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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春季攻势”与“冬季攻势”，是太原失守之后，阎锡山连续发动的攻击性的对日作战。之后，他为了保存实力，转而采取消极的避战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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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殚精自固（1）
秋林集训
临汾失守后，山西半壁河山沦于敌手。阎锡山被日军所逼，西逃陕西秋林。他的军队（旧军）日益减少，军官指挥无方，士兵战斗力不强，这些都使阎锡山极为忧虑。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赖以存在的军队就这样衰败下去，决心采用“新”方法，整训扩编军队。要整军，首先必须培训军事干部。作为行武出身的阎锡山自然深知，“选拔干部，训练干部为练兵之先着”。所以，他对培训干部很重视。早在1938年夏，他就在吉县马家河成立“山西军事干部学校”，自兼校长，于镇河为副校长，韩文斌为教育长，宋振寰为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总队。10月，又在乡宁创办“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自兼团长，刘墉之为教育长，杨嘉藩为教务长，吕调元为政治主任。教导团下辖3个步兵大队、1个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
从1938年11月开始，阎锡山仿效蒋介石庐山集训的办法，把他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分期分批集中到秋林进行集训。
秋林，位于陕西省宜川县北30华里。相传，晋文公曾避难于此。阎锡山从临汾撤过黄河后，先驻于桑柏，不久便将长官部、省政府等机关驻扎于此。阎锡山选定秋林作为其首脑机关所在地，一是隔黄河天险，便于避开日军的攻击；二是图个吉利，取“宜于伯川”之意。不久，阎锡山把秋林改名为兴集，意为兴旺发达，希望在此相安无事。
阎锡山秋林集训军官的目的在于“改变已过的旧作法”。因为旧军的状况，使阎锡山不能不深深感到：“我们的军队，今日不改用新作法，就不能存在。”
因此，阎锡山提出确有“新的必要”，就好比“冬天要穿皮袄生火炉，夏天穿衫子扇扇子，这就适合气候，这就对，对就能存在。”相反，“如果冬天穿衫子，用扇子，夏天穿皮袄生火炉违反了气候，你一定要受热、受冻，甚至生病而死，那就不存在了。” 阎锡山又说道：“某友军自抗战以来，人员增至4倍，我军某部抗战以来，减少了一半，按这个比例，再过10个月，就是友军的1，变成16，我某军的1，变成1/4，这就成了64与1之比了。这就因为友军是新作法，我某军是旧作法，你们看新与旧，一膨胀一缩小的结果，可怕不可怕？知此而尚不觉悟，不改新，则如饿了尚急走，冻了尚抱冰，岂非自杀？”以此启发其军官的觉悟，统一其认识，彻底改“新”。要求其军官“为了国家，为了二战区，为了晋绥军的存在，为了保持个人的荣誉，” 自觉自动地走上新的道路。
阎锡山这里所说的“新”，同常用的新的含义有所不同，具有特定的含义。他认为“新”，“是适合与效能的问题，适合有效就是新，不适合无效就是旧。比如夏天穿衫子，虽旧亦新，穿皮袄虽新亦旧。” 由此可见，阎锡山所说的“新”与旧，在于是否适合需要，适合者即是新，反之，则为旧。可以说是其一贯主张的“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理论的具体反映。
因此，阎锡山据此提出：“今日晋绥军要想存在，非晋绥军官有自己好并且强制别人好的决心和作法，大家一齐走上新的路子不可。”
那么，如何走上新路子呢？阎锡山在《怎样新》的训词中提出，要做到“四新”，即新补充法、新管理法、新训练法和新作战法。他说，只有“用新补充法，兵才能来，用新管理法，兵才能存在，用新训练法、新作战法，兵才能保护人民，打死敌人。” 。 想看书来
二、殚精自固（2）
所谓“新补充法”，即采用动员志愿兵的方法补充其军队。阎锡山认为补充新兵，通常有三种方法：招募、征兵、动员志愿兵。招募是靠政权选择，可是，因日本入侵，政权不完整，不易实行。征兵虽为国民的义务，可是，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普及国民教育，实行了户籍法和周密的警察制度，始能实行。按当时的政治，这三个条件均不够，征兵也不能实行。因此，只有走动员新战士的一条路子，动员新战士，不靠政权，即使在不完整的政权下，也能实行，而且是动员有黏性的爱国青年，更能加强军队的力量。
所谓“新管理法”，即废除打骂，采用说服教育，以加强管理。
所谓“新训练法”，即不仅在军营里，而且在行军中、休息前、打仗后，随时随地都可进行训练。
所谓“新作战法，即民族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为避免战略的劣势，运用战术的优势，所采取之游击战、运动战之机动战法。”
