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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天没亮母亲就叫我起床，瓷白的月光照亮了窗外的半个院子。小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地上永远铺着蓝灰色的积雪。天黑路滑，指头冻得又红又肿。早上到学校上自习，孩子们要自己生炉子。农村没炭，只有煤渣，点火要用干草引。教室里总有一股呛人的烟味。
“小学其实没学什么，当时提倡‘学制要缩短’、‘批白专路线’、‘批师道尊严’，还鼓励学生‘交白卷’。所谓‘立体几何’，其实让学生做砖坯子。上课老师教不了什么，而是贫下中农政治代表哇啦哇啦地讲。
“我从小就帮家里干农活，养鸡，喂猪，割麦子，拾麦穗儿。我最喜欢干的是打地鼠，打一只地鼠能挣一毛五，这对乡下孩子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至于玩儿？现在真想不起我小时候玩过什么。
“小时候我很内向，怕见生人。老师之所以选我当班长，是因为我学习好、不闹事。我父亲在二十五华里外的县城当干部，很少回家。寒假父亲接我到县城住，但整天把我一个人丢在家，经常闷得一天不说上一句话。回到乡下，心里的委屈又说不出来……”
就这样，少年恩强一边劳动一边念书，在家乡一直读到初中。内向的孩子多有超常的敏慧，恩强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数学方面显出少有的天赋。1978年夏天，他在全地区十三个县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二名，他与第一名仅为1分之差。因此，他被保送到山西省重点高中——康杰中学的重点班，并且得到了老师的重点栽培。
全国恢复高考时，恩强还在读中学，并且始终是数学尖子。数学老师不仅让他当课代表，甚至把为全班布置习题的任务也交给了他。那时他学数学简直走火入魔，成天抱着几何书冥思苦想，凭自己的逻辑推理运算，用公式与数字搭筑自己未来的梦想国。那时的中国百姓还很单纯，既不“向钱看”，也不“向权看”，社会上的流行语是：“只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少年恩强的理想是当像华罗庚、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
直到高中毕业报考大学，他都打定主意要学数学。没料想，临到填写高考报名表时，恩强的父亲发动了周围的所有亲友，对儿子进行“轮番轰炸”：劝他改变志向，当一名医生。他回忆说：“父亲当时非要我学医，也许是被爷爷是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折腾怕了，我哥哥也是个病秧子……”
不过，令狐恩强是个倔强孩子，即使有父亲的“高压”，他还是将南开大学数学系填到第一志愿，为了敷衍父亲，他将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排在了第二，而他对自己考上第一志愿胸有成竹。果真，1980年高考他仅差3分就得了满分！但那年军校提前录取，最终成全了父亲的愿望。
讲到这里，令狐教授一再强调：他当初考医实是“屈从”于父亲的意志。但我能够体会出：已经当上主任医师、医学教授的令狐恩强，虽然嘴上抱怨，实际内里充满了感激。他稍稍停顿片刻，又说：“当然，我父亲反对我学数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担心我学数学后，性格会变得更孤僻。”
“让我说，你当上军医是命中注定。”我诡谲地笑道，“想当初，你们令狐姓的祖先魏颗，就是春秋战国赫赫有名的大将军；而在唐高祖年间主编《周书》的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又是北周的大将军。所以从血统上看，你能够考上军校、当上军医，也是你家祖上的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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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军医大学设在西安。令狐恩强到西安报到时，年龄只有十七岁。
十七岁花季，本该是无拘无束的多梦年龄，与肃杀严明的军规军纪似乎相距甚远。尽管令狐恩强进校前还有些不大情愿，但他一旦穿上学校发的那身从里到外的新军装时，忽然感到一股勃发的英飒和博大的使命感。
令狐教授说：“学员的军装是只有两个口袋的战士装，尺码肥大，并不合身，而且要经过两周军训才发给我们红领章。那两周我们天天踢正步，练刺杀，盼着早日戴上红领章。两周后，学校举行了发领章仪式，我们神气得就像军官接受军衔。”虽然令狐恩强生性内向孤僻，不好打斗，但是他一穿上绿军装，就感到自己变了个人。战士装，红领章，不仅使他显得英气豪迈，而且让他听到了神圣的呼唤。
学员宿舍是幢四层楼，令狐恩强住在二层。十平方米的军舍简陋整洁，六个男生合住一室。学员们要将统一的军被叠成见棱见角的“豆腐块”，教导员经常进门抽查，稍有不整，就是一痛严厉训斥。好偷懒的学员干脆将叠好的“豆腐块”用针线缝好，睡觉时宁可不搭不盖。校园里只有一个澡堂，男女学员隔日轮用。不过只要不是冬天，小伙子们便可以大呼小叫地在宿舍楼内的盥洗室冲凉。
