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担心失去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
读着小平同志激动人心的讲话，何开荫直感到热血奔涌。
随着小平南巡讲话，安徽省常务副省长邵明站了出来，他再次把何开荫的报告批给主管农业工作的汪涉云副省长：“涉云同志：何开荫同志这个建议，提了几年了，我也几次看过，思考过。现在中央提倡大胆地试，你看我们是否选择一个县，或者一个乡进行试点，如果同意，我们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找有关部门一起研究。如何？”
邵明批示的第二天，汪渗云就跟着表态：“同意邵省长意见。”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机会终于来了。
这期间，全国国土学研究会在安徽省的淮北召开，著名的农村经济专家杜润生来到会上；何开荫也应邀到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因为开的是有关国土的会，何开荫会上谈的也只能是国土的问题，但他的心思却依然在农村的改革上，因此，他也把他的那篇《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带到了会上，并送给了杜润生。杜润生看了以后，大加赞赏。他对何开荫说：“老何哇，沿海我不敢说，我要另外去调查，但我可以断言，你这个措施对中国的中西部广大的农村是实用的！”
杜老的高度评价，使何开荫深受鼓舞。
会议临结束时，阜阳地区常务副专员王怀中带着车赶到会上，要接杜老到阜阳去指导工作。王怀中所以专程来请杜润生去阜阳，一是杜在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时，曾主持起草过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到巨大作用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党内农业问题的大专家；二是，杜老在淮海战役的时候，就曾在阜阳当过地委书记，他对那片土地有感情。一九八七年国家决定有选择地开办一批改革试验区时，由于老书记的力荐，阜阳有幸成了中国第一个由国务院备案的农村改革试验区。既然杜老来到安徽，阜阳人民邀请当年的老书记、老专家去试验区指导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杜润生是百忙之中见缝插针来参加这个国土会议的，来前就把回京的车票买好了，他对王怀中说：“我秋天可以来一趟，现在请我不如叫你们省里何开荫同志去。他是有办法的人，已经拿出了一个很好的措施了。”
由于杜润生的推荐，何开荫就跟着王怀中同车到了曹操和华佗的家乡亳县。
当时，阜阳还没撤区建市，毫县也没改作亳州，更没从阜阳地区单独划出去，地区的几大班子领导就全集中在那儿开会。何开荫的到来，无疑为会议增添了改革的话题。地委书记王昭耀盛情地要何开荫为大家谈一谈他对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设想，被压抑了许久的何开荫，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也就不谦虚，便把自己多年来深思熟虑的东西娓娓道来。
讲完之后，他提醒大家说：“这个方案涉及到目前不少禁区，能否真的搞起来，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几大班子成员随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王昭耀对何开荫说：“我们决定搞，你来帮助我们一起搞吧！”
何开荫终于听到自己的设想即将被实施，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但他依然不无忧虑：“这是有一定风险的。”
王昭耀坦言道：“我们是经国家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允许搞一些创新和突破。即便有风险，也是由我们地委担，由我王昭耀担，这个与你没有关系。”
王昭耀的话说得很平静，却说得斩钉截铁。
何开荫听了一把握住王昭耀的手，心里有一阵阵热浪在奔涌。是呀，有王书记这句话，他已经无须再说什么了。
会后，王昭耀亲自陪着何开荫到下面去确定试点的地方。
他们首先到了颍上县。
由于当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曾在这个地区进行过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试验，研究中心的杜鹰等人还专门深入到这儿前后呆了一年多时间。何开荫认为深化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的两项改革，既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在探索了，那么，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自然就是农业税费制度上的改革。因此他同王昭耀下来确定的将是税费改革的试点地。
颍上县为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扩大会扩大到了县里的五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地委书记王昭耀虽然到会，但他特地说明，颍上县同意不同意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委不搞包办代替，希望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何开荫首先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然后就是自由发言，会开得热火朝天。没有多大一会儿，会场上便出现了阵线分明难以融合的局面：县委、县政府很想干，政协有点说不清，人大则持反对意见。支持者、反对者与折衷者都说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词，思想最终也统一不起来。县人大领导否定进行税费改革的试点，是有着充足的理由可以摆到桌面上的：“这样的方案明显是与现行政策法规不一致的！”
