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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敢跳房呢！那时我们家小楼伸出一个阳台，阳台下面一边是楼下李奶奶家住的屋子，另一边是小学校的后院。一次上学要迟到，我就从阳台上翻到学校平房的屋檐上往下跳，下巴磕到了膝盖上，差点没把舌头咬下来。太悬了，一想都后怕。骑自行车也出过好几档子事。之所以常骑车还撒野，就是想模仿《平原游击队》里的肖飞买药，想象自己骑三枪牌单车、腰间别着二十响驳壳枪，还戴着礼帽，整个一孤胆英雄。我骑的是妈妈的女车，倒轮闸，闸灵极了，小孩子手小，捏不好手闸，正好倒脚蹬子来刹车，倍儿管用。如此的苦练车技，就是为了和胡同里的孩子比试比试。人骑在自行车上，腿瘸看不出来。你腿好，论骑车，你还未必比得过我。刚学会骑车那阵子，瘾大，我都骑疯了，后来还敢手撒把地骑，兜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顺着原来环行４路汽车线兜一圈北京城都没问题！这样疯骑出事也就难免，有一次因为骑得太猛，人和车追尾，撞到卡车拉的脚手架上，险些送命。回来也不敢跟家里人说，暗自胸口疼了好几天。
这都是小时候的淘气事儿。也亏着淘，自卑心反而没那么强烈，即使体育课跑接力赛，人家不要我参加，恨得我牙根痒痒，可睡一觉，又没心没肺地玩开了。
三、第一次，以角色的名义念念有词。“文革”来了
毕竟是演员的孩子，在学校里，各种小节目的演出机会还是有，被推举到台上，背个革命诗词之类也是常有的事儿。再比如艺术院校招生之类，也自然先被想到。有一年音乐学院附中招生，分摊给我们学校一个名额，老师说：“你去考吧。”姐姐就带着我，坐着7路车去中央音乐学院。考试要考节奏、考乐器，问我会什么，我说就会唱歌。人家现场给了四句歌词，当场得学会唱，结果没考上。
不过，学校还是把我当做文艺骨干。有一年年底，班主任曹老师让我帮助发放小奖品，把我扮成了圣诞老人，穿上她的红大衣，用棉花粘上胡子眉毛。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有装扮的表演，第一次以角色的名义念念有词。
因为我的腿病，我能觉出父母对我有歉疚之心。看我当演员似乎无望，父亲希望我能掌握些其他的艺术特长。我父亲是国立艺专学中国画出身，后来到学生剧团参加了革命，才演上话剧的，但是画画仍是他的终生爱好。他去探望自己老师时，会带着我去。为了让我学画，父亲还请了专门的老师。心里有希冀，就会给我创造条件，但并不像现在有的家长那样，漠视孩子的好恶，按照自己意愿，逼着孩子一条道走到黑。只要我喜欢什么，父亲看出点苗头，就帮着我找老师。我学打快板，就是他领我去剧院，跟着李光复老师学会的。我现在演戏总是自己化妆，也跟小时候喜欢绘画分不开。只不过这些，在小孩子阶段，都是有一搭无一搭的。
1966年“文革”，正好是我小学六年级，没考试就毕业了，毕业后晃荡了一年多，也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大串联的后期常参加北京火车站清理外地人的行动。几天不着家，乐得自在。第一次晃荡了几天之后，半夜回家，担心父母发火，没想到我爸开了床头灯问明原由，只说了一句：“没关系，经风雨见世面。”就把我放过了。悬着的心一落下，我倒头就睡着了。还有一次在北京火车站遣送一个藏族宣传队，我们几个红卫兵孩子，哪抵得过人家人高马大，一被推搡就后退好几步，根本不是个儿。但这样的生活新鲜啊，后来有一阵子还住到景山公园里的北京少年宫。我参加的组织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色造反团115师战斗队，这番号可是林彪大战平型关的队伍啊，想想就特别来劲。加上我们的红卫兵袖标做得很宽，红色绸面，黑或白绸的里子，戴起来特威风，人就怎么张狂怎么来。一伙年轻人常几十辆自行车前行，根本不管路口红绿灯是红是绿，高呼着打倒谁谁谁就冲过去了。想想也够无法无天的。
后来红卫兵的热乎劲儿过去了，就有些闲得发慌。父亲看我没事儿，就到剧院给我借小说看。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完全是凭兴趣速读，隔十天读完一堆再换回一堆。小说也读，科幻也读，也看了好多俄罗斯文学作品。这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不小。
我父亲是人艺的党委委员，那时被划到黑党委走资派。和曹禺他们一块都被隔离着不能回家，但每日的饭由我爸爸骑自行车到人艺饭堂打上，送到史家胡同的“牛棚”去。
有一次，父亲趁着送饭回了趟家，一进门就挨个跟家里人握手：我妈、我姐还有我。我姐就不跟他握，意思是要划清界限。我父亲本来火就没处发，气得一巴掌打过去。可我姐也委屈啊，本来红卫兵当得好好的，我爸的走资派身份传到学校里，就被红卫兵组织开除了，她能高兴吗？我爸这一打，我姐就往外跑，这下我家就乱了套。我妈说，哎哟嗬，这是干吗呀。赶紧追出去。我们找了老半天，才把她从同学家里劝回来。我想我爸心里也肯定不是滋味儿。
还有一件事儿我记得清，是我四大妈来家里。她曾是延安抗大毕业的，老革命，那时当一所中学的校长。红卫兵批斗她，剪了她的头发，她因为跟红卫兵抢剪子，把小拇指的韧带给弄断了。到我家来，她戴了一顶帽子，人看着灰灰的，不是我平常见到的状态。大人们关在里屋说
