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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运动方兴未艾，不仅革命党人、立宪党人群起反对，就是北洋系营垒内部也酝酿着反袁力量。北洋系的二大将领段祺瑞与冯国璋，本想继任大总统职位，但袁世凯称帝势必割断了他们继续升徙的前途。他们因对袁的称帝阴谋不满，而与袁的关系日益疏远。在袁积极策划帝制期间，段祺瑞离开他长期担任的陆军总长，托病退隐西山；冯国璋以江苏将军坐镇南京，拥兵观望。另外，国务卿徐世昌辞职而去；其他“军政名官”也都与袁貌合神离，按兵不动。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北洋系集团已分崩离析。1915年3月15日，广西宣告独立。18日，冯国璋和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并密电其他各省征求意见。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中，被迫于3月22日撤销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4月22日袁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袁自己仍赖在总统的位置上。
北方政局因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为之一变，阎锡山对政体的态度也随着发生变化，但在对待袁世凯上，仍相当谨慎。他对袁世凯撤销帝制表示欢迎，却又默认袁世凯继任大总统权位。3月27日，他在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及参谋总长段祺瑞时，就表示：“滇黔事起，日寻干戈，现在国势承积弱之余，强邻逼处，风雨飘摇，同室操戈，陆沉可忧。我大总统以国家为重，息事宁人，不惜颁令罪已，撤销原案，天下为公，人神共谅。诸公慨念时艰，联袂出山，力顾大局，以慰苍生，闻令之下，薄海同钦，陆将军既愿任劝告滇黔诸人，定当幡然悔悟，消弭战祸，不烦甲兵。至于保境辑民之责，锡山更当力为担任，用抒廑念也。”由此电文可以看出，即使在帝制取消后，慑于袁的威力，阎锡山仍对袁百般献媚。
然而此时，袁世凯的在位问题，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关注的时政焦点，也是南北和谈争执的焦点。5月8日，各倒袁独立省份的军人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这些充分说明南方军政府是否认袁世凯的总统资格，坚持袁必须退位的。而北方则以冯国璋等为代表主张仍保留袁的总统名位。如4月17日，冯国璋和张勋就提出“调和时局，承认袁仍为大总统”的主张。4月25日，冯国璋又通电北方各省，主张先议定解决时局办法，作为南北和议的依据，于是便有北方未独立各省代表23人参加的南京会议。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5）
南京会议名义上是在讨论袁世凯撤销帝制后的政局，实际上则是冯国璋联合张勋、倪嗣冲发起的为发展自己的第三势力的动员会，然张勋、倪嗣冲又各有异图（一个阴谋复辟；一个致力于匡复洪宪王朝），所以会议的命运自然不言而喻。
扼守江苏的冯国璋，在洪宪帝制时期的角色，与二次革命时期的黎元洪颇为类似，都具有关键性地位。黎元洪支持袁世凯，有助于袁制胜国民党；冯国璋消极反袁，则促成帝制失败。最初，护国军曾经运动冯国璋起兵讨袁，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冯拥有雄厚的兵力，权倾一时。
阎锡山是很注重实力的。他看到，冯国璋实力雄厚，于是在来往举止上均顺冯而行。当他接获冯、张4月17日发出以“拥袁”为条件的调停时局办法后，即于4月20日复电，表示赞同：
巧电敬悉。承示所拟办法大纲八条，力息纷争，奠安全局，硕画卓议，极表赞同。我公中流砥柱，挽回危运，私心佩仰，莫可名言。既得徐、段、黎、王、蔡诸公同意，南北融洽，能一致进行，以巩国家。即请我公主拟电文入告，附列贱名，无任企祷。阎锡山。
在南京会议尚处筹备时，阎锡山于5月10日复电冯、张等，同意派遣崔廷献为全权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召开之初，与会代表多数主张袁世凯退位，但是坚决拥袁的倪嗣冲，竟然亲率卫队赴南京示威，致使主袁退位的言论立趋弱萎。在第二次会议（19日）上，崔廷献代表阎锡山，向与会者说明山西对时局问题所遵行的原则是：一、保持地方治安；二、服从南京会议公决办法。 会议进行时，由于三巨头冯、张、倪在袁退位问题上意见不一，于是于24日通电未独立各省，请就是否“降顺南省，斥逐元首”与“固结团体，挽留元首”两种立场，择一表态。阎锡山见此电文后于25日复电，表示“固结团体，挽留元首，拘定宗旨，始终不移。已电知敝处代表崔廷献，坚守此意，绝无游移”。 就在南北双方各省为袁世凯在位问题激烈争论的时候，袁世凯因焦劳羞愤，已病入膏肓，及至听说川湘独立，更怒不可遏，加重病情，遂在6月6日死去。在位问题终获自然解决。
从袁世凯酝酿帝制，到帝制自为，再到撤销帝制，复到饮骂死去的近一年时间里，阎锡山基本采取了肆允的态度。那么他为何采取如是态度？阎在《早年*》中以“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我们的处境与观感”为题，作了冗长的解释：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修改约法以后，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之，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的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有些熟朋友说：你们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是另有别图。其中最足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至袁氏帝制失败之主因，一则是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激起愤怒的民气。一则是他的亲信诸老“怏怏非少主臣”，谁亦不愿再做袁克定的臣属。
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6）
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均已消灭，山西成了旧军阀的眼中钉，报告袁氏山西必反，威吓之函电日有数起，劝导之来人联袂不绝，最后袁氏特派他的一个侄子常川驻晋，监视我的行动，及于帝制失败，始由太原离去。此人酷嗜赌博，日夜打牌，一反袁氏指赌博为“牧猪奴戏”之谕示，我曾打算令警察将其查扣送京，谷如墉、刘笃敬等几位乡老力劝我投鼠应该忌器，方始作罢。
在这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被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一，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三，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分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认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四，使我们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与委蛇。四年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反对。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中，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
归纳上述阎锡山的自我解释，他之所以肆允袁氏称帝，有四种理由：一是在他看来，劝进袁氏称帝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而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于是他也就顺手将袁往炉火上推了一把；二是他认为处在“北洋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反对袁世凯不独无益，反而会白白招致损失；三是他不公开反袁，是为了遵守和实行孙中山的指示，“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四是他的劝进种种，仅是“虚与委蛇”，佯作表面上的应付。
阎锡山早年*中的这些解释，虽然有些不无道理，但有些仅凭无法佐证的辩解，还不能令人信服。比如说遵守和实行孙中山的指示，那时与孙中山到底有多少往来，双方还有什么默契，至今仍无发现确凿证据。
静心而论，袁世凯复辟帝制，对阎锡山未必有什么好处，按阎锡山早年参加反清革命的初衷、经历和思想素养看，也不应该是复辟帝制的狂热主张者，然而，他又确实作出了一系列劝进的表示。细思之个中不乏韬晦之策。但是，说到他肆允袁世凯称帝的真正原因，恐怕主要还是为了保全自己对山西的长期统治。
以后他在议论到袁氏称帝失败时感慨说：“我事后想到一件事的因果关系，种下什么因，即要结什么果。袁世凯改行帝制有因，国人起而推翻帝制亦有因。辛亥革命推倒清朝统治，由于同盟会自身力量不够，借重了汉族疆吏力量，其结果即种下汉人皇帝之因。幸而中国文化是民本文化，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深入人心，*很合乎民本的心理，故一经变君主为*，绝大多数的人谁亦不愿再倒退回君主的窠臼，以故袁氏称帝卒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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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特的政治统御 参与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