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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坦诚
在一个组织能够培养出一种坦诚的文化之前，必须研究当前管理该组织的文化规范。这样的文化规范根深蒂固，一般都难以改变。比如说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造成挑战者号爆炸的文化基本原则，在2003年仍然起作用，结果导致了哥伦比亚号飞船的惨剧。哥伦比亚号惨剧的原因调查小组在技术原因——有一大块飞离的泡沫塑料破坏了一个机翼——之外，还谴责其组织文化：工程师害怕向管理人员提出安全隐忧，管理人员更关心是否赶上航行时刻表，而不是风险问题。
NASA局长肖恩·奥基夫说，哥伦比亚号悲剧的一个后续是，提出安全隐忧的员工（告诉外人的也包括在内）都将免受谴责。但从2003年起，NASA变得更不透明了，因为政府对该部门指派的领导施压，阻止它的员工（包括一个研究全球变暖的NASA科学家）公开表达反对当前政策的观点。
对于领导来说，在组织中开始信息自由流动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他们必须接受，甚至欢迎那些令人不安的信息。如果领导人时不时表露出他们想听的不只是那些没完没了皆大欢喜的谈话，同时表扬那些有勇气明确说出令人不悦的真相的人，那么规范将向透明转变。
透明是组织道德健康的证明之一。我们已经开始思索，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机构有一种DNA。健康的机构，包括*制，比不健康的（比如奴隶制）更加开放。后者拼命隐藏他们丑陋的秘密。对企业来说，开放不仅仅是让组织自我感觉良好的某种道德政策，它类似慷慨的产假。开放和它所带来的组织的本质转变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优势——它带来顾客的忠诚，招募到最好的人才并留住他们。这点对今天的消费者很重要，证据之一是他们对绿色产品极大的兴趣。对于那些在最具创意的公司工作的人来说，这点也很重要， Google的座右铭是很著名的“永不为恶”，无数人想为Google工作，这就是证明。
当我们谈论创造坦诚的文化时，也就暗指组织最终会控制这个过程。当然，组织的领导们承诺透明的时候，透明会大大增强。但即使领导拒绝，在数字时代的今天，透明也是不可避免的。新的透明是必选项。
近期，电视辩论中明显有些让美国总统候选人感到不舒服的问题，不仅来自参与者，而且来自社交网站YouTube的网友。候选人过去习惯于小心审查，控制不期而遇的事情，但现在他们不得不巧妙的回答那些来自网络，由卡通角色以及穿着各种愚蠢西服的人们提出的问题。YouTube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演讲，Google让所有候选人都无法否认过去所做的事情以及讲过的话。只需几秒种，任何有笔记本电脑的人都能查到候选人过去的职位，再花几秒时间，就能说出那些扭曲的事实，或者遍布整个网络世界的那些关于他过去自私自利的记录。无论候选人喜欢与否，坦诚的文化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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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权者说真话
那些能让人自由的真相，往往是人们不愿意听的。
——Herbert Agar，《伟大时代》1942年
2002年，安然公司的莎朗·沃特金斯、世通公司的辛西娅·库珀和FBI的科琳·罗利，因为敢于对各自机构的高层直言进谏，获得了《时代》杂志“年度人物”的称号。正如《时代》所报道的，这三位荣耀的员工并不阿谀奉承，也不是为了出名，她们不想成为告密者，三个人——首先都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冒着丢掉工作和事业的风险做这些事情的。令人伤心的是，他们提醒上司，公司有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但老板充耳不闻，不仅如此，这些女性还因为她们试图挽救组织的行为而被边缘化、疏远、嘲讽、甚至恶语相向。那为什么他们还敢对当权者说真话呢？动机各有不同，但她们三位采取行动的原因都是因为看到的是不得不说的道德危机。用马丁路德金的话来说，“当我们开始对重要的事缄默不语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要走向灭亡了。”
接下来四年多的时间里，美国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前部队总指挥官埃里克·辛赛奇以及白宫经济顾问劳伦斯·林赛大胆地向布什政府的重要官员说了真话，之后也遭遇了和沃特金斯，库珀以及罗利相似的命运。的确，几乎在所有的社会组织中——家庭，体育队，学校，企业，政府以及非盈利机构中——不顾权势等级，对比自己级别高的人说出令人不快的真话，这种经历有时是很恐怖的。尽管我们当中很少有人直接接触过类似安然公司那种规模的欺诈，但几乎所有人都曾对那些令人愤怒，鼓起勇气才能与之对抗的出头鸟产生过报复的怒火。90年代，我曾参加过一个研讨会，在会上我对拉姆斯菲尔德提出的一个主张的事实依据大胆地表示质疑，那时他还在一家公司做执行官。他跟在我后面，带着彻骨的寒意说，“没人敢质疑我！你知道吗？！”接着他补充说，“我不会犯错！”语气坚定不移。几小时后，我仍然不寒而栗，瑟瑟发抖。不久后，我知道了他想把我赶出公司的事。
