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政三事”之推行，从1917年10月1日“六政考核处”成立算起，到1923年春“六政考核处”裁撤（归并到“村政处”及其他机关）为止，前后历时将近六年。实际效果如何？据“山西政治述要”称，“六政则剪发最好，天足、水利、种树、蚕桑次之，禁烟又次之；三事则种棉最好，造林次之，牧畜又次之。”其具体成效如下：
水利方面：
共开渠 504道 灌田 1995528亩
共凿井 17862眼 灌田 77444亩
共筑蓄水池 8个 灌田 数百亩
种树方面：
共实栽树 51521985株
实际成活 29455834株
蚕桑方面（包括农桑局与民间）：
共植实生桑 121291777株
湖 桑 1328772株
共养蚕 7866219553头
共结茧 7938651斤
共缫丝 479808卷 。 想看书来
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5）
（以上均为1921年数字）
种棉方面：
1918年 冀宁雁门两道提倡种棉地种棉 亩
河东道原种棉地种棉 5299顷亩
全省棉地合计 5299顷亩
1919年 冀宁雁门两道提倡种棉地种棉 148顷亩
河东道原种棉地 种棉 5550顷亩
全省棉地合计 5699顷亩
1920年 冀宁雁门两道提倡种棉地种棉 691顷亩
河东道原种棉地 种棉 8527顷亩
全省棉地合计 9219顷亩
1921年 冀宁雁门两道提倡种棉地种棉 853顷亩
河东道原种棉地 种棉 7908顷亩
全省棉地合计 8761顷亩
棉花产量合计 1918年 17703753斤
1919年 斤
1920年 斤
1921年 斤
造林方面：
甲、林区育苗（1919－1921年）
播植总面积 亩
育成总株树 53861983株
乙、林区造林（1920、1921两年）
造林面积合计 41157亩
造林株数合计 10462614株
丙、各县育亩（1919－1921年）
县苗圃总面积 4969亩
育成总株数 53357310株
丁、各县造林（1920、1921两年）
造林面积合计 202967亩
造林株数合计 31679028株
牧畜方面（据模范牧畜场之统计）：
共培育 种 羊 1692只
改良羊 1294只
合 计 2986只
戒烟方面：
共破获烟案 1918年 4609起
1919年 9897起
1920年 18839起
1921年 17629起
合 计 50974起
戒烟局戒除烟瘾人数 1918年 36469人
1919年 10449人
1920年 12722人
1921年 11160人
合 计 70800人
戒烟会戒除烟瘾人数 1920年 18000人
1921年 37420人
合 计 55420人
天足方面：
1921年，山西105县中有87县10岁以下的女子“已全数天 足”，有101县16岁以上的缠足女子“已全数解放”，15岁以下 缠足女子“各县解放者亦占多数”；1922年，全省*缠足已属 少数。
剪发方面：
1918年底，全省各县已完全剪尽。
依上所述，阎锡山推行“六政三事”，虽不乏成效——女子缠足“已属少数”；男子蓄发“已完全剪尽”；水浇地增加120余万亩；种树5000多万余株（其中成活2945万余株）；植桑（包括实生桑和湖桑）1亿余株；种棉面积由1918年的5299余顷增加到1921年的8761余顷，棉产量由1918年的1770万余斤增加到1921年的3761万余斤；造林（包括林区及各县）1920、1921两年共4000余万株；破获烟案5万余起，戒除毒瘾12万余人等（不排除虚报、谎报，掺杂水分者）。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其立意、办法和效果，也有非议之处，要者如下：
其一，不管是“六政”，还是“三事”，都非社会改造、社会治理治本之策，中国积贫积弱之弊在社会制度本身，非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不能奏效。对此阎锡山本人亦不能不承认，他在“对晋北各县官绅讲六政三事”时，明确指出：“我心中所注重的六政三事，共是九件，但是要办的，皆是治标的办法，尚非根本上的解决。”
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6）
既“皆是治标的方法”，故而不具备切实推行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仅以禁烟为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鸦片烟的危害性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识，又被*政府视为经济利源，故而屡禁不止。阎锡山虽树起禁烟大旗，也曾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惩戒法规，并“委派各员，分往各县”，“每至一县，必先分别人民之身份为之先后；初查其最有势力者，再查其次有势力者，再查普通商民，再查穷苦小民；层递为之”， 不使遗漏。然而由于山西仅为全国一隅，无立法之公权，无商贸之铁关，其结果只能是此消彼长，省内禁种，省外贩运；前脚戒烟，后脚复吸；禁了鸦片，又来吗啡；官吏贪赃枉法，烟民屡教不改。如此戒烟，烟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戒越多——据官方统计，1922年勒令戒烟的人数竟比1917——1921年四年戒烟的总人数还多。一场禁烟运动，一时轰轰烈烈，过后，吸者照吸不误，贩者依旧大渔其利，不仅民间吸食者大有人在，就是政界军界也不乏其人，阎锡山虽然自己布衣素食，嗜好全无，以身垂范，亦无济于事。
