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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型,可以揭示出中国整体社会无为价值观的形成原因。在共同社会的传统宗族观念下,理性的利益社会一直都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人民是中国君王一家利益中的一个部分,而非独立并普世的另一部分。这使我想起几个月之前重庆直辖市委书记汪洋提出的“高调挺私”的口号,又再度想起中国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缘起于十几位中国农民的私分公田。民享与民有,作为一个要共同富裕并获得现代化和全球化长足发展的中国来说,这是一条才刚刚开始的英明之路。
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恩格斯则更为大胆地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预见:人类在未来消灭了阶级的统治,公众的权力失去政治的性质,人受异己力量统治的历史结束了。在那里,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即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这是一段充满未来激情的话,也是一个人类共同的梦想,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我希望她能够在这样一条利益普世的道路上坚定走下去,使这个社会不再陷入在一场无所作为的漫长等待中,而对于未来人类有所创造。
满汉文化的再融合(1)
阅览十七世纪时的中国,还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与中国开始发生关系的世界的景象。然而很可惜的是,这些丰富而意义深远的景象基本上都被当时的中国历史所忽略掉了。以致使我在读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了一种不忍再继的情绪(这与中国电视台们反复播映的明清电视肥皂剧的热情恰好相反)。这种情绪弥漫在我的周围,令我很难愉快(这可能是我个人修养的问题),然而,无论怎样,这样的历史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是确实发生了的,也是无法回避的。
中华的历史,自十世纪宋代开始,就因为“强干弱枝”的皇权独尊的政治专制而造就出国家政体的单极化,进而延伸影响到社会经济与文化价值观的畸形发育,这种情况到了十七世纪时,中国的整体社会基本上停止了演进,这一停止不是自然的,而是皇权独尊的个人意志所刻意造就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社会体制与文化的腐朽性才得以历史的体现。直到今天,在缺乏普遍与深刻反思下的中国文化史界,仍在抱着一种文化的优越感谈论中国渊博历史与好学、进取与融合等等优点,而在我看来,这些优点不但不存在,更属于一种文化自慰的弱小心理所致。在这一点上,我很可能是极少数的那一种。
如前所述,任何一种单极的系统都只会在时间中显示出保守和越来越强烈的惰性,单极系统是闭合的,也是不可逆的,所以,要使之产生出譬如交流、借鉴和学习等可逆性的条件则必须采用非常规的行为。这些行为中包括了强烈的异化和异端力量的产生(在此所指的异端并非指宗教一类而指不同于传统正道的某些创新价值观),或者是纯粹外来的干涉。中国教育界的正规体系或非正规体系中曾经风行过的数理化之学、英语之疯狂、MBA之热潮,都是这种外来干涉和异端兴起的结果。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中国人不善学习甚至是不爱学习的根本性结论。因此,在谈到中国的变化这一话题时,更为靠近真实的结果大致是:历史之于中国的文化融合都是一种外来干涉与被动改变的结果。这使我们的讨论更象是一场哲学讨论,即施体与受体、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中国社会在其漫长的发育中,业已完成了单极系统的建构,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施予体,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受施体,从经济学角度来论证则更加简单而明了,中国是一个十分成熟而且很成功(甚至到达了物极必反的地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这一社会以并未深刻变革的方式延伸到今天,以至它的意识形态仍然在许多领域与大众中发挥着颇显积极的反动作用。
昨天的中国春节,无意中有一些发现。大街上人迹罕见,一切都闭门歇业,市中心只有麦当劳和肯特基两家店铺开着。突然想到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个圣诞节,平安夜却是让大街上人山人海,几乎是青年人和精英们释放自己的天下,而中国的春节,则是让人们全都收敛到自己的壳里去了。继而再想,发现两个节日殊为不同的特征乃是一个开放和另一个闭合。由此而推导,中国农历的春节更是源于久远农耕文明的结晶,置于21世纪的中国,是不是有一种越来越不合时宜之感?将此与丁东笑谈之,丁东大呼反对,所以,看得出中国之传统强大,不可丝毫变动之(很不幸在此拿丁东作了一回传统的代表)。
后来与陈斌谈之,发现春节居然还有种种积弊,也发现彼此深有同感。在这里聊一聊,算是这本《华文漫史》中的春节闲话吧。这首先,是春节的源起,即是农耕经济的小社会中农人一年到头所给予自己的奖赏,某种意义上,也是农闲之际所找到的一个很大理由。农耕文明的精髓在于自给自足和自娱自乐,在于一个封闭之中需要寻找到的一个自我精神归属,这种归属一旦达成,便可以堂而皇之从脱离那个更大并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然世界(在农耕时代的自然世界尤显得威力强大)。所以,春节对于农人而言,乃是一岁之中的大节,也是自我调节与自我放松的时光。现在,这春节的场所,已从农舍的堂屋,延伸到了央视的春晚会场。大年三十之夜,还有人给来短信,说他在春晚现场给我拜年,我想,他与那个团聚在农民堂屋里所发生的历史并无二致。假使换一个圣诞节的话,很大的可能则是他会在纽约时代广场的沸腾人群中给我打来越洋电话。陈斌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也兴奋起来,他甚至建议我写一篇告别中国春节的文章,在网上争取获得联名支持。如此细数春节之弊,还有许多。譬如春运之人潮,让全中国的运输机器开到极限,也难保不出问题;又譬如燃放鞭炮,就有朋友告诉我,燃放鞭炮的多少、响声、礼花的大小,还有燃放的先后,都是一个中国人或家庭贫富贵贱的潜在标准。另外,还有春节的烧香祭祀,更是成为了这个传统农耕价值观的放大器,使更多封建、礼教与纲常道统大行其道,让一大批刚刚接受21世纪全球化新思潮的中国新青年们继续跪倒在这个延续几千年的僵化文化面前,令他们在某一瞬间感受到这种封闭力量的强大与自尊的丧失。当然,春节还为许多已经进入现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回归封建国度的机会,赌钱、酗酒与无所事事成为这一时间的价值主流,也让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时代嘎然而止,几乎可以令所有现代文明在短短几天之中荡然无存而至崩溃。而至于年年必上的春节联欢晚会,更是一个难以为继的传统大观园,很明显地,它的新鲜度已经在这个新世纪中发生了剧烈衰减。凡此种种,不一而尽,每逢春节来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与堕落的那一部分,很能够变得扬眉吐气,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如此来看,这样的中国春节,是可以做一个告别仪式了。
满汉文化的再融合(2)
这样的一番谈论,算是笑言。而就在1644年,中国的历史再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濒于灭亡的中国社会在准备步入现代社会之际,被来自白山黑水之际的满清力量轻而易举地更替了,并由此而开辟出另外的一个满汉交融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并非史书上常称的中国历史的简单嬗递,而是汉文化的再一次断裂和外来文明所施与的多民族文化的再一次融合(这种融合仍然是被动而非主动与能动的)。
满清入主中国,除了这其间所应有的历代王朝更迭所有的史事之外,发生了一件颇为特别的事件,对于满清巩固其王朝地位同时也对打击中国文化传统均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围绕此而延漫了二十余年方才最后平息了风波。此事就是清朝顺治二年由摄政王多尔衮所颁布的“剃发令”。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