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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莹莹这么一个追求自由的女性，她难到要这么一个畏缩的男人吗？这个畏缩是和他的身份有关；和他的经济地位有关；和他的门当户对要不对的这么一个身份有关。这身份使他畏缩，而畏缩以后。他一旦畏缩，我们期盼中的美满的婚姻就已经无法建立，该怎么办？他只能改变自己，用什么方法改变。中国男人当时惟一的飞黄腾达的道路就是科举，但是这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他能走通吗？一个巨大的未知，放在这个作品里边。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中国一千三百年以来，中国男子的共同悲剧就是“我的人生道路只有一条科举，我有很多很多的情感理想，但是情感理想只有这条小路能实现，这条路能不能给我呢，几乎不可能，所以你的情感理想一定是未知的，一定是两难的。”它具有巨大的典型性。我们仔细来看，好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有这个品性，它有的时候是浮现在上面；有的时候是含而不露，但大体上都有这样的品性隐藏在里边，我们就感到这个作品好。
接下来需要说的问题，是在两难结构当中，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知道，西方文明的摇篮是希腊文明。希腊文明是在海边，而且海洋文化是希腊文明的一个关键，是它的本性。我在写《千年一叹》，写到希腊的时候，我非常强调海洋对希腊的巨大的作用，就是哲学家们都在海洋边在做些思考。在大海边做些思考，我们首先去看好多都是和海，直接有关的那些文明。
中国呢！它的文明的主干是黄河下游的那个农耕文明，它的思考者当时也是都在黄河流域。譬如我们的孔子、孟子都在黄河流域，基本上是农耕文明。这里边有个很大的区别，海洋文明以航海、捕鱼作为他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在遥远的古代，一艘船出发它能不能回来，是个未知数。十艘船出发，能不能回来，也是未知数。而且彼岸在哪里？不知道。在遥远的古代，彼岸在哪里不太清楚。所以，他们的主调就是以不知道彼岸的那种悲剧精神，彼岸在哪儿不知道，就变成了悲剧精神了。所以希腊文明的最高峰是希腊悲剧，就是此岸和彼岸是分离的，我只知道我在这块土地上，彼岸在那里，不太清楚，自然那么辽阔，那么迷茫。所以在彼岸世界里边，有他们对自然的梦想，也有对精神领域的梦想、思考。往往是思考此岸和彼岸的距离这个关系。
农耕文明有点不一样，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很长时间我们不利用这个海岸线，而且我们好多朝代还禁海。所以中国人主要是种地，这种地呢？比较易知，“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天种下去，秋天收获，”这个易知结构比较明确，使用理性非常明确，我种下去豆子那就是豆子了，种下去瓜就是瓜，没有海洋文明一样完全不知道彼岸。农耕文明就是原因和结果，它是个循环圈。而在海洋文明里边，原因和结果不构成绝对的循环圈，它是有一个非常迷盲的这么一个此岸和彼岸的关系。由于建立了这样一个差别以后，在审美领域出现了两种格调，我们要有结果，我们要大团圆，就像秋天的丰收一样，农耕文明的要求，我们农民的要求，要求有这个大团圆，他们一直保持着希腊的悲剧作风。
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什么变化呢？就是希腊文明到了中世纪以后，教会一定要对世界做一个绝对的解释。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的文艺就是完全无法保持古希腊的这种很好的作风了，就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需要对它做出教会所需要的解答，很多东西都是作为解答新的东西了。
后来文艺复兴，特别是到了启蒙运动以后。理性思维上来了，理性思维上来有一个优点，就是在人类的社会科学当中有优点。就是康德所说的启蒙主义的大师们，他们有勇气，对日常生活都做出理性解释。或者是倒过来讲，用理性的原则来解释一切日常生活。这个是启蒙主义的伟大的功绩，但是这种功绩对于艺术来说，它又离开了我所说的鸿蒙的结构。什么都要非常具体做解释，所以也出现了一些过于理性的时代。出现了一些过于理性的作家，他那种未知结构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少了。幸好他们保持着某一种宗教精神，彼岸世界永远是遥远的，所以也有些伟大的作品出现。他们当时的一些伟大作品，往往开始的时候，往往保留在宗教作品当中。宗教性的绘画；宗教性的音乐譬如像巴赫。如果宗教性的绘画，我们说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他们都有着宗教性，所以比较有此岸的关系。但是理性主义之后，它们的文艺作品就面对了一个理性过强的这么一个结构，也快速走到了后来的那种现实主义的要求。后来幸好它们的现代主义起来比较快，又面对着现代人对世界的不可解了，所以他们又用种新的高度上维持着这个未知结构。
譬如像大家都知道贝克特的作品，也得过诺贝尔奖。《等待戈多》，等待什么，戈多是什么，他什么时候会出现。不知道，就充分的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一个未知结构。而中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比较长的时间保持着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构。但是里边的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会抬起头来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所生活的环境，产生巨大的疑问。第一个在我看来是屈原，发出天问的屈原，他已经具有了对未知结构的伟大的面对。就他发出天问，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一代代都有这样寻找未知结构的人，而它的高峰性的作品在我看来就是《红楼梦》，它营造着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一个未知结构，一个悲剧结构。这个了不得，所以中国尽管它的民众的结构是农耕文明，但是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要冲破自己的群体结构，而走向全人类的伟大。真正的伟大是全人类的，大家知道吧，这是歌德所说的。歌德第一次看了中国的一个作品以后，他说真正的伟大是全人类的，是通的，真正的伟大是通的，下面有一个群体结构，有点不一样。那么群体结构的不一样，受到了一些民族性的差异，这就没办法了。那么我们越是到现代，我们对世界文化有比较多的了解，对我们中国文化又反思，那么我们大的文艺作品，要面对全人类的宏伟结构。而这个全人类宏伟结构，我们的过去，不知道世界的大师也曾经参与过。譬如我讲到从屈原到曹雪芹，都参与过这个鸿蒙的悲剧结构，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那么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更有必要来参与这样的结构。我们如果现在完全默然于这样的结构，那么我们就可能和伟大有距离；和文艺作品的伟大就有距离，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我需要说的是，这种未知结构；这种两难结构，落实在具体创作当中，需要有它的谋略。这可能和创作者有关了，我们创造作品的人，如何来经营未知结构，这需要有谋略。刚才我已经提出了这么个问题，大家已经听明白了。就是我们的绝大多数观众，可能和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和世俗的思维方式有关。伟大的作家有另外一种结构，但是问题是伟大的作家必须面对广大民众，那你怎么办？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面对广大民众，如果不面对广大民众，你何以称得起伟大。我前面讲到的譬如巴赫，比如达·芬奇，譬如米开朗琪罗，譬如拉斐尔。那在欧洲具有多大的普及性，我们中国从屈原到《红楼梦》有多大的普及性。伟大在这个意义上一定是普及的，就是面对广大民众的，他们如何来面对广大民众呢？那么这里边显而易见就出现了一个艺术方法的问题。
莎士比亚他是戏剧家，但是同时又是个伟大的诗人。我们把他是用诗来写作的伟大的文学家，所以用莎士比亚来解释一下他的未知结构的经营方式，大概对我们很有帮助。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就是他在文艺复兴时代，他是世界文化的最高代表者之一。文艺复兴是什么概念，文艺复兴是人类突然醒来，面对一个未知世界的概念。是充满未知的时代，在莎士比亚的创作当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结构。这个结构就叫做按照我讲叫半透明的双重结构，这个我需要对它做一个说明。
什么意思呢？就是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伟人，他一定有一个伟大结构在背后藏着。他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