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当然”，还不能讲透它们的“所以然”，这些初步的结果，仅能说是进一步研究的阶梯和材料而已。
《启功丛稿》是启功继《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之后出版的第三本书，启功带着这本小册子又去请老师题签，这一年启功50岁。
稿子是20世纪60年代写的。启功带着稿子去陈垣先生家，请他题签。这时老师已经病了，身体虚弱，看起来是禁不住劳累的。陈垣一见有这么一大叠稿子，很是兴奋，非要看看不可，启功见了老师这般情景以后特别感动，又怕加重老师的病情，就想了个法子说：“这稿
须修改，等改完以后再拿给老师看，先只留下书名，请老师给写一下！”启功心里明白，以后恐怕连这样简单的几个字，也不易多写了。于是，想出《启功丛稿》四个字请老师先写出来作为大题，长篇出来，再分别用在各篇名下。1967年政治形势正紧张之际，启功去看老师，老师口诵他给一位朋友题的小诗两首，现在启功只记得老师捋着胡须念：“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抑扬之声至今如在耳旁。
这段时间内，带给他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拮据。
他本来是北师大教授，划“右派”以后，工资降下来了，教授当不成了！月收入有三十元生活补助费，这点钱只能贴补家庭必须之用，原有的值钱东西也变卖一空，不得不打自己心爱的书画的主意啦。
一次，陈垣去逛琉璃厂，发现了在“荣宝斋”展出的一些书画，马上就认出这是启功家里的，于是喊来秘书辨认。秘书一看说：“没错儿，这是启功家里的！”陈垣一听心头一惊，说：“没想到启功家庭生活窘迫到这种程度！”便把书画买下。回校后，把书画送到启功家里，还兑了一百块钱，给他贴补家用。启功拿了钱，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我家里地方太小，实在没办法，卖了它们图个清爽、干净。”启功对老师的关怀心里头很感激，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反右”结束后，想不到一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启功再一次成了被审查批判的对象。这时启功实在感到绝望了，他对老伴说：“‘反右派’我熬过来了，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恐怕熬不过去了，不如死了算了！”老伴慌了，赶忙去找一些亲朋好友劝他。他一看老伴这么认真，倒笑了，说：“你们放心，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没工夫自杀！”
启功曾引用陶渊明诗句中的“草屋八九间”写过一副对联：“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庚信，何功何德滥吹嘘。”恰好“八九间”有双关寓意。
这对联并不是启功当时的真实处境。他一直寄居在小乘巷内弟的两间草屋里。这里所说的“八九间”，是说他自己是排列在“地富反坏右”或知识分子间的八九之间，而他在这种处境下，要发挥自己所长，尽自己心力，浇灌出一片桃李松柏的绿地。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把所有被审查的对象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关起来；一类是挂起来；再一类是靠边站。启功被列入挂起来的一类中，处境稍微好一些，还可以参加运动，跟造反派一起讨论和学习。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长——抄大字报，晚上可以回家，不过有事时，得随叫随到。他对这仅有的自由，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候大字报如潮，造反派都喜欢找启功抄，因此他写的字一时成了学校有名的大字报体。启功对这件事乐此不疲，他总结出抄大字报有五大好处：一是写起来不心痛纸；二是写好以后挂在墙上好坏能一眼看出来；三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分子”每天都必须看这些大字报，优缺点都得到他们的品评；四是有些重要段落，他必须站着在墙上写，从而练起了悬腕和悬肘的功夫；五是不择笔，不管什么笔拿起来就能写。
一次在绍兴开笔会，我去探访他，问他的字是怎么练出来的，他哈哈大笑说：“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启功的解放多亏了毛主席当时的一句话：二十四史还得出。这下可把造反派难住了，他们哪懂二十四史呢？他们知道这件事不找启功不行。造反派不得不放他到中华书局去搞注释。
他到了中华书局，如同鱼归大海，浑身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儿，他把几年遭遇的不幸，一古脑儿都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干起来。他觉得在这样的年月能谋到这个差事是很幸运的，终于有机会部分地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他分到的任务是，负责《清史稿》的标点注释，由于他对清代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任务完成得很好。从1971年至1980年，这项长达十年的艰苦工程使他逃脱了“文化大革命”的乱世。