“文革”那些事儿，我在外屋闲来无事，就没心没肺地吹起了笛子，吹的是那首《造反有理》。我爸那个气，出来就呵斥：“外头玩儿去！”事后他跟我说，你害得四大妈“神经”了，居然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跟着唱《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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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青生活刚开始，我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肩上担着呢
很奇怪，“文革”的最初，我会那么地投入。满脑子都是革命，写大字报、刷标语，半夜踩着雪，提着用自家白面熬的糨糊去王府井贴大字报。后来“复课闹革命”了，1968年再进校，我上的七十二中是北京二中的分校。说是复课，基本上没有文化课。同年12月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这届所谓初中生都要离开城市去农村边疆。因为腿有毛病，我其实可以不去，但我就是要去，根本不恋家。跑到设在灯市口中学（也就是现在的二十五中）的招生办公室强烈要求，人家检查我正步走、蹲下去站起来。还要我写保证书，写就写。很快就被通知准备照片什么的，到派出所办手续，每个人还发票买到一只松木箱子，22块钱一个。可惜后来没留下，否则就是知青文物了。
听说我要走，我妈特意从河南“五七”干校赶回来。她要去火车站送，我不让，结果她还是到了学校。在校外的大客车上，同学们指给我看，说，你妈来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她，只是故意躲着她，怕她动感情。被同学揭发了，只好不情愿地到窗口问什么事，我妈举着勺对我说：“勺没带。”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学说说笑笑去了，我妈一扭脸走了。我看到了她离去的背影，后背和肩微耸着，像是已经哭了。唉，那时候的我真是不懂事。
1969年7月我就这么离开了家，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时我们一家人都不在北京，我父亲在北京市系统的团河农场，妈妈和弟弟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河南淮滨“五七”干校，我姐1968年就已经去内蒙古插队。弟弟跟我妈到银行的干校放猪，我姐在内蒙古牧区放羊，我去黑龙江第三个月被派去养马，我们家成了畜牧之家。一家五口身在四地，写信得用两张复写纸复写出三份，给三个地方投。在一封信里，我总是先跟爸爸说，然后跟妈妈和弟弟说，最后跟姐姐说，一家人的信都互相看，跟任何一方说的事全家都知道。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时的知青，最能体会到这一点。写信是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因为写信，提高了文化水平，这也是真事儿。这方面，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他常把我信中的病句、错别字标出，再寄回来。有一回，我因为想介绍自己的生活情况，把连队伙房、营房位置画出来，父亲还在回信中劈头盖脸批了我一顿，说，你那里是祖国的边疆，备战那么紧张，怎么能在信中暴露连队的方位图呢？
一到兵团就碰到水涝灾害，得赶紧抢救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那阵势，壮观！这事完了之后天就冷了，年初时，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又快到冬季了，仗是不是还得打？水涝灾害之后接着就要备战。团里组织了架线连，马上奔赴6师所在的抚远（在祖国版图的东北角鸡形的尖嘴处）。指示：各个师要抽出一个营，组成架线团，架设抚远到虎林的国防电话线。保家卫国，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我幸运地被选拔进来。出发那天早上；全连欢送卡车上的我们，那时还讲究男女同学授受不亲，可一下子那么多女生都特真诚地泪别我们，真有点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觉，让我特感动。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再从火车转坐卡车。三天三夜到了抚远的目的地，发现那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那可是冬天，黑龙江的冬天，你都想象不出有多冷。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在粮食麻袋中弄出个窝窝，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