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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这个词，像“勇气”和“爱国主义”一样，戴着真理般崇高的光环，人们在做选择时很容易把它忘记。对此，作家格雷姆·伍德在《大西洋》（Atlantic）一书中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他分析了最近几届美国政府在处理敏感信息方面的不同之处。
伍德认为，布什政府坚持保密政策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他说，现今的潮流始于1982年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事实上，这位总统有着这样的哲学：“如有疑问，列入机密。”因此到了1985年，共有1500万文件被列入机密，远远超过了卡特总统时期的数量。比尔·克林顿则是一位喜欢去机密化的总统，他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如有疑问，公*理。”在乔治·W·布什政府的统治下，机密化时代再次来临。2006年，2060万文件被列入机密，是克林顿时期机密文件数量（360万）的六倍还多。伍德认为，“先不考虑它对国家立法机关监管工作的影响，由于政府工作人员难以获得有用信息，过多的秘密便造成了行政部门日常工作的阻碍。”他指出，讽刺的是：这种遮遮掩掩的状态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愈不让知道，愈有可能泄露。
另外关于透明，还有一个戏剧化的例子，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V。·海登将军在2007年决定：公开中情局所谓“传家珠宝”（Family Jewels）的机密档案。这些资料是在1973年由威廉姆·E·科尔比局长列为机密的内部文件，涉及中情局最具争议的活动，包括企图暗杀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看上去，海登选择了光明，因为他相信即使将最丑陋的真相公诸于众，最终也会给中情局带来帮助。《纽约时报》报道说：“海登说，对于中情局这样一个建立在机密基础上的组织来说，尽可能做到开放是很必要的，这样才能建立起公众的信任，同时驱散其运作过程中无处不在的神话——中情局告诉公众的越多，在大众中传播的错误信息就越无处立足。”
但是在大众或者私人领域，几乎没有领导像海登那样自愿的选择透明。近些年，安然公司的垮台以及其他和透明相关的丑闻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伤害，之后政府颁布了长期的改革措施。尽管仍有瑕疵，而且其本身也有一些难以预料的结果，但在萨班斯（Sarbanes…oxley）法案的帮助下，公司的治理会更加透明。但是仅靠立法并不能让组织开放和健康。只有这些组织内部的人以及领导组织的人有这个想法时才能做到。新规定能重新注入很多信任，而信任是必须的，但他们能做的也仅限于此了。一旦合谋的文化取代了坦率的文化，组织内部的人会围绕这些或新或旧的严苛规定找到对策。只有领导者清楚的表明，开放是有价值的而且有回报，坦率和透明才能得到推广。只有领导坚持的时候，才能实现开放。
2007年，当纽约健康和医疗协会的领导决定公布其下属11家医院有关死亡和感染率的信息时，承诺透明的领导人的影响显而易见。医院行业因为遮遮掩掩一贯没有好名声，它们制造了很多反对的声音，每年有130万病人在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本可以避免的感染和继发死亡人数每年都在上升，他们希望可以减少这一人数。尽管如此，作为美国最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康和医疗协会还是决定如实公布。这一先驱行为受到了纽约市长迈克尔·R·彭博的鼓励。他是透明的宣扬者，相信透明会鼓励合作并带来积极的改变。彭博市长发起了免费热线电话311，纽约市民可以直接说出他们关心的事情（迄今为止，拨打电话的人超过4900万）。
据《商业周刊》2007年介绍，311热线是一个自下而上透明化的例子，它让彭博既了解了纽约人的态度，也能判断出他们的问题。彭博没有私人办公室，他和助手们一起在一个“透明市政厅”工作，这个地方的会议室都有窗户，公众可以实实在在的监督政务的处理过程。
间或出现的告密者
组织内部最有破坏性的秘密，通常是那些带来伤害的事件——爆炸的油气罐，破裂的密封环，一些实行水刑——听上去轻松其实恐怖的刑法——的秘密监狱等等。此类令人尴尬甚至羞耻的秘密得以曝光，是透明化最完美也最难实现的情形。按以往的传统来看，这样的秘密因为告密者成为了公众的焦点。某个勇敢的人揭发出自己所在组织内部最深的秘密，同时也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中。（在第二章，詹姆斯·奥图将进一步研究告密者。）社会学家马隆·格兰泽研究了上百个政府和行业检举人后发现：揭发出组织错误行为的人，大部分都吃了苦头，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常见的情况是被疏远、降职、解雇或者遭到其他方式的惩罚。
