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并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现在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了，一看，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这次安徽省率先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是和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干”一样的惊心动魄；我们的采写工作又几乎是和这场改革同步进行的，势必注定我们的工作会和这场改革一样的激动人心，一样的悬念丛生，一样的充满着坎坎坷坷一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的试点一样地停顿下来，作痛苦的思考，将原有的计划打破。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
不过，我们毕竟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相信，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生活苍白的记忆，而是要和读者们一道，来寻找历史对今天的提示；因为中国的明天，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
现在，当我们开始讲述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故事的时候，便首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们知道只有平静与从容，才可能挽住我们心中曾经无数次涌动过的波澜……
第一章 殉道者
1 骚动的路营村
生与死，肯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除去不懂事的孩子和失语的老人，恐怕这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搞错的一件事情。可是，有时它也是十分模糊的，模糊得还会让人感到吃惊：有的人明明活着，好像已经死了；有的人已经死了，却仿佛还活着。
丁作明已经死了，他的死不能说是“重于泰山”，但在他死后八年的二00一年二月十日，当我们走进淮北平原出了名的贫困县利辛县，向许多人打问去纪王场乡路营村的路怎么走时，回答我们的，首先不是去路营的路应该如何走，而是好奇地反问，问话的内容又几乎众口一词：“你们是到丁作明那儿去？”
丁作明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有，也许就是他比别的农民多念了几年书，从小学念到了高中毕业，而且念书时十分用心，家里穷得有时揭不开锅了，他仍然一声不吭地跑到院里的水缸边上，像澳大利亚驼鸟那样蹶起屁股，把头埋进缸里去，用井水把肚子灌饱后，照样唱着，跳着，去上学。考大学时，大家都说他太亏，离录取线只差几分，如果他不是利辛县乡下农民城的孩子，如果他生在北京，或是上海，是完全可以走进大学校门的；即便就是生在别的一个什么城市，他也会是另外一种命运。但是他是路集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只能回到路营村，这就又与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泥腿子没有了区别，他必须同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下田干活，去侍弄庄稼。再要说有什么不平常，就是装了一肚子墨水的丁作明，比别的农民爱翻报纸，爱听广播，爱咬文嚼字，爱动脑瓜子。平时为人别说多谦和，但认死理，敢说真话，敢同村里、乡里的头头脑脑平等地说话。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也就比大伙多出几分烦恼，以至最后惹来杀身之祸。
他分明早就已经死了，利辛县城的那些人怎么可以说我们“去到丁作明那儿去”呢？
难道还可以寻找到一条路，能够走到丁作明那儿去吗？
公元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是丁作明热切期望的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他绝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将会在这一天走到尽头。
头天上午，丁作明和其他七位上访村民接到了乡里的通知，要他们到乡里开会。会上，乡领导说，县里对你们告状的事很重视，希望在你们八人中选出两人，再从党员、干部中各选二人，组成一个清帐小组，对路营村村干部的经济帐全面清查。这天上午，清帐小组正式成立并开始查帐。这消息，使得整个路营村的村民一片欢腾，锁在人们眉头的愁云一扫而光，有几个农民竟激动地奔过直沟，跑到对面的商店买来鞭炮，准备在村头上放一放，让大伙出出恶气听个响。只是这一年的春节来得比往年早，元月二十二日就是农历大年三十，二月六日已是正月十五，过罢正月十五，年就远了，问了几家商店全没货，鞭炮就没买成，但丁作明这一天的心情却分明比过年还舒畅，迈出家门的步子都带有了几分弹性。
