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就是20年代的外国探险家的境界。但就特林克勒而言，除去强词夺理的申辩，也可以看出，这类私下掘宝，事实上从来几乎都是在买通一些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点，至今仍然应该汲取教训。
写到这里，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单枪匹马闯入塔里木“攫宝”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不管为了什么理由，它也绝不会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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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1）
小城沙雅的友人
1984年7月23日，始发于库车的长途公共汽车驶抵塔里木河北岸的沙雅县城。
走下公共汽车，脚踩着被阳光晒得发烫的浮沙，我一时间竟产生了茫然失措的感觉。早在半年前，我僻居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农舍，彻夜不眠地计划着这次暑期环游塔里木的考察旅行，就决心在7月底抵达沙雅县，重点考察塔里木河中游著名渡口齐满。当我真的来到沙雅时，竟觉得好像在梦境里。
在沙雅县城，没费太大的周折我就找到了正在过暑假的沙雅县二中的老师刘增力。在此前我并不认识刘增力，只是读过他写的一篇小说《原始森林里的少女》，还通过两次信。意外相逢，我们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作为“北京来的客人”，我就暂居在刘增力家中，他刚分了一套房子，是4间，楼上楼下各两间，我借住的，是楼上的两间。我们谈着文学创作，谈着读书，谈“累”了，就下围棋，“纹枰对坐，从容谈兵”，改交谈为手谈。
第三天，刘增力自告奋勇地随我一起离开县城，去考察塔里木河。同行的有他弟弟和妹夫，我们四人骑着自行车，扛着猎枪，愉快而忘形地高唱“我不打兔子和羊，专打狐狸和狼，打猎呀，打猎我最爱好”，像一次愉快的郊游，奔向前方的“无缰野马”……
几年之后，1989年10月，我又来到沙雅县城，这次的目的地仍是塔里木河的渡口齐满。那时，刘增力已调离沙雅，我走在熟悉又陌生的小城街巷上，不禁失声吟起“满城芳草无故人”的诗句。
在一个临街的窗子里，有一对年轻人在下围棋。他们告诉我：沙雅下围棋的，都知道二中有个刘老师下得好。
这次我不是只身一人来的，我还领来了一个瑞典电视摄制组，任务是拍摄一部纪念斯文·赫定西域探险的电视片。其中有一段，是在齐满的塔里木河渡船上采访我的场面。一年以后，电视片《斯文·赫定走过的路》在瑞典电视一台播出了，此后又先后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电视台播出。
在第一次来沙雅时，刘增力就问过：杨老师，你在北京工作，怎么想到要来沙雅的齐满看看的？
直接的原因很简单：我正在写一部以保护新疆生态平衡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曾以沙雅齐满为大本营，作了塔里木胡杨调查研究，并由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写了题作《关于胡杨林与灰杨林的一些问题》的重要论文，所以，我要在二三十年之后，以齐满今貌作个对照。
而潜在的、感情上的原因，则很难于用几句话对一个刚结识的新朋友讲得清楚。
黄文弼的路
黄文弼先生是我自幼就熟知的西域考古学家，我长期以黄文弼后继者自视。
此前我们提到过，斯坦因为超越斯文·赫定，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自北向南横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走向，即从漠北沙雅直切向漠南于阗绿洲。而中国学者黄文弼，不但在二三十年代之际几乎踏查遍了环绕塔里木盆地的古迹，而且，他还曾于1929年春天，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以远远不足以与斯坦因相比的设备与物资基础，果敢地从沙雅向南，走进了“进去出不来”的无边沙海。他在沙雅南行的出发点、支撑点，即是塔里木河古老的津渡齐满。实地考察齐满，寻访先行者的足迹，是我倾心已久的一大愿望。
早在此前一千多年，西行求法高僧法显，就曾由塔里木河直穿大漠，抵达于阗（即今和田市）。《法显传》概括此行，说：“行程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而在法显西行的5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并非像今天那样广袤、荒凉，克里雅河几乎已能拥抱塔里木河，而大漠腹地喀拉墩等地，还是人类的“桃花源”。到黄文弼横穿大漠时，条件已恶劣无比。他先在沙雅县境，对塔里木河南岸广大荒漠作了踏查，一再发现沙中的干河、古道，最后，以一个月零6天的时间，终于大致沿和阗河抵达了和阗。其中“在荒寂无人的大沙漠中计行一月零三日，辛苦备至”。与高僧法显的“在道一月五日”，“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恰好可以做对照。 。 想看书来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2）
