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对业务一样做出了贡献。在纽约的几个星期里,艾略特带来了另一个最近结束的项目,以引起出版者的注意,正如存于国务院档案中的艾略特在1927年2月23日写给国务卿弗兰克·比林斯·凯洛格(Frank Billings Kellogg) 的一封信透露的那样。这封信提到了他在“一年多前”(接近他在尼加拉瓜任期的开始)已经写好的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已经为美国提出了一份在拉丁美洲履行的广泛经济计划。艾略特指出,当时国务院与尼加拉瓜总统阿道夫·迪亚斯(Adolfo D抋z) 之间进行的谈话“就是根据他在备忘录中提出的思路”。显然,艾略特在尼加拉瓜短暂的任职期间和之后形成的想法正从实质上影响美国在那个地区的经济政策。
艾略特写给国务卿的信
艾略特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允许出版他在其餐馆著作出版之后立即开始撰写的著作。艾略特发给国务院的这份100页的手稿(手写修改的原稿的副本)包含了大约计划著作中的一半,其主题是更多地说明他以前提出的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政策。艾略特解释说,他已经在纽约找到了一家希望出版的出版商,但必须是国务院认可原文,这也许是因为这本书涉及当时的以及潜在的敏感政治问题。国务院的答复显然是不表态,他们感谢艾略特客气地让他们注意到这件事,但拒绝进一步地评论。如果实际上国务院已经在与迪亚斯总统进行讨论,那么国务院或许宁愿将这些想法说成是国务院的而不是某个个人的。这份打字原稿最终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在寄出67年之后,它在为这篇传记所做的研究中被发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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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未来》(The Future of Latin America)是一份出色的文件,这不仅是因为它是艾略特所做的一项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工作,而且还因为它的内容。首先,这本书是对艾略特其人的信息的宝贵发现,这揭示了他是一个有广泛经验的人,正如这篇传记先前从这本书中引用的摘要指出的那样,不同的段落表达了作者对拉丁美洲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对这个地区的艺术以及它的人民的纯真的爱。这部论著进一步揭示了艾略特对西班牙语中的各种成语、西班牙文学的知识很渊博。“珍藏的丰富与美丽,”他依恋地说,“很少令人怀疑。”而对这个地区的音乐,他指出,其“快乐的调子,总是一种基础的而且不能确定的痛苦音符”。
艾略特把拉丁美洲人看做“一种迷人且令人不解的矛盾混合的、适当接近时令人倍加感到亲切的人,(有一种)了不起的感受和直觉”。他对这个地区的风俗和特性偶尔严厉的批评进一步证实他观察的客观性,以及他对推导出事物意义的迫切愿望:
不幸的是,西班牙裔美洲人说得多做得少。当然,已经有成千上万显著的例外,但总的来说,拉丁美洲人看起来不能克服思想上的惰性,这种惰性已经使他们在政治弊端的压迫之下忍受了几个世纪,而在改革中没有任何组织起来的努力。
在试图理解拉丁美洲人想的东西时,研究某些西班牙语的结构也非常有趣。一个对跌落了一只碟子或玻璃杯感到内疚的仆人总是会说“se cayo”(它自己掉的)。他永远不会说“是我跌落的”,他宁愿给无生命的物体赋予生命,而不是承认他自己可能与灾难有牵连。同样的想法也在相对重要的问题中有所反映。事非人为,天道使然,无论它是一场流行病还是一场革命,看起来很少有研究困难或灾难成因的渴望或努力。这种“漠不关心”的精神在所有西班牙语美洲国家中都能遇到。
艾略特认识到,拉丁美洲经济进步的主要障碍是巨大的债务负担,以及对偿还债务的傲慢态度。他对时局的看法也就是对那一地区各种不同的现代“债务危机”的说明。“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财政史,”他说,“都是一部冗长的违约故事,这归因于拉丁美洲还没有接受偿还债务是一种道义的事实。”他将这种态度归咎于允许持续不断的掠夺以及徇私枉法的政治过程,以及允许其发生的全体公民。他在这段话中揭示了这种政治腐化的程度:
不诚实的行政官员以其同胞为代价滋养自己时显示出的马基雅维利 式的独创性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笔者已经几次认真研究这些欺骗性的行政官员的手法,而且收集到与这种净损失相关的数字,这是那些当权者的欺骗与暴政带给受欺骗的国家的。这种结果是巨大的,而且某些例子说明,这几乎过滤掉了国家收入的50%以上。出于明显的(个人安全)原因,当然不可能给出具体的例子……这种事态往往阻碍了节俭、勤奋和首创精神……记录中有(接受)过高利率的事情,这把偿还问题留给了未来的行政官员对付。如果他们继续沿着他们已经选择的下降途径走下去,那就看不到尽头了,只有经济上的自杀。