对当权者说真话也许是所有伦理挑战中最古老的。当然，它是牵扯到个人安危的最让人害怕的事之一：从最初的人类到相对较近的种族首领，部族长老，国王，暴君，元首，黑社会头目，典狱长，街霸……都是靠暴力统治的。质疑他们的决定，无疑是拿生命做赌注。在2006年的电影《末代*者》（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中，一个年轻的英国医生被描绘成一个鼓起勇气对抗伊迪·阿明（前乌干达总统）的人，在那之前，他一直对阿明的卑鄙行径视而不见，忠心耿耿而且很“识时务”。和大多数对抗阿明的乌干达人不同，这个苏格兰人死里逃生，但他还是遭到了暴君手下恶棍们的恐怖摧残。
古已有之的问题
索福克勒斯在公元前4世纪写的戏剧《安提戈涅》，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对当权者说真话的危险。没错，这部戏剧就是现代俗语“杀死信使”的来源。书的前半部分有一个情节，在克里昂国王的卫兵中，要抽签选出一位不幸的人，由他来告诉陛下：不仅他的侄女（准儿媳）违反了他颁布的法令，而且——在国王眼里这个要更糟糕——百姓团结起来支持她。（抽签）输了的卫兵连呼吸都困难了，他知道“没人喜欢带来坏消息的人。”克里昂最初怀疑卫兵这么说是因为有二心，之后在展示了一番令人害怕的傲慢和狂妄后，他十分不情愿的宣布，因为他是国王，上帝很明显是站在他一边的。
这部戏剧的美国读者不由自主的会想到理查德·尼克松臭名昭著的水门辩护，“同样的事，如果总统在做，那就是合法的。”克里昂不愿意听安提戈涅解释她为什么违反法令——毕竟她是一个女人，在那个男权社会，她的话很容易被轻视——同样，克里昂也拒绝聆听大众的声音，他认为那是软弱的标志，继而还会成为对他权利的威胁。最终，克里昂的儿子海蒙告诉父亲，“你的存在让普通人不敢说出那些你不爱听的话。”但是，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说的真话，这位国王都无法容忍。他顽固的拒绝任何人的建议，最终，让家族惨遭灭顶之灾，毁了自己，害了国家。
在《安提戈涅》中，国王和信使都面对着道德的艰难抉择：如果卫兵对当权者说真话，他可能会因此丧命。而正如国王看到的，他要么就得处置儿子的未婚妻，要么就必须牺牲自己的统治权威。索福克勒斯暗指，后一种选择更加为难，而且从道德上来说更为重要。他借信使之口说出了这个戏剧的一个教训：“拒绝善意的劝告是一种犯罪。”一个盲人先知说出了与之相关的寓意：“顽固和愚蠢是双生儿。”
可惜啊，在接下来的2500年里，还是充满了当权者顽固拒绝善意建议的悲惨例子。事实上，对当权者说实话所牵涉的道德问题和肉体危险在今天的现代历史剧中，仍然是一个主要主题。
艾略特的《大教堂谋杀案》讲的就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汤玛斯，他将自己对教会的忠诚置于国王之上的时候，便死在了亨利二世的追随者手上。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伽利略·加利莱》，是一部改编的戏剧，它描述了罗马教堂试图强行将伟大的天文学家关于太阳系日心说的科学证据掩盖的各种方式。约翰·奥斯本的《卢瑟》描述的是在罗马宗教改革之初，一个普通的牧师与同样的权势相对抗的故事。
还有罗伯特·鲍特的《四季之人》，影片涉及托马斯·摩尔的生与死，塞缪尔·约翰逊认为他是“这片岛屿培养出的品德最佳之人”。摩尔大胆的对亨利八世（“这个没人敢反驳的恐怖之婴”）说了真话，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直忠于自己的良知，其实也是忠于亨利的摩尔问“如果在我的国王向我询问真相的时候对他撒谎，这能帮助他吗？”在摩尔被判死刑的那场审判中，理查德·瑞奇爵士为国王捏造的指控做了伪证。当摩尔发现亨利任命瑞奇为威尔士司法部长时，他挖苦说“为什么选择瑞奇，将这个人的灵魂给了世界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更何况是给了威尔士！“
总的来说，这些戏剧提醒了所有的领导者，在现代组织中，他们有道德义务创造出本书作者之一所说的透明的“坦诚文化“。重要的是，“ethos”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是文化的意思（一般被译为”特质“），而它也是”伦理“这个词的词源。在这篇文章中，我解释了——一位正直坦率的实在人和一位有包容心的倾听者——这两方面的存在如何决定了道德的透明，另外，下属和领导双方应该如何从众多的历史文学哲学作品中，从那些敢于向当权者说真话的人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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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为今用（1）
第一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