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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圣诞节，蒋介石隐居在台中的日月潭涵碧楼里“持志养气”，谋划复职总统和“复兴*”的大计，时值岁末年终，黄昏时刻，他独自步出涵碧楼，在潭畔徘徊，眺望碧波如镜的潭水，凝眸残阳似血的苍烟落日，胸中自不免涌起一层英雄末路，时不我与的悲怆。在惆怅情绪袭来时，他忽然兴起到日月潭垂钓排遣忧虑的念头。随侍在侧的长子蒋经国当即吩咐侍卫安排钓船，让其父去享受一回“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雅趣。
孤舟在潭中随波轻荡，钓竿低垂在湖水上面，不经意间，忽觉钓丝蠕动，浮标沉坠，他意识到鱼儿已经上钩，便沉住气，稍等了一会儿，然后用力一拉，眼见那钩丝绷得更紧，浮标急速下沉，他急忙收竿，一条五尺长的大鱼在狠命挣扎中被拖出了水面。国民党当局从大陆逃到台湾，也真度过了一段极其困难的时期。台湾原有人口400万，一下子又压上400万，于是几乎是住没有住的，吃没有吃的。他们就发动人们开荒种地，哪怕门前、路边的一小块儿、一小条儿空地，也要种上粮食、蔬菜，一年可收四季，或是养上鸡鸭……
蒋介石败逃台湾之后，虽然从李宗仁的手中硬抢回来了“总统”的权杖，重新“复位”。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法统”的问题。按照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期制定的“*宪法”第47条的规定，“总统”任期6年；第26条规定，“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之前90天*，进行重新选举。蒋介石充任国民党行宪以来的首任总统是在1948年5月20日，按照这个时间推算，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应当在1954年3月29日之前召开，选出第二届“国大代表”和新一届“总统”。然而，此时此刻，蒋家小朝廷的“政令”只能勉强及于台、澎、金、马等几个小海岛，地域的局限性非常大，如何选举出第二届“国大代表”，成为让蒋介石十分头疼的事情。如果仅从现在国民党军占有的几个小海岛上选举“国大代表”，显然是无法代表整个“*”的，蒋介石又怎么能够再当上“*”的“总统”呢？ 。。
台湾岛上的一出出闹剧（2）
随着选举日期的日益临近，蒋介石愁眉紧锁，绞尽脑汁，也没有能够想出一个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办法。
在蒋介石的庭院里，环绕一圈的香樟、丹枫、白皮松、青檀、银杏、高山榕等拉扯出一道浓阴蔽日的绿色围屏，让这座豪华官邸同外面的尘嚣世界完全隔离开来。那片绿茵如洗的草地，像织女巧手编织出来的一幅大地毯，从官邸台阶边沿平平展展地延伸到了参天大树的绿色围屏跟前，使整个庭院恰似一只碧色琉璃盘。在琉璃盘靠近官邸门廊处，安放着一张用台湾白藤编织成的大躺椅。那些天，蒋介石在做完早祷“功课”之后，常爱只身踱进这座空阔宁静的庭院望着参天大树深情凝睇一番，便在白藤椅上躺下，让大脑畅游在遐想的天地间。
他在躺椅上轻轻挪挪腰肢，调整一下躺卧的姿态，舒缓地呼吸几口草地上荡漾的新鲜空气。空气中充满了负氧离子的清新、湿润，还混合着海风带来的几分咸味，好像山涧流淌着的一泓泉水，汩汩地流入了他的心脾，透析着他的骨髓，使他整个身心都轻盈地进入了“花开花落由它去，云卷云舒任自由”的静气之中。
这也是蒋介石从曾国藩身上学到持心养性的一大功夫。曾国藩在行军作战或者署理朝政大事时，逢到决定存亡祸福，胜败荣辱，宦海浮沉的重要关头，总是独处一室，焚香静坐在帐中沉思默想，来对自己的进退行止作出乾坤一掷的最后抉择。蒋介石平生心仪曾国藩，除了爱将“曾文正公家书”馈赠亲信将领，教诲子侄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实践曾国藩“每逢大事有静气”的风范。在这上面，他有别于曾国藩的地方是不再在帐中焚香静坐，而是寻找名山胜水的园林中去“悠闲消虑”。大陆时代，他酷爱浙江的莫干山，江西的庐山，重庆的凤凰山林园，退居海隅后，便以高雄的寿山，桃园的角板山和台中的日月潭来取代，尤以台中的日月潭，对他影响特大，感受最为深切。
后来，果然有他手上豢养的一帮政客、谋士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即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第1条的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第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为此，“总统”可以根据“紧急处分权”和“行政院”的建议，以“戡乱”尚未结束为由，批准在大陆期间选出的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这样就解决了“国大代表”的省籍和代表性的难题。
蒋介石一听，连声叫好，当即下令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至下一届“国民大会”“依法”召开之日。既然蒋介石“*”无望，“戡乱”永无休止，第二届“国民大会”何日召开就成了一个未知数。如此一来，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们的任期，也就从6年一任或3年一任改为“终身制”。台岛居民对蒋介石的这一措施非常不满，讥讽这些代表为“万年国代”。
