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冬，中央军委为培养新一代飞行员，决定从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到部队航校学习。南沙楼中学遴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几十名应届高中生，先赴12里路外的黄桥镇医院进行第一轮体检。几天后，我作为合格者之一被集中到设于县委招待所大院内的“招飞体检中心”，进行更为严格的又一轮全面体检。及至年底全部体检结束之时，身高米的我有幸成为泰兴全县为数不多的几名合格者之一。1974年的新年，我是在“招飞体检中心”与部队干部和负责体检的医务人员们一起度过的。由于外调直系亲属的政审工作组均已派出，我连日沉浸在对当年最为荣耀的“既可参军，又能上军校”那个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之中。然而，在那个宁“左”勿右的“*”时代，由于父亲所犯的“严重错误”一时尚无明确结论，关于我的“预备飞行学员”政审最终未能通过。倘若本人当年能进入空军航校学习，我的人生无疑将会在祖国的蓝天上划出另一条轨迹。
由于当时高中的学制为两年，1974年7月，17岁的我从南沙中学毕业了。苦于父亲的冤案被拖着迟迟不*、不作结论，因而，我们全家五口人的前途一直处于迷茫未知中。受母亲职业的熏陶，我自幼便对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十分羡慕，加上在“*”中亲眼目睹、并切身感受到职业对一个人、乃至其家庭造成的巨大影响，我在高中毕业之时就坚信当医生是自己未来的理想职业，父母均表示支持。当时根据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为了培养大批赤脚医生，全国乡镇开办了不少名为“七·二一大学”的非正规学校。经母亲介绍，我很快进入公社为培养赤脚医生而举办的“七·二一大学”跟班学习并参加临床实践。从此，我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医生涯。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为我在1977年第一次高考中“名落孙山”埋下了伏笔。
1975年秋，由于军委副主席*下达“部队行政13级以上的干部凡已被处理离开军队的，一律收回部队”的指示，有关主管部门才在年底做出让父亲重返部队的决定。记得当父亲穿着崭新的绿军装，佩戴着鲜艳的红领章、红帽徽回到吴庄公社的家中时，我们一家人高兴极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将此当作一件大喜事奔走相告。冬日的一天，父母在商定之后告诉我们：决定1976年元旦过后携全家赴沪、杭等地省亲并看望老战友。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对于在 “*”中整整痛苦、郁闷了近十年的家人来说，这个决定真是太有必要了。
这次为期半个多月的苏、沪、杭省亲之旅，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随父亲前往瞻仰鲁迅生前在上海居住的寓所和绍兴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了。当时这些故居均不对外开放，父亲破例请蓝瑛、沈象两位老战友开了“后门”，正因如此，有关方面专门为我们一家五人单独开放参观的情景至今难忘：我有幸于“三味书屋”轻轻抚摸鲁迅当年为鞭策自己在书桌上刻下的那个“早”字；有幸在上海故居鲁迅曾奋笔疾书的写字台边手持他晚年使用过的“金不换”毛笔……一生秉公办事的父亲这唯一的一次的“走后门”，让刚满18岁的我对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有了格外真切的了解和感悟。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7）
三 终生难忘的钻工生涯
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习惯地将恢复高考前后的大学生称之为“天之骄子”。今天回忆起30年前我是怎样由一名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钻床工人变成“天之骄子”，还真有许多与众不同的难忘经历呢。
粉碎“四人帮”一个月后的1976年11月初，我随*后的父母终于结束了在苏北泰兴吴庄公社近七年的“流放”生活，回到军区机关所在地济南。不久，被分配到国营大厂……以生产精细磨床着称的济南第六机床厂三车间钻床组当了一名钻工。我和平方荣师傅操作的是中捷友谊工厂生产的高达3米的Z130大型摇臂钻床。此时，全国范围的下乡运动方兴未艾，能返城当工人，尤其是到国营大厂当一名技术工人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事情（至今；在我家的相册中仍珍藏着一张1977年元月我身着第一套背带式工装、胸佩团徽意气风发的“标准相”）。