艾略特对拉丁美洲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分析促成了他在这个地区创造经济稳定以及持续繁荣的综合建议。开始前,在谈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 时他摒弃了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角色的传统观点,他指出门罗主义的出发点不像通常相信的那么高尚。“作者能看到的是,”艾略特说,“从来没有任何努力,沿实用的路线为建设性的对外政策拟出提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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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这个目标,艾略特拟定了一项要实现的计划,这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通过共同协议:“只要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向美国提出财政援助或政治援助……(此时它)正处于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的可怕财政困境中。”这个计划要求东道国允许谨慎的但完全综合的美国式的发展管理,以交换一些改革,包括协助发行由美国政府担保的国家债务偿还债券,向欧洲的债权人偿还旧债,完全偿还内债,改革税制,调整全部关税,改革行政部门,以及允许一家美国银行处理这个地区的财政。从美国担保债券的销售中筹集资金,然后将资助这个国家以铁路、水道和港口为形式的基础设施开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构建起强盛得足以偿还债务的经济的最终目标。东道国将获得经济增长与稳定的结构性基础,而且美国将通过增加的投资和贸易获得“过剩产品和资本的新出路”。他认为,邻近的国家会认识到第一个采纳这个计划的国家将获得的好处,并效仿。他主张在拉丁美洲和美国进行相应的公共信息运动,这是设计用来克服西班牙语美洲人对外国存在的情有可原的厌恶,以及艾略特看到的美国不愿自己更多地卷入在海外“促进亲善关系和共同的繁荣与进步”,以及“向拉丁美洲传授美国繁荣的秘密”的狭隘态度—他将此看做“对人类的道义”。而且,这种责任“无论以何种方式试图影响国家的思维(或文化),绝对没有正义与正当的理由”。考虑到艾略特预期的共同利益,他得出结论:“这只是一个商业性的建议。”
设想艾略特的备忘录和手稿后来在影响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中扮演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角色。在许多方面,他提出的计划很像后来的各种努力,如富兰克林 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政府的“睦邻”(Good Neighbor) 政策,以及更近的世界银行的优先发展政策。当然,艾略特赢得了柯立芝政府的尊敬,因为一份注明1929年2月2日的国务院内部信件将他列为在尼加拉瓜的另一个政府职位的潜在被委派者。
无论艾略特的观点对拉丁美洲有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它对于艾略特后来在发现波浪理论中的成就来说都是次要的。在这方面,《拉丁美洲的未来》的主要意义在于揭示了这样一种见解,对于解决主要难点或困境这个目标来说,既吸收大量的细节,同时又纵观全局,这是发现并编撰整理波浪理论的必备能力。
特别是一段话有明确的迹象,说明艾略特在事物的本性中看到了模式的倾向:
先前几章可能导致读者断定,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各种问题给了他们共同的解决方案。通过一种表面上的巧合,但很可能符合尚未被正确理解的各种法则的自然构造,所有这些美国缺乏的东西都能在拉丁美洲的丰腴中找到,而拉丁美洲需要的东西是美国最适合提供的。
艾略特在此说明自然倾向一种补偿性的平衡,在这之中一种贫乏会遭到另一种富足的阻遏。这种想法暗示了他后来在股票市场中发现的韵律平衡,或称动态平衡。
在描述该地区政权交替的危害性的一节中,艾略特写道:“由于奇怪的巧合,在作者写这段话时,收到了这个国家的总统去世的消息,那儿碰巧是他居住的地方。”这句话说明艾略特写作的时间是1926年9月,当时拉赛罗·查孔(L噝aro Chac梟) 继任危地马拉总统。
艾略特在致力于《拉丁美洲的未来》的同时结束了他在那个地区的职业生涯。一本书正在卖,另一本正在写,艾略特有两个有希望的原因回到美国。尽管还有第三个原因,一个不那么愉快的原因。在几十年的健康与强壮之后,而且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准备在一个未特别指明的时间返回美国的时候,艾略特突然发现自己身患严重的消化道疾病,这是由溶组织阿米巴(Amoeba histolytica) 引起的。尽管艾略特的生活风格几十年来一直相当冒险而没有严重的反应,但时间与机会已经抓住了他,而纽约提供了专业医疗检查的希望。
不幸的是,在他在纽约制定书的推销策略的一两个月里,疾病仍顽固地持续。到了1927年1月,艾略特已经离开了纽约,并在洛杉矶定居,这是他10年前就有了的老家,他有一套位于南春街548号的酒店式公寓。留下了他所有的老业务联系之后,他将所有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