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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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大传- 第1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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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日勾搭(10)
至此,谈判陷入僵局。
  阎日双方在谈判桌上商讨的同时,又展开了频繁的电报交涉。
  10月4日,日华北方面军之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致电阎锡山提出:“在彼此加深了解之基础上,请您准备发表独立宣言”。并且要求与阎锡山直接会谈。
  10月9日,阎锡山复电岩松说:“基于需要和相互信任制定之基本协定,在执行中只有相互帮助方能成功。”表示愿按基本协定付诸实践。至于“前线会见,我方已做好准备,待赴隰县时相会。”但是,宣言目前尚不能发表,因为“发表宣言,依协定第一阶段完成之后进行方有益无损。” 这里阎锡山依然要求日军按协定先交枪炮、兵员,再考虑发表宣言的问题。
  10月10日,岩松再致电阎锡山,坚持要阎锡山迅速发表宣言,电文曰:“自停战协定签字后至今日,两军尚在第一线不幸发生小的误会,深深感到只靠停战协定终究不能求得两军感情之融合,迅速发表独立宣言乃至合作声明,下级官兵始能彻底了解友军之真相”。
  阎锡山依然坚持按协定办事。
  10月21日,伪山西省长苏体仁致电阎锡山,转达岩松的谈话。该谈话列举三点:一、就国际形势而言,“重庆依赖之国际援助日益薄弱,抗战之前途无光明,对此没有顾及之必要。”二、基于双方共同的目标——*,日军数年来未对晋绥军攻击,当此,期待阎“负起国家复兴之大任”,“速发表宣言,赴南京、东京”,与日本“朝野各方接洽,”以获知日本之真正态度。三、日本之所以求于阎,是因为阎有“名望”,不仅可“扭转全局”,而且可进而掌握华北与全中国之领导权。”并再次邀阎会晤,“就事务性外之全局性根本大计交换意见”。
  阎锡山见日本人只口头上劝其速降,并未按协定在物质上给予支持,苏体仁又咄咄逼人,于次日复电苏体仁,逐条加以答复,实际上予以拒绝。他说:“日本方面要余扭转全局,必须使余不脱离中国人之心。若全国将领通电讨余,由此使余处于隔绝状态,虽力图收拾时局,其势亦不可能。”
  此后,日、阎双方尽管电函往返,不断争执。日方要求阎锡山尽快发表宣言,脱离重庆政府;而阎锡山则以不变应万变,始终坚持要日方按协定先交付军费、武器之后,方可发表宣言。双方彼此都不恳让步,自然也就不会取得双方所预想的结果。日本战后编纂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也认为:“阎锡山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日华合作,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的战斗力。但在日本方面,不能判明那是阎的真意,还是用以保身的谋略。此外,由于日方在协定上为了拉拢阎锡山含混其词地说些大话,因而阎对于火速实行协定感到不安,而且是有困难的。” 于是,日军不得不建议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11月14日,楠山续与赵承绶会谈,企图逼阎早日就范。楠山提出如下要求:(一)希望阎锡山本月内与岩松会见,届时先付9、10、11三个月的经费储(法)币 3600万元,步枪1万枝,同时商议阎发表宣言事宜。(二)待宣言后6个月内再拨付步枪5000枝。可是,同时又讲“日本准备与美国作战”,“国内武器无法拨付贵方。在山东、河北招募10万壮丁涉及与华北政务委员会之关系问题,暂时难以实现。”因此,依然要阎锡山先发表宣言,然后再付给有关物资等。

二、与日勾搭(11)
赵承绶当即提出,阎锡山移往隰县会见等均不成问题,可是,军费按储(法)币支付则不足半数,而且在宣言发表后6个月内拨给5000支步枪,“数目太少”。会谈后赵即电报阎锡山。
  11月18日,阎锡山回电赵承绶说,与日本会谈,“必先就基本协定第一阶段规定之补充各项,研究出切实之办法,我便立即出发”赴隰县。否则,“服装物质均无获,更无力持以自卫,徒受重大之损失。”并且以较强硬的态度说:既然日方“以诚意与我合作,必不使我走向灭亡之歧路”,再次断然拒绝了日方的要求。