利辛县是解放后才划出的新建县，这一片原来分别属于涡阳、阜阳、蒙城、太和、凤台和颖上六县边区，是个六不管的贫困地区。境内多为黄泥地，一下雨，有路也没法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砂土，碱土更是布满各处。路营本来就够偏僻落后的，再加上九一年那场特大洪灾的袭击，家家穷得叮当响。这一年眼看春节就要临近了，村里却没有一点要过年的喜庆劲，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0三元一角七分。一年忙到头，起早贪黑，跑细了腿，累弯了腰，打下的粮食扣除口粮，其余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种名义“提留”走了，有几户收的不够缴的，村乡和派出所穿的是连裆裤，“不给就拘留你”。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种习俗。令丁作明想不通的是，为躲债不敢回家过年这种只应该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会在路营出现了。中国农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么，为啥还会这样苦？作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农村干部，又为啥这般凶呢？于是他悄悄地做了一件别的路营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之前，他从广播里和报纸上得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他花了几个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新政策，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后就去各家各户“宣讲”。宣扬党的会议精神却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国统区”的秘密活动一样，这使他感到十分别扭又十分激动。
他的眼睛在那些农舍梁间吊下来的灯泡的光晕中发着亮。他对乡亲们肯定地说；“村干部这样征收‘提留’的做法，是违背了中央精神的！”
他做事的认真和拥有的学识，足以使那些习惯于蹲在黑暗地方又早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村民们心服口服。但是，这一次，随着一阵沉寂之后，还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质疑：“周围村庄，附近乡镇，不都是在这样搞的么，天高皇帝远的，你能拿他们怎么办？”
“我不信有理没处讲。”丁作明不信这个邪。
他一字一句地，把国务院最新的规定读给村民听：收取农民的提留款不得超过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将百分比作了特别的强调。“明摆着，村里从我们这儿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过了这规定，已经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还要多！这次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应保护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他们分明是在瞎搞，我们要到乡里讨个公道！”
“乡里会买我们账吗？”有人感到这事太难。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说，”一个部队退伍回来的村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何况咱这是按中央的规定向上边反映问题，乡里不买账就上县！”
渐渐地，农舍里的气氛开始变热闹了。
有人控告：村支部书记董应福，将村民们集资建成的粮仓，私自出租给别村使用，从中捞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后，又将粮仓捣鼓掉，鲸吞了三四万元的售出款。特别是，大灾之年，中央曾有专门指令，贪污救灾物资是要判刑甚至杀头的，董应福竟敢把救济给路营的衣物和食品占为己有。而且，对计划生育的罚款，以及各种多“提留”的钱物，均不入帐，或是故意弄成一笔糊涂帐。
不一会，大伙就从村干部扯到了乡干部，你一句我一句，话音儿不落地似炸开了锅。
有人揭露：纪王场乡康乡长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权势，横行乡里，多次操着电棍，拎着手铐，跑到路营乱要各种钱款。一九九一年特大洪灾，上边规定不准再向受灾的农民索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却带着民兵，活像日本鬼子进村，强行抢夺村民的钱物。发现有谁躲在家里不开门，就支派打手用脚踢门，分文不得少，还要额外付给踢门“功臣”的劳务费。抢得钱财后，便领着一帮人吆三喝四地下馆子，吃喝的花费回头还要从村民们的集资款中予以报销……
大家越说越来气，最后望着丁作明，请他拿主意。“纳鞋要有针线，告发人家得有证据。”
丁作明说，“咱们可以到乡党委去反映一下大家的这些嫌疑，要求清查村里的收入帐目。”
这天，丁作明就同其他七位村民找到了乡党委，向书记李坤富陈述了村里的问题和查帐的要求。
乡党委书记李坤富，认真看了看丁作明递上来的“提留”表说：“是多提留了。先让我们合议一下，两天给你们答复。”
两天过去了，乡里没有动静；又过了两天，又过了两三天，在一次有路营村干部和党员参加的干部会议上，乡党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开才，突然要路营村书记就多收提留款的问题在会上作个“交待”。董应福顿时火冒三丈，他认为各村都是这样多提留的，没啥好在众人面前交待的；听说是村民把他告到了乡里，要查帐，就怀疑村里有人眼红他盖起的几间大瓦房，当即在会上讲了狠话：“有人要清我的帐，还有的狂到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