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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闻集团相遇
记者：地点定下了，以后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吗？
王纪言：在海外做电视很复杂，很难自己包打天下，你把所有人都找到，你把所有的设备都找到，从一张白纸到高楼大厦都包下来，这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或者是需要时间、需要准备，或者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纸上谈兵，这就要求我们在香港筹办电视台首先要找到海外特有的办事情的方式。后来一个最基本的点遇到的实际困难启发了我们：我们准备租一个卫星，我们发现香港卫星播出的平台，或者亚洲区最好的卫星平台，转发器的数量是有限的，这些转发器大部分被中国政府租用，另一部分就被刚刚在亚洲立脚的美国新闻集团租用，这个卫星集团呢，由于占有转发器较多的使用量，他们对新加入的客商有要求，就是新加入的客商如果也是以亚洲地区为主要覆盖区域，就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这样就逼迫我们不得不和拥有转发器投票权的人来交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到新闻集团合作的起始原因，我们就这样接触到了现在的合作伙伴新闻集团。
记者：你们因此想到合作？
王纪言：我们庆幸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带领我们跳出了“常规思维”。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办电视应该自己从头创业，自己找人，自己买设备，自己搭台子等等，这种思维不适用我们这样的情况。长乐总裁带领我们顺势转变思维非常明智，起点没有从原始做起，而是按照国际商业惯例，用股权重组的方法进行高端海外合作。寻找转发器使我们与新闻集团相遇，此时新闻集团的默多克先生恰好也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寻找懂得中国、了解中国的人进行合作，我们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就是双方的一个契机、一种缘分。从1995年春天到1996年3月份，大约经过一年的反复讨论磨合，双方终于走到一起。
在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成了民间人士
记者：离开广院这一决定对您意味着什么？
王纪言：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不是有了“凤凰卫视”我才离开广播学院，1995年春天如果说有“凤凰卫视”，它也只是存在于脑子里的一个萌芽状态的东西。离开广院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校领导，我将不再担任校领导职务，我是一个教授，我的教授职称将不再被教学单位所聘任，离开学校，“教授”失去了它所有的实际意义。告别我所熟悉的教育环境和教育状态，我实际上从一个体制内的干部系列、正在“进步”的干部系列走向民间系列，广电部说我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准备跨世纪，1995年距离跨世纪还有五年，我下决心和这样一些基础说再见，去做一个新事，如果说那时的凤凰卫视是现成的大媒体，还可以说服身边的朋友，但当年一切从零开始，我是去创业，去招兵买马，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个决定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历史选择。
记者：对你的这一选择，周围的人反应怎样？
王纪言：我离开了广院，在我正如日中天的时候成了民间人士。我是财务副校长、好几年的教授，而且才四十多岁，还有我熟悉的教育岗位和学术研究行业，因为这一决定都变成了过去。许多关心我的朋友询问我是不是在胡闹，是不是选择得有一点草率，或者叫轻率。那时长乐总裁的乐天公司在紫金宾馆，也是我们创业的聚集地，是北京崇文门附近一个欧式风格的建筑，很多朋友到里边去看我们做什么，他们询问我：“你做的电视在哪里呢？”我们那时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电视在哪儿呢？我回答他们：“电视在我们的头脑里边，在眼前的演示板上面，在翻阅的纸卷上面。”就在他们疑惑的目光中，我们却一步步将这个“朦胧的想法”用超越常规的思维变成了现实。
