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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中国空军以后发展应该注意三个问题：一个是国外有四代机，我们可以继续发展，争取我们四代机缩短时间，尽快搞出来。第二个要关注无人机的发展，美军已经正式装备了，福特号航空母舰服役以后专门有一个中队的无人机要服役了，美国空军也有大量的无人机服役，下一步美国无人机还要重点发展无人攻击机，我们在这方面有技术优势，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发展。第三个，中国人要有一种创新精神，钱老去世以后，我对钱老很尊重的，感觉他这个创新比较强。不能老跟着别人屁股后面，他们发展几代我们就是几代，他们定义四代，我们就是按照四代发展，要打破这个东西，要从信息化和机械化的结合上发展具有中国有特色的第一代飞机，哪一天我搞出一个飞机来，说这是中国搞的，我这是“中华一号”，我这是第一代，美国你跟我学，俄罗斯你跟我学，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胆魄。你们性能很好，但是有些性能我们不需要，就搞自己最需要的，中国特色的，要是机械化和信息化结合的，中国的第一代，我搞出来全世界都得跟我后头，仿效我，总有一天人民空军会实现这么一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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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劫船事件凸显新型安全威胁与军事需求
海盗劫船事件凸显新型安全威胁与军事需求
赵楚
纵观世界军事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对现实的安全威胁的认知与新需求的评估始终起着第一性的牵引作用，而这些新型的威胁与需求又往往通过看似偶发的事件显现出来。最近发生的印度洋海盗劫持我国民用船只的事件就是这样一宗深具意义的事件。
冷战结束后，全球格局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随着美苏争霸的两极体制的结束，大国面临的安全形势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时又随着新军事革命和变革产生了多米诺效应：一方面，以核武和大规模国家战争为标志的传统威胁依然存在，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烈度；另一方面，诸多新型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渐浮上各国军事计划的优先序列，这使得各国军事国防力量的建设更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难度，因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无比清晰地揭示了军事发展的基本规律：总是那些对新型威胁和未来需求有更清晰认知的国家做到了更好的准备，从而也在未来的扞卫国家利益的斗争中取得了更好的成果，而那些沉湎于往日的光荣，对新型威胁无所在意的国家，则总是在现实和未来的军事斗争中蒙受到灾难性的损失。
正是在上述论说的基础上，我们将此次海盗劫船看成是一宗凸显我国新型安全威胁和新型军事需求的事件。30年以来，我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经济和贸易数字的增长，更多的则反应了随着我国作为全球重要大国地位的确定，我国国家利益内涵和外延的巨大变化……而安全无疑是我国国家利益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之一，比如，我国已经是全球主要的经济大国，我国经济利益与国际航路的安全休戚相关。一方面，国际海运航路安全受相关国家和既有国际关系秩序影响，但另一方面，像国际海盗劫持等非传统威胁也日益严重，这就需要我国的新军事变革不仅要满足确保传统军事安全，而且要朝着有效应对这类新型威胁的方向发展。
与传统的军事安全威胁相比，海盗劫船等新型安全威胁具有很显着的不同特点。这类威胁往往是非国家主体的行为，但却牵涉到广泛而微妙的国际关系和区域形势。应对这样的威胁，不仅需要强大的传统作战与威慑武力，更需要系统而微妙的新型非战争理论和实践。无论是国际海域的护航，还是进一步深入陆地的军事行动，都牵涉到大量的国际法理论与实务，也需要有力的外交行动和国际协调的配合。这些对我们无疑都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新课题。
非传统军事威胁不仅有对于直接国家利益的损害能力，其应对还具备更深远的影响。就对外关系来说，合法国际利益的确保是一国软实力存在和增长的基础之一，它关系到一国威慑能力的有效性，以及国家国际声望与信誉的维系；就对内影响来说，由于非传统威胁往往针对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其危机处理一般会受到国内公众的密切关注，从而也给国家采取危机消除行动带来很大的限制和风险。当然，这是一柄双刃剑……成功的危机消除行动会带来极大的正面效应，但失败的行动则会带来极大的民意损害。这些不同于以往的威胁特点都要求国家在计划未来军事力量时有深思熟虑的考量与安排，即未来军队不仅需要具备新型信息化条件下战斗队，而且必须是全球任务背景下的工作队。