解决了“国大代表”的任期资格，新的麻烦又来了，这些“万年国代”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的毕竟是少数，把所有在台湾的“国大代表”都凑集到一起，也远远不够开会和选举的“法定”人数。这时，又有幕僚出主意说，可以让*官修改“选举法”。蒋介石依计而行，分别下令颁布了“国民代表缺额补充办法”，要求原“国大代表”及候补“代表”限期向“内政部”报到，逾期不报而行踪不明在3年以上者，将被取消“代表”资格。经此措施，大陆时期选举出的3045名“国大代表”有1643名报到，超过了半数。
台湾岛上的一出出闹剧（3）
但这1643名“代表”并不都不居住在台湾，有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在香港和海外，很难保证他们都能出席会议并在选举“总统”时投蒋介石的票。在蒋介石的授意和操纵下，“终身立法委员”们修改了“国大代表大会组织法”，将第8条中的“开议人数须半数”改为“三分之一”。这样一改，就可以保证蒋介石连选连任了。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幕后操纵和准备，蒋介石认为万事俱备，遂下令于1954年2月19日在台北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选举“总统”和“副总统”。
关于正副“总统”的人选，蒋介石早已内定好了。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于2月15日召开会议，决定蒋介石与陈诚为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为了以示*，蒋介石还效仿西方政党的提名方式，示意国社党也提出正副“总统”候选人来与他“竞选”。国社党明知提也没用，但不敢拂逆蒋介石的旨意，只好推出老同盟会会员、前司法部长徐傅霖为“总统”候选人，“监察委员”石志泉为“副总统”候选人，去为蒋介石的“*选举”做点缀和陪衬。后来，又有无党派人士莫德忠参加“总统”竞选、王云五参加“副总统”竞选。但这两个人只是中途凑凑热闹，还未等正式选举就宣布退出了。
1954年3月17日，“国民大会”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结果，蒋介石得1387票，徐傅霖得172票，都没有得到出席会议“代表”的半数以上的选票。按照修改后的“选举罢免法”第四条规定，需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次投票的结果乃在人们意料之中，3月22日，蒋介石以1507票当选为“总统”。随后举行的“副总统”选举又重复了“总统”选举的这一幕，陈诚也顺利当选。预定在5月20日举行正副“总统”就职宣誓仪式。
再次当选上“总统”后，蒋介石长长舒了口气，但他的心情并不轻松。
早在1953年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时，国民党集团就向他提出了与美国缔结防御条约的建议。1954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访台，蒋介石又提出此事。然而，“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两次都没有获得美国政府的响应。
最近，又从大陈列岛接二连三地传来了危急的警报。自从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凭第六感觉，意识到这意外的惊喜正预兆着新的一年里将有好运降临，它是上帝的赐予。否极泰来，为时已近。但美国却一直不断地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放弃距大陆较近的大陈、金门等岛屿，以便集中兵力保卫台湾。
蒋介石拒绝了美国人的建议，执意不肯从这几个沿海岛屿上撤兵。尤其是大陈岛，位于台湾正北，位踞台湾海峡北部的咽喉地带，放弃了大陈岛，台湾岛的安全堪虞。
正当他为这个问题焦急难安时，《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来访，蒋介石灵机一动，便向这位记者强调提出：“……应该把美国和南朝鲜的共同防御条约扩大到台湾……”
他想利用美国记者的笔来向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投石问路”。
然而，蒋介石同记者的谈话见报后，并不见美国政府方面的一丝动静。他于是进一步指示外交部长叶公超召见美驻台大使兰钦，将一份拟出的“双边条约草案”交给兰钦，请他将这份条约草案转送美国国务院。兰钦立马对叶公超说：此事要想尽快取得效果，最好由台湾驻美大使直接与美国国务院交涉。兰钦虽然没有接受转递条约草案的任务，但凭着外交官机敏的嗅觉，他知道这个情报是耽误不得的。美国国务院当然很快便得到了这个消息。不过，国务院的反应还是平静如水，纹丝不动。经过两次试探，蒋介石发现美方采取不冷不热，既不接受又不拒绝的态度，到当年10月间，便命驻美大使顾维钧将这份双边条约草案正式递交给了美国国务院。此后不久，国务院官员与顾维钧开始了正式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