何开荫认真地听着，越听，越觉得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高瞻远瞩，切中时弊，太深刻了，也太及时了。他终于从反对者和折衷者的理由中，找出一句最典型的话，这就是：“别的地方没有这样干，要是我们干了，将来恐怕乡镇干部有意见。”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求稳怕乱，心安理得——这种“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像小脚女人一样”的精神状态，已经成了当前深化农村改革最突出的思想障碍。当然，何开荫也还从反对者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看到了更隐蔽的原因。其实，怕来怕去，说穿了，就是怕实行了这种税费统筹的办法之后，乡村干部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从农民那里收钱了。而乡村干部，毫无疑问，也包括县里干部，他们的许多政绩都是靠达标呀、升级呀弄来的，不准乱收费，不准乱摊派，不准乱集资，那些“公益事业”所需要的钱款从哪里来呢？同意税费改革，从某些意义上说，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财路。
显而易见，实行改革，首先必须要有改革精神，敢于先“革”自己的“命”！
王昭耀看清了这个形势，他没有勉强。因为任何农业改革是否成功，首先有赖于农民能否了解、认同和支持，县级领导干部尚且如此，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取得这项改革的成功呢！他对何开荫说：“我们再到涡阳县去看看。”
到了老子的故里涡阳，王昭耀把何开荫介绍给涡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因为地委有事需要他回去处理，就提前离开’了。走前，他诚恳地对何开荫说：“这事急不得。有一点你放心，我支持你在阜阳地区搞税费改革。”
涡阳县也为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或许因为没有王昭耀书记的在场，会开得比颍上县还要激烈。听说税费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农民自己的；任何部门和任何人都无权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会从一开始就炸了锅。
会上出现的这种局面，竟然和颍上县的差不多，县委书记王保明是坚决支持的，他也主要是把这项税费制度的改革，看作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县长汪炳瑜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认为今天的农民确实太苦，负担太重，老何的这个方案能有效地刹住农村中“三乱”的不正之风。政协的意见较暧昧，人大却是坚决反对。
当争论各方相执不下时，县长汪炳瑜竟站了起来，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摔，说道：“所有风险我们县委县政府担着。这么多意见我们听到了，知道了，但我们还是要干！”说得与会者一时语塞。
散会时，何开荫找到汪炳瑜，他很感激这位敢于拍板敢担责任的痛快县长，但他还是十分诚恳地劝说道：“你们就要换届了，还是等一等吧。不能因为干这件事，把你的县长也选掉了，以后什么事就都干不成了。”
汪炳瑜想想，也是这么个理。虽说县里五大班子不能一团和气，干工作总得有个原则，但在大家的认识还不一致时，确实也不能操之过急。他苦笑道：“好吧，就先放一放。”
离开涡阳时，何开荫不希望再去惊动县里的任何领导，他一个人，拎着包，默默地向长途汽车站走去。两个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如此热闹，他预感到，农村税费改革的道路势必将是漫长、曲折而又充满着艰难险阻的。
一路上，他想了许多许多。几乎沮丧到了极点。他感到很累，也很狼狈，就这样，懵懵懂懂回到了合肥。
4冒出一个新兴镇
世界真的是太大了，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其实就在涡阳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热闹非凡，以致不欢而散的时候，在这个县一个名叫“新兴”的边远小镇上，却正在酝酿着注定会被写进共和国改革史的一桩大事。
我们确实没有理由把今天乡村干部的素质想像得太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想把农村经济搞好的，正是出于这个强烈的愿望，新兴镇党委书记刘兴杰，镇长李培杰，才会对《农民日报》上一篇极易被忽视的文章，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并当即热烈地展开了讨论。
这是一篇署名为杨文良的《为农民松绑把粮食推向市场》的文章。他们对文章中提到的税费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萌动了要试一试“税费一把抓，用钱再分家”的念头。
两人一扯到征收税费，无不感到头皮发麻，脑袋发炸。眼看征收的任务年年在加大，这一年，全镇就要完成农业税三十一万元，农业特产税二十四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