在横穿沙漠时，黄文弼得出“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好走的，又是难走的”这一结论，并预期能第二次穿越它，这第二次将是自西南到东北，“拟走一斜行道”。面对沙漠死界的挑战，居然冷静从容以待之，颇见探险家、考古学家的胸襟、气度。此行一开始，他是先自塔里木河南岸向上游攀升，然后沿时有水、时干涸的和阗河，抵达玛札塔格。黄文弼是第一个考察玛札塔格及其戍堡的中国学者。
在这次行程中，黄文弼始终关注古代沙漠、河道的变迁，这是前人从未着意的。他在行程中写的日记，是与此有关的重要资料。
在和阗，黄文弼又作了大约一个月的重点调查，其中包括达莫沟、阿克斯皮力、买力克阿瓦提、约特干，并沿克里雅河寻访了喀拉墩古城。有关成果，都已写入《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安博特历险记
黄文弼此行是作为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学家身份，专门从事考古发掘与调查的。而一个晚些时候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科学家尼尔斯·安博特，也于30年代初期，在和阗作过学术调查。
安博特进入塔里木盆地时，南疆已处于战乱当中，马仲英打进南疆后，又受挫于喀什城下，而和阗一度脱离省府而“独立”。安博特曾在后藏的阿里地区作天体物理学考察，但到1933年初夏，与设在北平（即今北京市）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及团长斯文·赫定失去了联系。
经过几个月的寻找，情况越来越不妙，赫定派瑞典籍团员那林（著名地质学家）去新疆寻找安博特。那林出发时，向赫定借了一只金戒指，那是1926年12月，后藏法王班禅额尔德尼送给赫定的礼物。他们都希望这只戒指会带来好运。
6月7日的午夜，一封电报送达赫定在北京的寓所，那是受托打听安博特下落的瑞典传教士罗别林茨打来的，而罗氏是瑞典驻喀什噶尔传教团的教士之一。赫定急不可待地拆开电报封套，出现这样一行电文：
安博特在和阗，平安。近日将经印度返回。罗别林茨。
赫定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但考虑到和阗此时的特殊形势，他不禁又为安博特产生了新的担忧。
南疆战火方殷。1933年2月15日，和阗人穆罕默德·伊明在墨玉县暴动，很快占据和阗地区，并自称“和阗王”。伊明不满足于称霸漠南，一再力图把势力伸向西方的喀什噶尔。在这种情况下，安博特怎能安然无恙地从战乱中全身而归呢？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不愧是个“游动大学”，其中外团员，个个有处变不惊，独当一面的能力。早在1931年，安博特就在和阗做过考察，这回重返和阗，已物是人非。为全面了解情况，他曾专门拜会过伊明，并得到可以在和阗地区从事学术研究的许诺。安博特竟意外得到了考察昆仑山区的机会。能对昆仑山作地形测量并作植被调查，一直是许多探险家梦寐以求的。1933年8月，安博特终于离开和阗，前往印度。
安博特写有一部游记，名叫《驼队》，其中关于和阗的部分，是这一时期仅见的考察纪实。该书有英文译本，并由杨玉生、宋增科译成中文，发表在新疆的《民族作家》杂志，并且编入“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
关于一个中国学者的传说
对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的和阗探险调查作评述时，还应该提到另一位有关的人，即中国著名植物学家、林学家刘慎鄂。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3）
1931年，刘慎鄂与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等中国学者，参加了由哈特和卜安领导的中法科学考察团（即法国雪铁龙探险队），前往中国西北。该团于乌鲁木齐因内部问题而解体，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负责人刘复（即刘半农）亲自出面，电邀刘慎鄂参加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此后，刘慎鄂对昆仑山的植被等情况，作了艰难的调查。
早年我就听学术界前辈讲过这样一个有关刘慎鄂的故事，大意是：刘慎鄂进入昆仑山后，失去踪迹，像安博特一样，甚至已传闻他去世了。结果，一两年后突然从印度加尔各答打回电报，要求汇去回国旅费，关于他的事迹才逐渐为人所知。原来，他买了一群羊，自放自赶，饿了以羊充饥，一直靠放羊穿过了昆仑山无人区，进入了印度。所以，刘慎鄂从小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但上述传闻是否可靠呢？自从我开始研究西域探险史，曾多方了解过刘慎鄂情况，但一直找不到有关资料。我查阅过《刘慎鄂文集》，曾托人向他的女儿（附带提一下，她也是生物学家，曾主编过《中国沙生植物志》）询问，但都未得要领。不管怎样，我相信西域探险史不应该忘记为刘慎鄂记上一笔。
昆仑山之恋
于阗/和田探险，应该包括这样两大部分内容：一、关于沙漠及漠缘绿洲的调查；二、关于昆仑山区情况的调查。相比而言，后者是其薄弱环节。昆仑山中还有许多空白点，许多难解之谜。1992年，我在和田巴札（集市）上见到一位服饰、言谈异于往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