启功在1957年参加“反右运动”，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1978年彻底平反。这二十年间，启功先生一直身陷逆境。打也挨过，骂也挨过，可是这一切只能扭曲他的形体，却没能扭曲他的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他的老师陈垣就是一位卓越的爱国者。老师的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品质，深深印在启功的心底。每当困难而绝望的时刻，恩师的面容便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细想自己的大半生，也是饱经忧患，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看到了中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党是会了解他的。自己虽不能像陈垣老师那样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相通的。
平反后回到家里，他思绪万千，此刻他最思念的是他的老师和老伴。他面对他们的遗像，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心里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给我改正了，没改时，我也没受到什么刺激，应该叫我做的工作，照旧叫我做，我也没有下放，没有受到特殊迫害，内部怎么算，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感觉没什么不好。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我怎么也逃不过的，两派打派仗，两派来回揪，我在甲派表态，乙派非揪我不可，我这个出身、成分，那还能不揪？除了这个，其他零七八碎的，没一条够得上“走资派”，“地富反坏右”我都够不上，那么
“右派”的问题呢，谁也不提我了，挂起来审查完了，审查也没揪出去。可对有历史问题的凶得很。我们这个叫自己组织起来学习，有人管。害怕是害怕，不知有什么事……唉！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呢？那我是便宜大啦！就是我没有“右派”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我也逃不脱的，往好里说，我不知道爬到什么地位，往坏里说，我不定钻到哪个集团里去啦，这些都难说了！我告诉你们，我非常感谢我有了这次教训，大家不批我、不斗我，安安然然度过“文化大革命”。所以说，那一次是个教育，这一次是个鼓励，我真是这么以为。可不是，如果不给你改了，你还有什么理讲！告诉你们，改了是什么意思呢？是解放生产力！让你更加积极、更加愉快，好好做贡献！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尽我的力，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了！老师、老伴，你们就放下心吧！……
说罢，心中平静了许多，他抬头看了看家中墙上挂的那副“草屋八九间，梨桃松柏树”的对联。启功此时又想到“文化大革命”时专案组审查他的情景。可是，这明摆着是有路线错误，你们知道，我讲错的书有多少呢？那这就算了！后来拨乱反正了！给我改正了！不让我背包袱了！在这时，启功把这副对联撕下来了，他说：“我得有良心！我不能再挂这个八九间了……这不是讽刺了吗？那个时候讽刺可以，现在不能讽刺了。”于是他兴奋地研好墨蘸上笔写下了下面这副对联，然后踏在凳子上贴在墙上。新的对联是：
“狡兔谁曾见，净几明窗钻它三窟。闲谈渐少，或直能平心静气，献我余生。”
现在他一心一意惦记着的是后屋里的四口袋材料，那里装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心血结晶。
他打算在有生之年，摒去一切杂务，写成几本关于书法、汉语语法、古代文学、文物鉴定的书。
启功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到如今，据我个人所知，已经出版的书有：
论语言文字的《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说八股》；书画创作《启功书法选》、《启功书画作品集》、《启功书法留影集》、《千字文》；书法理论《书法概论》和《书法概论参考资料》、《论书绝句》等；论述金石文物的《启功丛稿》；诗歌创作有《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和《启功赘语》。
就从以上这些著作而论，启功先生涉猎的学术范围之广，功力之深以及才情之高，已至无须评论的境界。
启功杂忆 博学
诗 仙
恕我不敬，开始时我对启功诗词上的成就，并没给予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的诗作，大都是“自嘲”或戏谑之作，有些甚至是“佯狂”。后来读得多了，就品出其中的意味，渐渐明白了启功的这些诗作的深意，哪怕是一篇看着不起眼的打油诗，也蕴含着他对人生的思考。他与一般诗人有别的是比别人看的多，想的多，亲身经历的多，所以诗也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独树一帜的“诗仙”。
启功先生年届七六所作旧体诗结成《启功韵语》，年届八十出版《启功絮语》，1999年87岁再成《启功赘语》。
启功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实践中，撰写有《诗文声律论稿》，对诗文声律及汉语的特性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还撰写有《论诗绝句》。《论诗绝句》中有独到的创见，如《综论》：“唐以前诗次第长，三唐气壮脱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元明以下全凭仿。”他给学生讲课有一条总结历代诗歌特点的笔记中说：“仆尝谓，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