“*”刚刚结束后的工厂生活新鲜且生机勃勃。勤奋好学的我，在班组师傅的指导和帮助下，很快掌握了钻床加工的基本技能，不久便可以独立操作了。由于劳动强度大，每到开饭时间，我都会觉得工厂食堂的“粗茶淡饭”特别醇香可口，仿佛是世上最好的美味佳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工厂团员青年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当时，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大干快上”，“把‘四人帮’浪费的时间夺回来”，“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激励人心的口号；我们车间内外上述内容的标语十分醒目、催人奋进。机床厂团委和车间团支部组织我们成立了学雷锋小组，并展开了生产技能比赛。我们大家都在内心深处将雷锋作为自己学习的好榜样，以“甘当革命螺丝钉”的精神激励自己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着。青年工友们的心境犹如当时的社会氛围一样纯净且充满激情。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正如一首老歌中所唱道的：“莫叹息、莫停留，要思考、要奋斗。 趁风华正茂，莫让年华付水流。”我除了每天坚持在上班之前清扫车间厕所外，还经常与学雷锋小组的工友们一起在厂区进行各种形式的义务劳动，并利用节假日走访和帮助生活困难的职工……总之，我们每一名团员青年都希望自己能像雷锋那样奉献自己，温暖他人。记得当年我去一位青年工友家作客时，淳朴的他热情地向其母亲介绍道：“我们是同一个学雷锋小组的！”话语之中流露着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特有的自豪感，至今令人难以忘怀。一年之后，我被评为厂“民兵积极分子”，并且和平方荣师傅共同荣获全厂1977年度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令人终生难忘的是，在1977年早春时节，我们济南第六机床厂接到了为毛主席纪念堂加工红色花岗岩基石的光荣任务。这项限时完成的光荣的政治任务，多半由我们三车间的龙门刨组承担。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车间昼夜充斥着刨刀切削巨大花岗岩时所产生的雷鸣般的刺耳噪音。巨大的噪音令人无法静心，但一车车石材运往北京则令人兴奋不已。我时常来到大型龙门刨前，迎着飞溅的石屑观看加工石料的过程。由于红色花岗岩质地坚硬，我记得刨床组的师傅每半小时就要更换一副被磨秃了的大刨刀。当年5月，我们全厂职工每人都获得了一件“时髦”的奖品…… 一只白底红字、印有“毛主席纪念堂花岗石加工纪念”的大搪瓷缸……这件纪念品我已整整珍藏了30年而舍不得动用（30年来我曾多次自豪地告诉亲友和学生：“毛主席纪念堂基座上那象征着‘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的红色花岗岩多半是我上大学前所在工厂加工的，你们去天安门广场时，可别忘了去看一看啊”）。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8）
由于我的小姑妈和表叔是“*”前山东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的六一级大学生，当年他们除节假日常来家中作客讲述大学生活外，还曾带我去参观过北航校园和大学生宿舍。所以我从小便十分崇拜大学生，将其视为“知识的化身”。然而，在“*”以来只能“从工农兵中选送大学生”的制度下，我从不敢奢望自己有生之年能成为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尽管如此，在每个批量工件加工的间隙，我总是习惯地坐在工具柜边的小板凳上，借着钻床的照明灯读一阵书报。我曾一度满足于大型国企按部就班、略显单调的工作，但内心深处萌动着的对知识的渴求，又隐约让我不太情愿安于现状、当一辈子工人。
冬去春来，光阴飞逝，转眼间1977年的秋天来到了，我在高高的摇臂钻前迎来了自己的20岁生日。
国庆节前的一天上午，在北侧工区开铣床的车间女团支部书记突然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说：“小胡，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马上就要恢复考试上大学了。你赶快准备准备，能考上大学多好啊！”当时“*”刚刚结束不到一年，很多“*”中的做法均在沿用，“左”的思想偏见仍然当道。所以，我听了这位年轻团支书的话之后很不以为然：“怎么可能呢？高考制度已经废除了，毛主席说过必须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呀。”女支书看我不相信有点急了：“今后考试上大学，这是*说的。”听罢，我虽然没再说什么，心里却在想：“就是那个在‘*’中两次被打倒，刚刚复出的*？他说的话算数吗？”此时，“两个凡是”仍在盛行，社会上小道消息甚多。因此，我很快便将这一十分重要的忠告淡忘了，每天依然十分单纯地在车间里埋头工作。因为“上大学”对我来说似乎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大约半个多月后的10月12日，“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消息的正式公布，骤然打破了我一年来平静的工厂生活。
四 一波三折的高考经历
“如果考得好，我也能够上大学了！”……在无比的兴奋之余，我不得不佩服那位省委干部子女的团支书消息灵通。此时，距高考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了，毫无准备且正在上班的我，真后悔自己早先太“自以为是”；没有早半个月开始高考复习。
报名很快就开始了。报文科，还是报理科？我毅然决定报考理科中的医学院……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险些毁了我的大学梦。我在中学时已初显文科方面的特长，那么如何选择医学院呢？这当然是“阅历”使然。在刚刚经历的十年浩劫中，从军委总政调任军区报社社长仅半年的父亲，便惨遭*，全家因此被赶到苏北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