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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遇到凤凰上市，他们要找一个人跟投资者打交道和做一些业务发展方向的工作。我当时在北京，打电话打到我们家，跟我说了这个意思，我觉得做这样一份工作也可以，就在回香港的时候见了老板。
以前凤凰上市的时候，我们公司想做这个项目，所以我找了他们的电话，由此建立了联系。当时我去办公室见到了老板，就谈这些事情。我告诉他，如果让我做这个工作也可以，但是做这个工作，跟我原来的工作差异不是特别大，我原来是做投资银行，现在只是转换到了客户这边。因为行有行规，所以如果要我做这个工作，我对薪水各方面的要求会比较高，虽然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在我看来，必须要跟行业里面的水准相符。但是当时我处在的状态是，我确实不太想做跟金融有关的事情了，觉得做了四年多有点累了，疲了，不想碰它了。我记得我当时对老板说，如果有其他更有意思的工作，我可以降低我的标准。那时候资讯台正好要开播，我们老板就说那你就来试试镜吧。我记得老板在安排我做什么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说：“你做记者也不行啊，你连剪辑机都不会用，还是做主持吧。”
那次和老板见面，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当时还送了我一个包，是凤凰之前搞活动做的纪念品，上面印着凤凰的LOGO，是那种斜挎在身上的背包，很好看。我记得老板跟我说，你以后不要总是背PRADA和LV的包了，也背背我们凤凰的包吧。那时候我不是凤凰的人，我最早见到老板的时候并不是他的员工，所以直到现在我对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亲切感，而不是敬畏感。他那天送我的那个包，现在我还留着，他不是像有的企业的老板、CEO，各方面比较严肃，天天很忙碌，他有心情开玩笑，说别再背PRADA和LV了，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他好像对年轻女孩的心理知道得很多，不过现在想来那也不奇怪，凤凰那么多女主持人，他自己还有双胞胎女儿，老板的这种善解人意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呵呵。
后来老板就在办公室里把院长叫进来了，对他说这是曾子墨，让他安排我试镜，我记得院长当时还对我说：“让我们化妆师给你包装包装吧。”于是我就去试了两次镜，然后我就开始到凤凰了。
我觉得化妆品跟毒品一样
记者：到凤凰之前你从来没有做过电视，当时你感觉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与做金融的差别大吗？
曾子墨：挺大的，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难接受的。我刚开始到凤凰的时候，最难受的就是每次化特别浓的妆。现在不做演播室了，做外景，稍微好一点，那时候在演播室妆化得特别难受，刚开始皮肤会过敏。小莉就对我说：“当你的皮肤坏得不能再坏的时候，就不过敏了。”后来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化妆品跟毒品一样。其他的倒也没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心态还行，反正大家都知道我没做过，谁也不会对我有特别高的要求，我也就觉得无所谓。
记者：刚开始做电视主持人的时候遇到过挫折吗？
曾子墨：不算太大的挫折，但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不像现在有经验。像我2003年刚刚第一次做张海的时候就是那样，那时候我还在做《财经点对点》，第一次见张海是因为采访。当时刚刚有传言说他是藏传佛教的大师等等，我就直接问了他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做这个采访，我一定把这个问题留在最后问，而不在采访的中间问。当时我自己脑子里面想好了我这个节目应该怎么做，第一部分谈什么，第二部分谈什么，第三部分谈什么，我就按这个顺序来问了。可是我问到这儿的时候张海就开始回避，我追问，他还回避，我接着再问的时候他就急了，站起来要走了，节目几乎进行不下去。
后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2005年年初，健力宝刚刚出事的时候，我又去采访他，再谈这些问题，他今天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也回避，也打游击战，但是多少会说，不会站起来就走了。我也问他：“为什么两年前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却勇于出来回答了呢？”他也挺神的，说：“因为你们的节目两年前叫《财经点对点》，那是谈财经问题的，现在叫《社会能见度》，我觉得可以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了。”当然，张海今天还是进去了，不管他做的什么事情违法了，但我还是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再遇到类似敏感问题的采访，我会把这样的问题留在最后，并且对他的反应作好各种准备，当年我是没有准备的，因为没有经验。
从《 财经点对点 》到《 社会能见度 》
曾子墨（2）
记者：你在凤凰做过些什么节目？
