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而是再次进京，推倒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一切不实之词。想到了这一层，就不禁想到县法院开庭时，作为公诉人的县检察院在法庭上宣读的那些证人证词。
王洪超开始行动了。他分别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来治和王海潮。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原来那些所谓的“证人证词”，全是经过精心炮制的！
县法院开庭时邵喜英并未出庭，村民回来告诉她，说庭上宣读了她的一份证词，邵喜英听了吃了一惊。她说，“四二”那天，天一黑，她就上床睡觉了，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她还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不可能写出啥证据，也从没在啥材料上按过手印。她不安地说：“如果真有我的证据，这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就是借我陷害其他人。”
王来治说，县公安局来的人曾找过他，拿出两份复印材料让他看，他说他不识字，对方就念着材料上的名单问他：“你们村有没有这些人？”他说：“有。”对方就又写了一份材料叫他按指印。因为他不知道对方在材料上写的啥，他不愿按。这时，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春生走过来说：“该按的就要按，保证没你的事！”有韩书记的这句话，他就在公安人员带来的材料上和现写的材料上都按了指印。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要他指控几个上访代表“罪状”的“证词”。
王海潮更是气愤。他根本就没说过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曾殴打过公安民警，他的“证据”纯属捏造。他说，我说的时候他们在记，记了些啥也不念给我听，就让我按了手印，谁知开庭时一宣读，内容全变了！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设圈套让人钻，他们这是栽赃！
被指控参预了“四二”事件“打砸抢”的王登友和王高峰，也分别愤然地写出了申诉材料，说明他们当时压根就不在村里，一个在河南，一个在山西，两人都在外地打工，这种狗屁“证词”实在是无中生有！
面对这些证人真正的证词，王洪超感到万分震惊。
这已到了一九九四年最后的日子，心中揣了一盆火的王洪超，迎着岁末寒彻肌骨的西北风，领着七十三位王营村的父老乡亲，第四次踏上进京的列车。
他们暂且把“农民负担”放置一边，专程赴京控诉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镇压无辜群众的血腥罪行。 ’
张西德得知王营村民又一次集体进京上访，真的是暴跳如雷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宁愿舍掉一条胳膊，也要和你们干到底！”
但是，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调查行动，因为调查组既然有临泉县委参加进来，去调查临泉县委本就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四二”事件，其结果的客观性注定要被大大打上折扣。
我们看到了由这个联合调查组抄报给中央信访局的一份《书面回访材料》，材料上不仅回避了国家减负政策的有关规定，只字不提王营村农民负担是否过重，罗列出的许多数字也是混淆视听，掩盖了问题的性质，甚至公然包庇镇、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如，一九九二年村里“上交镇”十一万一千七百九十多元，这些钱干什么用了？该不该由村里出？均不作说明。如，多处出现钱款的去向是“还前任村班子贷款”，或是“其他贷款”，而且数目巨大，这些贷款究竟是被村干部贪污了，还是挪用了？为什么这种不明去向的贷款要村民们摊派？均一字不提。总之，《书面回访材料》上大都是些糊涂账，“省地县调查组”却又有着惊人的结论：“账目账面处理清晰，没有发现村干部的贪污问题。”
调查组不仅按照临泉县委对“四二”事件定性的口径向中央信访局作了“汇报”，依然将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王洪钦、王洪章、王洪军六人统统称作“罪犯”；王洪超一出看守所，就再次带人进京上访，《书面回访材料》上却写道：“判决书送达两被告后，两被告均表示服判，不上访。”
这种官官相护的调查报告，被送到中央信访局，中央信访局没有理由不相信有着省、地、县三级党的组织派出的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所以，王洪超这次带领农民再次进京上访，虽然没有像上次那样，在中央信访局的接济站被抓，却也只能是无功而返。
省委、地委派下来的调查人员，也跟县里一个鼻孑L出气，这使得王营人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一九九五年的元旦，和随之而来的新春佳节，村子里没有了一点儿喜庆的气氛。开春过后，正是各地农村春耕春种的大忙时节，大批的王营人却相继离开了临泉县，纷纷去外埠打工谋生。
“哀莫大于心死”。人们不再上访，但白庙镇及王营村，镇村两级的党政机构，却也就沦为形同虚设。
