必修课”。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28）
《中庸》是儒家经典着作之一。它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经宋儒朱熹选注而成为一部独立的着作。《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但其中的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带有秦汉统一中国后的色彩。故而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此篇当为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认为，作为道德修养境界的“诚”是天赋予人的，努力追求“诚”是人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便成为修养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博学深思，增广知识，提高素养，以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
《中庸》所倡言的这一修身治学之道，对于正在寻求济民救世之真理的毛泽东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因此深受毛泽东的推崇。
由于毛泽东对博学之于心性修养和治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体认和理解，因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精进不已便成为青年时期毛泽东的一个最显着的特点。从国学到西学，从历史典籍到新潮学术，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毛泽东几乎都有所涉猎。正如他与黎锦熙的信中所说：
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易达到深湛。
在治学的过程中坚持博学的方法，不仅体现了青年毛泽东求知的特点，而且贯穿于毛泽东终生的读书生活。后来，无论是兵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以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博览群书一直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也是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中庸》承续孟子一脉，吸取和改造了《老子》“道”的意蕴，从内在心性切入，构建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人性”提升到“天命”的高度，把人与天联结起来，提出人性来源于天命，所以普遍必然地具有先验的善；发扬固有的善的人性就是道；发奋修养以自觉意识到道的存在以及自己时时在行道，就是教，即教育和教化。由此，《中庸》便赋予作为儒学出发点、立足地的“修身”以世界观的形而上基石，使儒家的道德实践得以有本体论的阐说。接着，它又强调了道与人生的关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是说，人生一刻也离不开道，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行道，道与人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中庸》所言之“道”，看上去似乎有些玄奥，但其实是有其具体内容的。《中庸》说：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这里所谓“达道”，即是封建社会中的五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所谓“五伦”。而所谓“达德”，即指封建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品质。就是说，道的内容就是按照伦理准则处理好五种社会伦常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则须具备知、仁、勇三种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
对于《中庸》中宣扬的这些“道”、“德”观，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曾以*主义的立场，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29）
对于《中庸》中的“三达德”，毛泽东曾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批判。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在致张闻天的信中说：
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