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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画像》，是我在文登与劳动模范摸爬滚打七个月写出来的作品，县委充分肯定了这个作品，他们认为多年的劳动模范一直没有文艺作品表现他，相声是头一个，县委引以为荣。这个作品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这是相声艺术的局限。在作品中我设计了一个包袱，让画家为劳动模范画像，画好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画得细皮嫩肉，不像；画家加点红，像关公；加点蓝，还不像；加点绿，成了窦尔敦了！他们认为我丑化劳动模范，丑化劳动模范就是丑化共产党。还有一个《西方音乐》，讽刺西方现代派音乐的，我不懂音乐，只是从当时的报纸上摘录了一些资料进行创作。他们说我用自然主义手法去宣扬资产阶级的艺术，客观上起到宣传西方腐朽没落文化的作用。
批斗我的形式十分戏剧化，会场上写着大幅标语“批斗反动权威侯宝林大会”，我被指定坐在会场头一排，按理说，我属于小字辈，只是陪侯先生挨斗。台上造反派大声宣布侯宝林的罪状，说他是反动权威，在相声中诋毁社会主义、诅咒共产党，比如说《寸步难行》中如何如何，然后大喝一声：
“侯宝林，你老实交代！”
侯宝林在台上低着头说：“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于是，改成批斗我。群情激愤，慷慨激昂一番，造反派最后说：“滚蛋！”我被赶下台。
刚下去，造反派又开始历数《画像》的罪状，又喊：“侯宝林！你交代！”
“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又批斗我一番，然后又让我“滚蛋！”
然后，造反派又说到《西方音乐》的罪行，他们叫喊着：“侯宝林！你交代！”
“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
我很不服气，这种形式无非是在参加批斗会的人们面前丑化我。这时一个相声同行冲着我大叫：“你马季算是什么东西？”我忍不住回敬了一句：“你写一个我瞧瞧。”话音未落，一个耳光扇过来。我虽然不能还嘴，但心里仍然不服。说我反对共产党，我死也不承认！我从一个普通的新华书店职工成长为受群众欢迎的相声演员，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没有共产党，哪有我马季的今天？
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释放了人性中一些最丑恶的东西，将正常的文艺批评，变成了人身攻击，公报私仇。我不恨那些整我的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也不过心里嫉妒而已，大不了背后骂骂街，传一传闲话，那只算是人性的弱点吧，可是“文化大革命”把他们的弱点放大成赤裸裸的恶。但是他们有没有想到，政治运动能打倒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和我，也就可以打倒相声。这既是我的不幸，也是他们的不幸。在这场浩劫中，没有幸存者。
历史的闹剧（2）
那时候我已经靠边站了，每天早晨上班，打扫卫生、扫厕所，等着挨斗。不过，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相声都没有动摇，相信终有一天我会重新站在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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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字报（1）
关于“文化大革命”有很多我的传闻，凡经历过的人们都知道，那是一场历史的闹剧。真正的人性在那场闹剧中完全泯灭了。而人性中最恶的一面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同志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甚至是母子与父子之间，在当时的环境也会反目成仇。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一切都不正常的年代，身处那个年代我矛盾过、斗争过，也作过一些违心的事情。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动员会上，政委说：“同志们，运动开始了，希望大家站稳立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回去大家写大字报吧。”
我是听党的话还是听侯先生的话呢？我当然面临着选择。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能不管党的号召而跟着侯先生跑呀？我也不敢呀！我当然要听党的。
其实写给侯先生的大字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在开滦矿务局演出时，观众反应热烈，一再要求“翻场”，而侯先生对观众却说：“艺术啊，是鱼肝油。鱼肝油丸你们知道吗？一天吃两粒对你身体有营养，鱼肝油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八斤也药死你。”我们在后台都愣了，真敢说啊！骂观众啊？台下有开滦矿务局的宣传部部长，晚上吃夜餐的时候，侯先生没在餐厅吃，让人把夜餐送到自己房间吃去了。