宿舍楼下是大操场，是学员们平时“放风的地方”——集会，操练，散步，嬉闹，天气好时，周末能放两场露天电影。放映机就设在宿舍楼二层的窗口，令狐恩强和舍友们不用下楼，就可以享受“主席台”的位置。军校里放电影大多回避爱情，不是《渡江侦察记》，就是《奇袭白虎团》，再有就是《南征北战》、《苦菜花》，以免拨动男女学员的“利比多神经”。不过回想起来，令狐恩强并不抱怨：凡事一分为二，有失有得，禁欲的军校生活不仅培养了他们很强的自控能力，更为后来的医学生涯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说起医学，其实对令狐恩强并不陌生。他爷爷是个“药罐子”，由于患有慢性病，一天到晚离不了药。老人以前做小买卖，见过世面，经常从各地带回稀奇古怪的中草药，然后照着医书上配方琢磨着吃。令狐恩强记得，爷爷曾将蜂蜜跟核桃仁混在一起炼成胶冻治咳病，他经常趁爷爷不注意时偷嘴吃。那时家里穷，买不起糖果，爷爷的药就跟冰激凌一样甜。
恩强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本纸页泛黄的《本草纲目》，是解放前出版的线装书。他有时偷出来胡乱翻翻，并且一知半解地学两招，有时还搞点儿“小发明”。比如说，恩强小时得过癣病，一到二三月份就开始起皮，先是奇痒，后是刺痛，去过几家医院都没有治好。于是，他一遍一遍地在癣上涂酒精，结果烧得皮肤通红。他小时还患过脂溢性皮炎，头上有的地方结了痂。当时还没有各种药效的洗发水，就连香皂都是奢侈品。于是，恩强像一个偶发奇想的炼丹士，将拣来的牛角在瓦片上烤干，然后在石臼中捣碎，研成粉面儿撒在头上，再用缝衣针点刺头皮，直到出血。结果虽不灵验，但也算他生平所做的第一次临床实践。
十七岁本该还是天真少年，可是十七岁的士兵应该告别少年时代。“部队是个大熔炉”，令狐恩强对此最有体验。在他大学读书的五年里，身边发生过两件震动全国的英雄事迹：一个是大学生张华为救掉入粪池的老农不幸牺牲；另一个是轰动一时的华山抢险。这两件事的主角，都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光荣。
张华是黑龙江人，1979年考入四医大。1982年7月11日，二十四岁的张华正在西安康复路南口散步，忽然听到“救人”的呼喊，一个掏粪老农掉进了粪池。张华立即扔下挎包和相机跑过去，一把拦住一个正要下去救人的老伯说：“你年纪大，让我下！”说着纵身跳进了粪池，结果被浓呛的沼气熏昏溺死。中央军委授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称号，叶剑英元帅亲笔题词：“新一代的理想之歌”。张华的死，不仅掀起了一场关于“生命价值”的激烈辩论，也使象牙塔内的令狐恩强突然意识到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换句话说，社会对个体的期望。
时隔一年，1983年5月1日清晨，正在华山春游的一百多名四医大学员突遇险情：十几个游客像石头一样从“太华咽喉”的千尺幢翻滚下来，任建军、王强等学员冒死用自己的身体拦挡，从死神手里夺回了十几条性命。与此同时，另一批学员在百尺峡的悬崖边筑起一道“身体护栏”，疏散游客。还有些学员以超人的毅力连成一条肉体传送带，将遇险游客抢救下山。尽管令狐恩强未能亲历抢险，但是校友的精神感动了他。
“时代需要英雄，时代呼唤英雄”，在平凡人的平凡事中，仍可蕴涵伟大的意义。这种和平时代的“新英雄主义精神”，更激发了令狐恩强的军人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他后来的工作态度与生活理念都影响至深。
时隔二十年，当功成名就的令狐教授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活动时，他特意敬谒了竖立在校园内的“华山抢险英雄集体纪念碑”。时光流逝，景物更迭，似乎早已淡忘了的往事又重新想起。也许生活并不存在遗忘，所谓的“遗忘”，其实是一种铭刻式的沉积。
在昔日校园里，令狐教授与久未谋面的老同学并肩漫步，谈笑风生，不时与三五成群的年轻学员擦肩而过，看着一张张单纯明朗、未经挫折的笑脸，许多往事历历在目。曾几何时，自己也有过这般青春的岁月和激情。那个年龄的人，总是盼望能快点儿成长，早日成材；等到真过了不惑之年，当了主任、教授，人们这才意识到：永远失去了的幼稚，也是一种人生的财富。
阳光下，教学楼的玻璃熠熠反光，空气里，他隐约嗅出一丝与植物或土壤气味相掺和的福尔马林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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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悠久历史，它的前身是1941年成立的八路军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1954年它与第五军医大学合并，而五医大的历史要比四医大更早，其前身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创立的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
四医大不仅拥有雄厚的师资和科研条件，就连学校解剖室的尸体储存量，也都让兄弟院校刮目相看。令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