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军士赛缪尔·J·普罗文斯揭发出，拘留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囚犯遭美军士兵虐待的事情。普罗文斯原本是美军情报部门的一名官员，由于无法刺激上级采取行动，他只好将一切公诸于众。他的坦率得到了意料之中的结果——普罗文斯被降职了，并且失去了机密许可，被派往德国。他说，在那儿，他被派去“拣垃圾和站岗。”
无论在家庭还是组织中，这种报复都是为了阻止人们说出爆炸性的秘密。尽管检举人经常因为他们“多余的”行为被驱逐出组织，但格兰泽的研究显示，他们大多数都能从对组织核心价值的忠诚中找到说出（机密）的勇气。即使同事给他们贴上叛徒的标签，这类检举者也会因为经常感到对组织有极大的忠诚而采取行动，将令人不安的真相公诸于众，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秘密行为破坏了组织的使命和道德核心。
我们认为领导者必须在组织中以身作则，做到坦诚和透明。况且在这件事上，如今的领导越来越别无选择。在当今的世界，只需轻点鼠标，信息就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透明不仅仅是有利的，而是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但还是有很多领导者依然故我，好像只要将尴尬和具有破坏性的真相隐藏起来，外界就无从知晓。且不知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博客的兴起改变了透明的真正含义。曾经，在一个藏有龌龊秘密的组织中，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内部出现一个意志坚定又值得信赖的人，而且他有受尊敬的记者所拥有的敏感。但是随着博客的兴起，曾经那些易受责难而且形单影只的检举人拥有了能力超强的电子助手。检举人不必再向记者告密，也不必因为曝光而牺牲自己的事业。现在他们可以匿名告发，而且通过网络博客能让信息以光速传播。
比如，在中国厦门化学工厂事件中“拉响警报”的连岳。据负责伯克来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互联网项目的网络编辑肖强（音译）所说，连岳是中国1600万博客写手中的一员，尽管政府在努力控制网络世界，包括雇佣“上万名人员……监管网络秩序”，博客写手还是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正如肖在《华尔街日报》中写到的，中国博客写手感到越来越有安全感，并且拥有了日渐增长的公众支持：“面对这些独立的声音，旧的意识形态机器开始坍塌。”
但是那些在错误的时间，生活在错误国家的传统检举人仍然有生命危险。2001年，莫桑比克的银行职员安东尼奥揭发说，该国某个银行正在被精密计划过的市民洗劫，其中包括政府官员。安东尼奥在该国一家主要报纸上揭发出了超过一千名恶意贷款的人的名单。不久后，人们就在一个他正调查的银行天井中发现了他的尸体。至今，这起谋杀仍未破案。
很少有现代美国告密者被谋杀，尽管如此，1976年，反核人士、劳动维权者凯伦？丝克伍还是离奇死亡了。今天，要是他们能通过博客唤起公众的注意，那么几乎可以保证他们的声音能被听到。但是旧式告密实质是碰运气，这造就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戏剧，就像的薛尼？波拉克导演被改编成小说的惊悚片《为期三天的坦诚》，影片的主演是罗伯特·瑞弗德，他在中情局工作。当他的整个部门被摧毁时，他威胁说要告诉《纽约时报》中情局暗杀了6名无辜的美国人。他的上级问这个准告密者“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发表（这件事）？”若是今天，即使《纽约时报》不出版你的故事，那么肯定会有一些博客写手会把它报道出来（他们拥有比报纸多得多的读者）。正如作家克莱夫·汤普森在《快速公司》杂志中写到的“如此多的博客靠爆料获得点击率，以至于揭发丑闻成了全世界人民的一种爱好。”
讽刺的是，即使互联网让告密变得更容易，但人们的职业健康仍面临危险。检举人仍要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而且另谋他职也不太容易。尽管官方对透明有了更多的保障，但几年来，1989年颁布的检举人保护法案还是被严重的削弱了。根据《琼斯母亲》杂志的报道，最大的一个倒退是2006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在某种程度上否决了第一修正案在职务上对公职人员的保护。法庭同时也削减了工作场所报复行动的惩罚。
但至少有一个例子说明互联网保护了检举人，避免了他们遭到来自敌人的伤害。韦治阿古马是来自印度的工程师，他是为数不多的批评家，不断地爆出自己在卡纳塔克邦州的公务员同事有贪污行为。过去很多印度的检举人在做出类似行为后都会遭到谋杀。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位检举人的妻子贾亚士里已经提出一个高科技的，而且非常新颖的方式来保证她丈夫的安全。在他们还在上大学的儿子的帮助下，她开始专门为韦治阿古马写博客。她推断，只要科技之光仍然照在她丈夫的身上，他就是安全的。“我们正在为他筑起一座堡垒——一道由人组成的堡垒。”她这么形容丈夫的数字避难所。“我想告诉人们，这件事正在发生，我的丈夫是一个检举人，因此，保护他是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