我国军队素有军政双优的悠长传统，因此，因应时代需求，探索和丰富有我国特色的应对新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具备不可忽略的本土资源。这也开辟了一条从全新的角度重新诠释和挖掘我军的历史财富路径，结合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前沿成果，沿此一路径才可能尽快尽好地建成与我国现实和未来国家安全利益相匹配的新型军事国防能力。
印尼…马来亚秘密战争纪实（1）
17000英军血战5年
丛林中的帝国余晖
1962…1966： 印尼…马来亚秘密战争纪实
苏锷
对英国来说，印尼…马来亚战争只能算作是一次大规模、低烈度行动。没有常规部队间的大规模交战，更没有公开宣战，有的只是丛林深处的小规模交火，甚至是无声的搏斗；但对那些身处其间的士兵来说，他们同样得承受不期而至的死亡恐惧，以及身边战友猝然倒下带来的痛苦。
苏加诺的“反殖*义”政策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东南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原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纷纷成为独立国家，而美国则取代法国，逐步介入越南事务。1961年，美国开始向南越派遣军事顾问，到1964年底，在越南的美军已达23000人。次年三月，美国首次大规模成建制投入地面部队，一场持续7年的残酷丛林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而在更南面的马来亚丛林中，另一场战争也愈演愈烈。1957年8月，英国在*了已进行9年游击战争的当地共产主义游击队后，同意马来亚独立，成为英联邦平权成员，并扶持马来亚建立起了亲西方政府。1961年5月，具有英国教育背景的马来亚总理拉赫曼提出将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英国对此表示赞同。在经过多轮磋商后，1963年7月5日，英国、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在伦敦签订成立马来西亚的协定，同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宣告成立。
但这一举动引起了马来亚邻国印度尼西亚的强烈反应。印尼早在1949年12月就从荷兰人手中获得了独立。在印尼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英国曾帮助过荷兰殖民者，这让印尼总统苏加诺非常不满。婆罗洲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印尼，并被印尼称为加里曼丹。苏加诺一直对英国试图将北婆罗洲和马来亚合并的举动感到不安，认为这会是殖*义者对印尼的一种威胁。他希望在该地区能出现一个和印尼共同进行“反对殖*义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北加里曼丹国。
而对逐渐倾向于东方阵营的苏加诺的这种意图，英国直接将其等同为试图控制北婆罗洲。1963年1月，印尼外长苏班德瑞公开宣布，鉴于马来亚政府“联合新殖*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奉行敌视印尼的政策”，印尼将相应地采取与马来亚对抗的政策。从4月份开始，印尼志愿人员不断渗透到沙捞越和沙巴地区，展开武装袭击活动。到7月末，随着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的进程发展，苏加诺号召印尼人在各个领域同马来亚展开斗争：“我们不能轻声细语地去和帝国主义者交谈。”
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印尼当即与马来西亚断交。事实上，双方的对抗早在近一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由于英国拒绝给予北婆罗洲自决权，1962年12月8日，文莱发生了叛乱。叛乱由一个名为“北加里曼丹国民军”（TNKU）的组织领导，其领导人名叫亚欣·阿芬迪。这个组织在文莱和沙捞越拥有约4000名成员，但只有150人得到良好武装。英国出动了包括陆军第1营、第2廓尔喀步枪营等在内的4支营级部队进行*。到12月17日，叛乱被平息。英国人确信这次叛乱活动得到了印尼的资助，因此将此次事件视为印尼奉行对抗政策的开始。
英军强力介入印马冲突
印尼控制下的婆罗洲（加里曼丹）与北婆罗洲的沙捞越、沙巴等地区有着长约1440公里的边界线。为了便于管理，英国将沙捞越地区自西向东划分为5个“师”。第一师位于西部的沙捞越首府古晋，而第五师则位于沙巴边界附近。当然这里的“师”仅仅只是一个行动地区概念，与实际军事力量毫无关系。而沙巴则被划分为西、中、东三个“旅”。
印尼…马来亚秘密战争纪实（2）
此时在马来亚地区的英国部队与二战时期的英军大不相同，已是职业化部队。虽然士兵大部分都是战后出生的毛头小伙，但指挥官们都有着二战和朝鲜战争的战斗经历。许多连队军官和资深军士在五十年代同马来亚游击队的战斗中积累了很丰富的丛林战经验。在马来亚，英军拥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其中还包括供已婚军人居住的宿舍、军人子女就读的陆军学校等。一些二战前修建的机场、港口还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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