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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3）
由于连年的颠沛流离，繁重的工作负担，曾被冰心评价为“身体还好，……很稳，很乐观，好像一条牛，低首苦干”的吴文藻终于病倒了。1942年春，吴文藻患了严重的肺炎，住进了歌乐山下的“中央医院”。医院医生告诉冰心说，肺炎一般在一星期左右才会有转折期，才知道凶吉。但吴文藻的高烧一直延长到第十三天，这让冰心很是担心。有一天，护士试了吴文藻的脉搏，然后惊惶地告诉冰心：“他的脉博只有三十六下了。”冰心急得赶快去找熟悉的大夫。此时她两腿发软，连一个小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了。待冰心和大夫回到病房时，冰心看到吴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过来了，床边站满了大夫和护士。冰心心想，吴文藻一定“完了”。她回头看见窗前的桌上放着两碗刚送到的早餐热粥，走过去端起来就喝。当时冰心只在想，后面要办的事还多得很，没有人可依靠了，都得自己来操办，没有力气是不行的。谁知再一回头，却看见吴文藻翻了一个身，她这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迸出了一身冷汗。医生高兴地又把被子给他盖上，对冰心说：“这转折点终于来了，没什么危险了。”冰心这时擦着满脸的汗，心里的大石头才落了地。一个多月后，吴文藻的病略有好转，夫妻俩就决定出院回家养病。为什么病没有完全好就出院了呢？冰心后来道出其中原因：“那时没有公费医疗，多住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费。”回到家里，冰心的大女儿前来向她诉苦，“说是在她过生日的那一天，富奶奶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由于经济拮据，冰心并不能给吴文藻更多的营养品养病，“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围绕这个所谓的“补品”，在冰心身上还发生过一个让人心酸的往事。吴文藻养病期间，冰心为吴准备广柑汁加强营养，但她却一不小心将白盐误认为是白糖加了进去，浪费了这仅有的“补品”。冰心很是心痛，但她又舍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对于这段生活，冰心回忆说：“那几年我们真是贫病交加，文藻的病好了，我又三天两头地吐血。虽然大夫说这不是致命的病，却每次吐血，必须躺下休息。”
1945年8月，终于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整个山城沸腾了！听到盼望了八年的抗战胜利的消息，冰心没有大哭，没有大笑，也没有举杯庆祝，她只是静静地站在歌乐山头，默默望着满天的繁星，默默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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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小传
冰心（1900—1999），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原名谢婉莹，原籍福建长乐。
1900年10月，冰心生于福州一个海军军官家庭，４岁时迁往山东烟台，此后很长时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1911年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学习。1913年父亲谢葆璋出任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随父迁居北京，次年入贝满女中。1918年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此后，相继发表了《斯人独憔悴》、《去国》等探索人生问题的“问题小说”。同时，由于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开始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这些晶莹清丽、轻柔隽逸的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被人称为“春水体”。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并获得金钥匙奖，同年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旅途和留美期间，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显示出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的特点，这种独特的风格曾被时人称为“冰心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2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1938年与丈夫吴文藻携子女于抗战烽火中离开北平，经上海、香港辗转至大后方云南昆明。曾到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义务授课，与全民族共同经历了战争带来的困苦和艰难。1940年移居重庆，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久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从事文化救亡活动，还写了《关于女人》、《再寄小读者》等有影响的散文篇章。1946年11月随丈夫吴文藻赴日本，曾被东京大学聘为新中国文学系教授。1951年回国，除继续致力于创作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超人》、《去国》、《冬儿姑娘》；小说散文集《往事》、《南归》；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译选集》等。
争论和恩怨
提起梁实秋的名字，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的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争论的是是非非，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其实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有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自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梁实秋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梁实秋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面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皙无瑕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馀，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审美趣味、他的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梁实秋出生、成长于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北京，受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染较深，对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梁实秋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后又赴美国留学，但是在他的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余光中曾评价梁实秋说：“我总觉得，梁先生虽然出身外文，气质却在儒道之间，进可为儒，退可为道。”此论甚为恰当。然而，命运弄人，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在他的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恰似一片飘落的孤叶。如果说梁实秋一生有遗憾的话，那么在有生之年始终没有能够回到故乡，该是他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憾恨了。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中心医院。遵照他的遗嘱：“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梁实秋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墓地很高旷，举目四顾，莽野苍苍。在解释梁实秋之所以愿意在高处筑墓的原因时，梁夫人韩菁清曾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于此时，我们不禁想起了那一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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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1）
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面对江山易帜，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的内心无疑非常沉痛，亡国之恨如刀刻般留在他心头。“国破山河在”，北京的土地依旧那般炽热，故宫还是那样辉煌，天空还是那样湛蓝，但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再属于中国。于是时，梁实秋内心的情绪又岂是屈辱或悲愤等词语所能表达的，在强烈的情感面前，语言是贫乏的，更是无力的。北京沦陷之日，梁实秋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北京沦陷之后，梁实秋首先面临着的一个难题就是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亦难，留亦难。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又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梁实秋最终还是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为抗战效力。梁实秋后来百感交集地回忆说：“烽火连天，割离父母妻子远走高飞，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这时候我联想到‘出家真非易事，确是将相所不能为’。然而我毕竟这样做了。”离家前夕，梁实秋匆忙告别父母，简单交代了一下家事，念及前途渺茫，梁实秋还立下了一份遗嘱。对于为什么要离开北京以及此后自己的打算，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我们（梁实秋、罗隆基等人）愿意共赴国难。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的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
平津火车开通后，梁实秋和叶公超等友人乘第一班火车逃离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