表面的平静，掩盖了并未解决的尖锐矛盾。阜阳地委和行署并没有从王营村农民多次大规模的上访事件中汲取教训，县委书记张西德甚至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到了一九九五年，临泉县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地区下达的各种税费明显增多，仅“双基教育费”一项，农民人均就是二十五元；下面层层加码，到了白庙镇就变成了人均四十元。既然上面可以增收“双基教育费”，上行下效，各种各样的乱摊派跟着就五花八门地冒出来。白庙镇有的行政村，农民负担便占到上年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点二六，已超出国家“大限”的三倍还要多！
一九九五年秋天，已是家计萧条的王营村民，遭受到又一次的飞来横祸。九月一日，县里派往王营村“开展计划生育突击检查活动”，其工作队队员竟多达三百人！其中，不少队员素质极差，行为恶劣，侵权现象十分严重，他们对本不属于计划生育对象的也巧立名目，乱征乱罚，稍有不从，便赶猪、牵羊、挖粮、拉家具，甚而强行砸门扒房，打人抓人。这且不算，工作队居然敢将罚到的钱款私自分掉，每天还要村民们负担他们三百多人的工资以及往返车费。
王营村的村民们肺都气炸了，终于再一次聚集起来，爆发了第五次上访的高潮。这一次，上访的村民们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感。他们十分清楚，此次再不成功，王营人将无法生存下去。
没有退路。
他们也没给自己留下退路。
挺身而出，率领这支视死如归的上访队伍的，还是村民代表王洪超。
那是一九九五年的金秋十月，在中国的国都北京，令世人震惊地先后出现了两起与安徽省临泉县有关的事情，因此，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注定要为自己埋下的隐患付出代价。
十月四日，共和国四十六周年诞辰刚过去两天，临泉县城关镇李湾村农民李新文上访来到北京，反映县公安局为兴建水上派出所办公大楼，在没有解决拆迁补偿的情况下，就和城建局监督大队强行拆除农民的住房，使得他生活无着、居住无所，来京后钱又被骗，绝望的李新文先是在前门撞车未遂，于五日凌晨在永定门接济站跳楼自杀！
这是中办国办信访局设立接济站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这事，本不该发生的，或是说，不该在这样的地方发生，因此，它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
接着，十月二十七日，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七十四位农民就在王洪超的带领下赶到北京。几乎是脚跟脚地，十月二十九日，临泉县田桥乡赵庄、黄庄、张楼四十六位上访农民也抵达北京。
田桥乡和白庙镇一样不堪重负，而且，田桥乡平调、挪用各村的集体资金比白庙镇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一九九四年就平调了各村的提留款六十多万元，造成村级经费开支困难，各村疯狂地搭车加码；特别是一九九五年秋季开展的计划生育突击大检查活动，在田桥乡也前后搞了五十天，乱征乱罚款就高达二百五十多万元，闹得民不聊生。
一个县的两个乡镇大批农民集体上访，特别是白庙镇王营村这已是三年中的第五次进京上访，农民负担的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自然引起了中央信访局的重视；再说，他们已经察觉到，王营的农民这次是铁了心，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预感到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便暗中作了防范。然而，防不胜防。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如织，王营村赴京上访的农民群众还是躲过了接济站工作人员的目光，陆陆续续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按照事先的计划，来到国旗周围，突然集体下跪。
他们决心以生命的代价，吁请中央，以雪民冤，以昭国法。
他们知道，在这样一个世界瞩目的地方，这样做，会给国家，特别是北京，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会给党和人民政府脸上抹黑。但是，他们显然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想不出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才能够撼动那些对人民的疾苦已经麻木的灵魂。
自古道，官逼民反，可他们没反，他们依然只是来向组织上反映自己的委屈，找的还是党的机关和人民政府。他们对党的拥戴没有变，对人民政府的信赖没有变。冒死进京，找党，找政府，只是希望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能早一天在他们生存的那块土地上得到落实；县镇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白之冤，能早一天得到澄清。
中央有关部门终于采取行动了。他们当即通知安徽省及有关地县负责人连夜进京，当天下午就把国家农业部、国家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以及国家计生委等中央、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了一起，研究上访农民提出的那些具体问题。
王洪超和另外两个农民代表，应邀到会，并陈述了进京上访的原因。
农业部的同志态度十分明确：加重农民负担，这是严重违背党中央、国务院“减负”政策规定的，打击报复上访群众更是不能允许的；该退的款至今没有到位，应尽快解决！
中纪委、高检、高院的同志，也旗帜鲜明：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