曾子墨：一开始做的是财经的，一直在做财经，直到2005年彻底一点财经没有做了。刚开始做的是资讯台股市的节目，还有演播室里面的谈话节目，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财经。2003年我做了《财经点对点》，一直做到2005年做《世纪大讲堂》和《社会能见度》，现在主要还是以《社会能见度》为主。
记者：很多人都说凤凰做财经节目没有优势，你怎么看？
曾子墨：我也这么觉得。
因为财经是这样，我们一开始做就想做一个大中华区的概念，香港、台湾、大陆四个股市连在一起做，但是很少有那么多观众同时关注所有的这些股市，所以凤凰财经做大中华的概念其实并不是特别有优势。后来找了一种惟一的优势，就是用海外投资的眼光看国内的股市，但是做这样的节目成本和回报不太成比例，节目本身特别贵，因为老做连线、卫星什么的，所以后来这个节目就停了。后来又做《财经点对点》，当我们想做一些焦点事件、焦点人物、焦点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联系采访人特别难。
当到达一个瓶颈的时候，《财经点对点》开始转型，转到很多政治财经或者是社会财经方面的问题上，做更广阔的领域。从2004年开始，那时候我们尝试做了###，艾滋病，还有四川的肖安林，包括我们去安徽做的矽肺村的调查，就是说那个村子里面很多人去海南矽矿打工，因为粉尘污染得了肺病，那个村子里劳力快死光了，即使没死也是马上病危。艾滋病也做了好几集，做了很多类似这种调查。后来发现其实观众反映也挺好的，就我们自己来说，我自己也觉得特别有兴趣，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因为以前看到的一些专业领域的财经问题和这个事截然不同，它带给我一种特别大的新鲜感，让我了解到中国很多方方面面不同的东西，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看过，也从来没有关注过的东西。因为这些节目你可以走到很多地方，我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说它让我了解到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真正的中国人在怎么生活。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干脆把名字改叫《社会能见度》，关注更广阔的领域，做调查类的节目，而不是只做财经。
记者：像这种调查类的节目现在国内有很多，你觉得你的《社会能见度》和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曾子墨：我觉得我们的视角不一样，我先不说平面媒体，就只说电视媒体，确实国内有很多那种曝光类的节目，但是他们的视角跟我们不一样，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平等的视角，另外带着一些中立，或者是海外的。
记者：这应该是凤凰这个国际媒体的最大特色，同时这也和你本身海外留学的背景有关吧？
曾子墨：是的。我在美国上了四年大学，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会从更国际化、更超脱的角度来看。如果非商业电视台是从国家的媒体的监督的角度来做的话，那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种舆论监督，或者是揭露什么问题，或者是曝光什么问题，这个不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我们想做的，要么是一个社会的调查，以一个调查者的眼光看一些事情，要么就是找一个转型社会当中的特例，虽然是特例，但是一定代表着普遍的现象。我是觉得，我们不想做什么监督，或者纯粹的因为想曝光而曝光。我们想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当今社会存在的典型的事情，或者是典型的现象，它反映了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但是其实怎么解决那也不是我们一个节目所能够承担的东西，对于身边的这些事情，我们愿意把它展现出来给大家看，仅仅是呈现就够了。
我是一个记者，不是主持人
记者：虽然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是你们的节目也难免会触及某些人不愿意被揭露的内容，当你在采访中遭遇阻挠甚至是危险的时候，你害怕吗？
曾子墨：没有，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危险。
记者：当艾滋病村的病人冲上来抓你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危险吗？
曾子墨：哦，那次，我们当时是这样的，我和摄像樊庆生，还有一个志愿者陪着我们，在艾滋病村采访，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当地的一些人就来干涉了，他们带来了一个不明情况的艾滋病人，那个艾滋病人上来就动手了，抓住我们的志愿者，推推搡搡的，想赶我们走。其实这个时候按理来说我应该上去劝阻一下的，因为志愿者都挺不容易。但是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告诉摄像开机拍，但是不能明目张胆地扛着拍，只能假装把机器提在手上拍，所以在电视里播出来的打架的场面就是从很低的角度向上拍的。我觉得我挺对不起我们摄像的，如果当时被人发现了的话，他会受到攻击的，但是当时我好像没想到那么多。拍了两三分钟，我觉得够了，我就上去劝架了。回来剪片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们的编导对我说，我上去劝架的时候，用了一个特别娇滴滴的声音，我说：“大叔您别打了，您休息一下，消消气。”在做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