其二，由于宣传不当，与理解之差异，其政“多不见谅于人民”。对此阎锡山亦有所认识，他在1918年8月对实察员讲话时，曾明确指出：“前者委员出省，余均嘱令到乡，集合人民，宣布政治宗旨。因言之不当，致人民诸多误会，政治进行，亦受多大之障碍。譬如与人民说政治宗旨在富强，因之人民误以为富国，就是问人民要钱；强国就是教人民当兵。近据区长报告：调查户口，人民则以为将征人口税，因而隐匿；调查商号资本金，人民则曰将课资本税，因而隐匿；劝民栽树，则以为按树起钱，遂多不肯栽树；劝民种棉花，人民则疑为将按亩抽款，遂亦不种。”
其三，不顾主客观条件，搞整齐划一。以种棉为例，“阎锡山虽制定了试验规则，开设了试验场，说要改良品种，还设立了种棉基金，但缺乏符合实际的措施和规划。有些县份种植面积扩大，产量有所提高，主要是因为棉花价格上涨造成的。由于没有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造成粮棉种植失调，给山西人民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例如：晋南一带，棉田扩大，粮田减少，致使人缺粮吃，牲畜缺草料，农民只得到很远的外地去购粮食、买耕畜，直接妨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晋北一带，则不顾无霜期短的气候条件，盲目推行种棉，致使棉桃开得很少或不开，棉花收获很少，广大农民既费了力，又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其四，“山西今日政治上所欠缺者维何？其各种章程未完备乎？抑奉行尚有未尽善者乎？吾以为皆非也。各种章程非不完备，惟无实力奉行之人，则章程亦几等于虚设。” 阎锡山自己一语中的，道破了其政推行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无实力奉行之人”。官场*是中国社会从封建时代延续下来的一大通病，昏君无视，明君无奈。阎锡山虽注重吏治，无奈积习难移。“六政三事”作为阎锡山之新政，需要“实力奉行之人”，以旧之官吏推行之，其弊自生。禁烟，系阎锡山所办诸政中最下力气之一政，然各级官吏却贪赃枉法，反将其作为勒索受贿的生财之道，禁烟的不彻底与此有着极大的关系。对此阎锡山曾失望地说：“又如禁烟，所定的章程，总算已经完备，因为商民要往陕西贸易，才定下一种过河护照。其实不能因禁烟而并禁止商民不过河。不意沿河之县知事，竟有出卖护照借以弄钱的地方。当日原恐稽查队靠不住，才靠知事办理；以为知事具系上等社会人，绝不至于有错；今上等社会人乃竟如此作弊，下等人亦就不问可知。诸君细思：病在那里，岂章程尚未完备耶？实因上等社会的人心业经倒了，纵有完备章程，亦同虚设。”
此外，所谓“六政三事”的划分，本身就有不够合理的地方。“六政”中，从利弊言之，既有水利、蚕桑、种树等需兴之三利；又有禁烟、天足、剪发等必除之三弊。依类别而划，前者属于农业经济，后者则可归入社会习俗治理。阎锡山将此六项等量齐观，一起作为其执政之初必办之重要事务，可谓眉毛胡子一把抓。随后又提出的“三事”，其中的种棉、牧畜似有对“六政”进行补充之意，而造林则与“六政”之种树一项略有重复，尽管从阎本人的讲话及一些文件中能看出两者侧重不同，但就字面理解，则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六政”之三利，与“三事”各项即同属兴利之举，又均归农业经济，前者为“政”，后者称“事”，在宣传执行中也颇多不便之处。
三、发展经济文化 制定“厚生计划”（1）
“厚生计划”是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兴办实业计划，“厚生”二字，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德、利用、厚生”之道，取“厚民生”之意。“正德”者，以德显能；“利用”者，以物养人；“厚生”者，美善人生也。阎锡山说：
政治之责，在厚民生，厚生之要，于今为急；在昔闭关时代，生计单简，虽有富源，无须开发。今则万国交通，开涯比邻，世界列强无不以民生事业之兴衰，占国力之厚薄。甚且以经济政策施诸友邦，思攫他人之蓄积，以增己国之富力。山西乃地大物博，民风古朴，宝藏甚富，久为外人所艳羡，倘不速定厚生计划以谋中正和平之发展，则世运演进，由简而繁，百业颓废，生计艰难，其何以图自存于今之世界耶。
老成谋国者，以物质文明进步有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