这位宣传部长讲了这样几句话：“我们是这样考虑的，这侯宝林同志啊，给他的荣誉和他的贡献有较大的差距！侯宝林同志的觉悟和观众对他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他的思想水平和他嘴里所说的话有较大的差距……今天晚上的事情我们要以宣传部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应这种情况。”当时我们都在旁边儿听着。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把这事儿跟当时的造反派头头说了，他说：“写啊！给他写大字报！”我写了，但没写得这么详细，只是写了“侯宝林同志有时候对观众并不是十分热情”。这样的大字报我写过几张，我认为我没出格！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表态，领导又要求写，这是很正常的。侯先生也给我写过大字报，别人也写过，我也写过别人。当然了，我没给自己写，因为我跟侯先生经历不一样，我没经过旧社会，我没像侯先生那样是名家，我不够格！是啊，我把我自己当成革命者了，但是到后来没想到也把我“揪”出来了，敢情我也不是好人！
那位我一直感觉不错的人当上“造反派”头头的时候，便经常拉拢侯先生，侯先生也为了向这些造反派们买好，保护自己，经常悄悄向他们汇报。这些汇报往往是假的：“马季昨天拉着一卡车的人到二七剧场搞武斗去了。”
“是吗？找几个人，斗马季！”
有两个跟班的找到我说：“马季，出来！你昨天干什么去了？”
“我哪儿都没去！”
“不老实！说实话！顽固不化！……滚蛋！”没斗出什么来，让我滚蛋了。
在这里我想多说几句，社会上曾传言，说在文革中我打了侯先生一个耳光。有人说，曾就此事问过候先生，侯先生模棱两可地回答说：“旧社会徒弟打师傅，是常有的事。”侯先生到底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得而知。但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出于对侯先生的尊重，我也没有解释过。但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我从来没有打过侯先生。而且，我一直认为侯先生是我的老师。
但是，凭着这些传言来对待我的那些人，甚至是一些领导，就太不应该了。甚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多年，在去香港的演出时，还有人把这事拎出来当成他们去香港的条件来说，说是为了做侯、马的思想工作。
假如“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我马季，侯宝林先生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遭遇呢？我想也会是这样，他也必然是“反动艺术权威”！可是把一切都搁到我头上了，难道就因为我给侯先生写过大字报吗？
到后来，什么事都和我有关了，批斗“剧团”的政委，本来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也把我弄到批斗现场让我“陪斗”。
我的大字报（2）
“把马季拉上来！低头！”
我弯腰低头站了四个小时，累得我的腰疼痛难忍，我稍微直一直腰，“啪”一脚踢在我的腿上，差点没跪在台上。
整个四个小时应该没我什么事儿，批斗的是剧团的领导，一句没斗我。却让我赔了四个小时。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找不着理由斗我了，让我到剧团去陪斗！等四个小时后，一声“滚蛋”，我却不会走路了，整个身体都是僵的，让人搀扶着才爬上了三楼。
后来，大字报全冲我来了：
“跟马季商榷！”
“跟马季辩论！”
“马季你往哪里逃！”
“马季你不要再为刘少奇翻案了！”
铺天盖地！我都不敢上食堂吃饭了，他们要跟我辩论，路过食堂门口：“马季，别走！”让我站到食堂的台阶上，跟我辩论，名为辩论，实为批斗。
当时，说唱团的领导更有意思了，他指示我和唐杰忠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请革命者深思》署名是马季和唐杰忠。其实都是这位领导指使的。因为这张大字报又把我给“揪”出来了，“揪”出来之后让我劳动改造，每天早上打扫厕所。这位领导是走资派，也在厕所劳动。他在那儿擦大便池子，我过去了，他一看我，我一看他，二话没说他递给我一张小纸条，我偷偷一看上面写着：“《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你一定要承担下来！”我赶紧扔厕所里了。
好吧！我承担下来！就是我写的！
可我不知道这位领导后来自己当了“叛徒”，他为了自己求得“解放”，他“坦白”了。他跟“造反派”的头说：“那是我写的，不是他们写的，那时候我的思想还是非常‘反动’”。
造反派认为他的态度比较不错。于是，“造反派”们把侯先生等一些老艺人拉过去，把这位领导也拉过去了，目的就为孤立马、唐、赵（马季、唐杰忠、赵连甲）。
我还在牛棚。
造反派们高喊：“斗他！某某某说实话了。”
把我和唐杰忠揪出来批斗：“出来！低头！我问问你们，《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说！”
那位领导让我承担啊，我只能说：“我写的。”
“唐杰忠，《请革命者深思》大字报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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