创业中的一个故事挺有意思，1995年夏天我已不在学院任职，四川国际电视节仍以专家资格聘我出任纪录片奖评委。评奖期间有一天，组委会把中外评委请到峨嵋山休息，当地的文化人前来题诗作画助兴。此时我的身份中已经没有学院的职务，名片上只写着“王纪言教授”五个字，一位老先生端详了我们的名片少许时间，提笔写下了一首诗：
王纪言（4）
江南草长
群莺乱飞
红雨满岸
风情万种
这四句诗有意思，朦胧之中似乎预见了我正在走向海外办电视的人生路程。我生肖属牛，“江南草长”，属牛的人要下江南。未来的事业有很多人才将聚集，其中当然少不了“俊男美女”，于是身边“群莺乱飞”，这个“乱”字用得好，飞得让人眼花缭乱。九七回归将至，红色的大雨将溢满维多利亚港两岸，1997年香港回归那几天，每日大雨如注，真是应验了预言。最后一句点题，说我的新事业、新生活将“风情万种”，令人欣喜又令人羡慕，在场的仲呈祥先生大叫道：“院长，风情万种呀，给我们一两种好不好？”
起名“凤凰”的时候在场的是老板、崔总和我
记者：“凤凰”这个名字是如何得来的？
王纪言：现在已经很难说了。起名的时候在场的应该是长乐总裁、崔强和我，我们三个人1995年春天到香港考察，在这个过程中决定我们要办的电视台叫“凤凰”。电视台起名可按地域来叫，比如叫长城、黄河，那时候已经有黄河电视台，山西省的，如果再叫长江有点搭着黄河走，好像内地地方电视台，长城和龙的名字也想过，好像都不那么靠谱。我们当时一致觉得不如叫“凤凰”，这个概念好，什么“百鸟朝凤”呀，什么“植桐引凤”呀，什么“凤凰于飞”呀，很美妙，“凤凰”的概念不仅一听是中国的，再一个让人感觉新鲜，于是就决定叫“凤凰卫视”。
与新闻集团最后的签约仪式在香港，我拿出了私藏的1972年的英国高级红酒
王纪言：1996年3月，和新闻集团最后的签约仪式在香港，仪式小范围饮用的那瓶红酒是我提供的，品酒助兴的时候我没有在场，忙着北京方面开台的最后筹备。关于这瓶酒还有一段故事呢。1994年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广播学院任职，我代表学院的亚环影音有限公司，以董事长的身份去英国和皮尔逊集团谈判合作事宜，皮尔逊集团总裁是个建筑商，家里有自己的私人酒窖，藏有很多高级红酒，他送给我一瓶1972年的高级红酒，我知道红酒品相不错，就一直留着。凤凰诞生的第一天，红酒被派上了用场，我很开心。经过一年辛苦的谈判，双方高层在欢声笑语中共同举杯预祝合作愉快。我当时就祈福刚刚诞生的凤凰能有一个和浓郁的酒色一样“红红火火”的前程。
记者：当时凤凰如何招兵买马？
王纪言：我们和新闻集团的合作是股权转换的一种合作，现成的香港卫视中文台整个的架构班子都进入了凤凰。不瞒你说，由于凤凰建立时已经有了完整的框架，我们实际上只带来了几位基本的骨干和几位准备出镜的人。比如主持人方面第一个找的是在体制外的许戈辉，因为我们在体制内很难找到人，凤凰没有影响力，无法吸引人加入；后来从美国回来的陈鲁豫也出现了，她们当时都是属于既有一定的媒体经验，又一身轻，很顺利就加入了凤凰，另外她们英语水平比较高，在香港这地方工作英语用得着。由于香港的居民讲粤语，我们在南方主要找会讲广东话的人，所以窦文涛就冒出来了，窦文涛当时是体制内人士，我们就采取了另外的方法，在一个小屋子里头，向窦文涛描绘凤凰的未来，他被我们说动了心，加盟了凤凰。现在回头看，我们努力创造了媒体业的一个奇迹，我们当初只带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到香港，用“借船出海、借鸡下蛋、借梯上楼”的方式，把我们的理念和创意嫁接到合作股东现有的架构班子及运行经验之上，所以，凤凰成长和成熟很快。
香港即将回归之时，凤凰卫视在两岸三地华人智慧的嫁接点上出现
记者：这种机遇是个人的加入给凤凰带来的，还是时代为凤凰造就的？
王纪言：两方面都有。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这个地方产生着一种蓬勃的思维，被它聚合起的个体都有一种对未来时代的激情，对新世纪的一种打算和设想，在这样一种大时代到来的前夕，我们带领一批人捷足先登。于是事情就成了，并且成的起点很高，不是说在我们前后没有别的媒体出现，但它们没有借到一个势，没有找到这样一种起点，就是在国际媒体业的高点上出新，在东西双方互补性上出现，在两岸三地华人智慧的嫁接点上出现。我们进来的时候，原来的基础叫卫视中文台，它已经有几年的历史，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和品牌。有一些管理经验，有一些香港和台湾的传媒人，还有个别大陆到香港来发展的，比如张铁林。
完整的中国人概念和完整的中国人意识
记者：在凤凰卫视初创期，两岸三地人的磨合很重要吗？
王纪言：是的。当时凤凰的初始构架是已经有了一些人才，已经有了一些经验，这种经验是以香港和西方为主的经验，那么面对华语世界最大的一块地区中国内地，面对这一地区20世纪最后时机的发展需求以及跨世纪的未来设计，非常需要新诞生的凤凰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中国内地的概念和经验的推广。我们引进具有内地媒体从业背景的传媒人士就弥补了这一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