为了实现军队“四新”，阎锡山要求其军官：“第一要有志气，今日说新，人人都知道好，没有志气，没有决心，因循苟且，便走不上新的路子。第二要有方法，寻不见新的路子，结果不是事倍功半，就是徒劳无益。第三要有黏性，人原具有热心和黏性，有了志气和方法，只要一变就新。……有了志气、方法和黏性，还须有自己新，不容别人不新的组织责任心，才能作到新。” 而且，阎还让受训军官，在部队里成立“四新共进会”，作为推进“四新”的专门组织。
阎锡山为了统一军官的思想，将他提出的“中心思想”作为军官训练团团训。何为中心思想？按阎锡山的解释：“今日的思想，就如金字塔，一层管一层，非到顶不能一致。这话是说今日军人，是要向同一目标集体努力，不是要一英雄豪杰，而是要多数的对人类客观需要的同一见解”。这里阎锡山虽美其名曰：“对人类客观需要”的见解，实质上是为了谋求其存在而欲将其军官的思想统一在他的思想之下，进而通过军官将全体晋绥军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那样，不言而喻，他自然高高在上，位于金字塔的塔尖。
至1939年10月，秋林集训共轮训军官5期，“在训练上已达最高点”，关键在于如何实践。为此，阎锡山号召晋绥全军官佐、政工人员士兵及伙夫、马夫，一致努力，完成抗战复兴的任务。
秋林集训为阎锡山扩充军队作了干部准备。1940年初，阎锡山乘机要求蒋介石政府增加番号，扩充军队。他将原有的2个集团军（第6、第7集团军）、4个军扩充为4个集团军（第6、7、8、13集团军，由陈长捷、赵承绶、孙楚、王靖国分别任总司令）、8个军（除原第19、61、83军和骑兵第1军外，又增第23、33、34、43军）、6个游击纵队、2个政卫师、1个独立旅、2个总队、1个特务团、1个机关旅团、1个骑兵团、1个炮兵司令部（辖5个炮兵团）、1个工兵团、1个宪兵司令部（辖3个宪兵大队）。 阎锡山提出要“建立现代化有基础30万团力的铁军”。所谓“铁军”，按阎锡山的解释，“就是要打人人受不住，人打来必定吃亏，使人不敢打不愿打无法打，而自己打人，却是无往而不胜利。”
为此，阎锡山开始调集军官进行周期训练，对原有部队进行分批补充，分期整理，积极扩军。他还提出：“我们能完成10万有团力的铁军，即可掌握山西；完成20万就可掌握二战区，驱逐敌人出境；如完成30万，即一定可以支持华北。” 。。
二、殚精自固（3）
恢复省党部
中国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由与会代表苗培成、赵连登等发起筹备， 经阎锡山允许，于1927年5月5日在太原正式成立的。
之后，虽几经改组，但势力并不是很大。1930年春，阎锡山掀起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被迫迁往天津英法租界内，活动中断。中原大战结束后，迁往天津的党部人员于同年冬陆续返回太原，省党部始得恢复。
1931年冬，省党部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制造了枪杀太原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的“一二？一八惨案”，激起全省人民和爱国青年的愤恨。省党部第二次被迫关门，先后流亡于北京、开封、西安等地。从此，山西境内长达7年之久无国民党党部的活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得到改善。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CC系开始筹划在山西开展工作，蒋介石也向阎锡山提出恢复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阎锡山深知要抗战必要依靠全国的力量，尤其是要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所以当国民党中央电令阎锡山恢复山西省党部时，阎锡山欣然应允。后经过筹备，1939年1月1日，在陕西三原县东里堡召开代表大会，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正式恢复。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赵戴文兼，邱仰浚、李江、梁化之、薄右丞、刘冠儒、武誓彭、王昉、刘奠基、李犹龙、王怀明、赵光庭等为执行委员， 黄树芬为书记长。内设秘书室、组织科、宣传科、社会科、总务科、会计室、编译室、社会服务处、文化服务社。下辖克难坡办事处、西安办事处、各区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各市、县党部。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恢复，既是蒋介石进一步加强对阎锡山进行统御的一个步骤，也是阎锡山谋求国民党政府支持的重大行动。
省党部恢复后能否顺利地活动，某种程度上说，取决于阎锡山的态度。为了取得阎锡山的全力支持，省党部于4月在秋林举行第四次执行委员会议，决议通过致阎锡山电，电文如下：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钧鉴，并转全体抗敌将士钧鉴：倭奴入寇，举国同仇，我公本党先进，国家柱石，帅（率）领诸将士，躬临阵地，转战年余，保卫全国重要之堡垒，打破狂寇亡我之迷梦，功勋彪炳，薄海同钦。诸将士浴血苦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