  阎锡山同日军的勾搭虽为秘密进行,但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和铨叙部长贾景德(二人都是阎的旧部),由重庆到克难坡,会晤阎锡山。阎锡山对徐、贾二人说:“二战区的环境恶劣,补给困难,如‘政府’在经济上不大大予以接济,则将必在日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下遭到毁灭。” 徐、贾经请示蒋介石,蒋答应除清理欠饷、增加军费外,兵源、物资都可酌情予以补充。徐、贾还对阎说,既然“山西的困难,蒋委员长允许解决,希望阎把赵承绶及太原人员召回,停止对日谈判。” 阎锡山听后意识到蒋已知此事,不是好事,于是一面应许徐、贾,电召赵承绶回来;一面又留下梁■武、曲宪南、刘迪吉等仍住太原,和日军保持接触。
  正值赵承绶准备离开太原之时,冈村宁次专程由南京飞赴太原,催阎早日归附。赵承绶回忆说:
  冈村宁次到太原的当日,日方即通知我去会见。我由给我担任翻译的杨宗藩(苏体仁的女婿)陪同,到东华门19号日军司令部见了冈村。他表示:“请你赶快告知阎先生,我们日本方面,是要和能代表中国人的人合作。阎锡山是华北老将,我们考虑再三,最好和阎先生合作。阎先生是辛亥革命以后在华北的第一个人物,华北人很拥护他,我们既决定和他合作,就一定支持他。我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我答应的事,决不会有问题。我们既能把华北交给阎先生,就要让他有力量维持华北治安。请阎先生放心,不要光斤斤计较一枪一炮。我们和阎先生合作,对阎先生有好处。阎先生留学日本时,我们就认识。现在时机对阎先生有利,请你转达我的意思,万勿失去机会。并请代向阎致意”等等。我当时答应:“我不久就回晋西去,一定把你的意思转报。”冈村显得很高兴,装得好像很“诚恳”。
  我立即把这一情况详细电告阎锡山,马上得到回电:“他不放心,咱可是诚意,应赶快履行‘汾阳协定’条款,拨给人、枪,咱必须尽快武装起力量,才能拿起华北,没有力量,连山西也拿不起,哪谈得上拿起华北。向他直接交涉,可能得到解决,努力为之。”
  当晚,冈村宁次在东华门19号举行宴会,邀我参加,一再表示“希望和阎先生真诚合作”,还送给阎锡山高级将校呢衣料一件,西服衣料几件,要我转给阎锡山。
  可是,就在赵承绶准备动身回晋西的前日晚上,阎锡山又致电赵说:“两国对敌,我以高级将领身份,和敌人合作,得不到日方信任,食却诺言,拖延时日,太不体谅人的苦衷,太不替人着想。你走后,可让象乾(苏体仁的字)把此电送交日方。” 12月1日,赵承绶偕续志仁由太原乘飞机到汾阳机场,由日军小汽车护送至孝义北部骑兵第1军防地,然后到克难坡复命。

二、与日勾搭(12)
阎锡山听了赵承绶一切详细情况的报告,尤其是听了赵“这么长时间,日本人一点东西也不给咱,我看这是诱降,不是合作”的提醒后, 决定对日采取观望态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岩松义雄认为:形势迫切要求对阎锡山工作“尽早成功,”并希望其直接与山西军接触的各兵团,“也应从大局出发努力推动本项工作”。他本人则亲自致电阎锡山称:“双方首脑直接会谈,彼此以真诚的态度,坦率交换意见,以期超越协定中事务性的交涉而达到精神上的结合。确信这是促进本项工作的唯一途径。”
  但是,阎锡山却以在履行汾阳基本协定第一阶段之前举行首脑会谈,于晋绥军内部及全军所处的环境都有极大困难为辞,予以婉言谢绝。
  而日本因将大量侵华日军从华北调往南洋作战,更急于使阎锡山早日归降,从而实现和维护华北的治安。12月底,日华北方面军第1军判断:“阎锡山内心是脚踏两只船,企图从日蒋两方面尽量多得好处”,并且认为阎锡山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猾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因而决定对阎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必要时可诉诸武力,以逼其投降,并着手研究对阎进行交涉与武力威压并行的计划。
  日军先施以软方法,1942年1月7日,花谷正致函赵承绶,要其速归太原,会商履行汾阳协定中的武器和军费问题。为了让赵深信不疑,花谷正还开了一个准备拨给的武器和军费的清单:步枪3万支,分两次拨给,第一次给2万支(孝义会见时1万支,发表宣言时1万支)。第二次1万支(发表宣言后逐次拨给)。军费:在孝义会见时给联银券(一种伪币——引者注)1200万元;发表宣言后,每月付法币2000万元,联银券800万元。其他有关问题俟阎长官来太原后协商。粮秣:今后努力供应。日本方面还要求阎锡山:迅速实现移驻孝义或隰县;近日即于孝义会见。 阎锡山得知后,指示赵承绶拒绝了花谷正的要求。
  日方见阎锡山不予理会,花谷正于1月23日致信阎锡山,声称“近来和平合作呈现停顿状态,实感遗憾至极。”要阎“速于孝义会见,促膝交谈与贵军之提携,东亚之和平等有关问题,披肝沥胆消除隔阂”。
  1月29日,阎锡山复函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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