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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恩强的成功所带来的荣誉虽然有目共睹，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他成功的后面，还埋伏了许多外人不知的风险。
6
在消化科工作，医生面临的致命危险首先是传染性。
中国是甲肝、乙肝的高发区，许多消化道病人都是肝炎病毒的携带者，许多消化道大出血病人就是各种肝炎迁延不愈进而肝硬化导致的，因此消化科医生所面临的感染风险要比外科还高。令狐恩强从80年代末就开始从事消化道内镜临床实践，感染的威胁对他来说更是超乎寻常。
刚接触这个领域时，当时还年轻的令狐恩强是给老教授当助手。内镜操作室狭小，面积还不到十平方米。有一回，令狐恩强参加一次胃静脉曲张大出血的急救，在内镜下给病人打硬化剂止血。病人开始呕吐，令狐恩强刚把脸盆端过去，带着血块的污血、秽物就喷射状地从病人口里呕出，一滴不漏地吐到令狐恩强的左半身，他刚一转身，又一口血喷到了他的右半身，就连白大褂的两个口袋都被污血坠得沉甸甸的。但是抢救要紧，一时找不到可以更换的衣裤鞋袜……
医生也是人，也有跟病人一样的心理恐惧，只是他们恐惧的角度不同而已。不过，正是由于令狐恩强及其同行们的忘我献身精神，才改写了消化道出血急救处理的历史。传统外科手段的成功率仅有50％，而采取内镜止血的非手术手段，成功率提高到97％，使神气的外科医生退出了这块阵地。
“说心里不怕，那是假的，我有好几位同事都感染了乙肝，有的已发展成了肝硬化。”令狐恩强心有余悸地说，“但是没办法。我干的就是这一行，怕也得干，有危险也得干。我们能做的，只有在操作时加倍小心，尽量预防。”
有一次，令狐恩强在给一位乙肝病人打硬化剂时，针头不慎刺破了手指。当时还没有乙肝疫苗，作为医生，他当然清楚被带病毒的针头刺破意味着什么……他情急生智，用力掐住手指从伤口挤出血，挤了十几分钟以后再涂上碘酒酒精，然后用烧红的缝合针顺着针眼往里扎！
“烧红的针刺进肉里钻心的疼，但是在这种时候，皮肉越疼，心里反而越有安全感，那种痛苦是病人不可能想象到的。”讲到这儿，令狐恩强无奈地耸了耸肩，“如果真被感染上，是干我们这行人的职业病。即使没被感染上，焦虑又成了另一种职业病。”
令狐教授所说的焦虑，是指肝炎病毒感染威胁给他造成的精神压力，不仅是为自己的健康担心，更怕影响妻子和女儿的健康。90年代，这种意外他至少遇到了四五次，每次他都采取这种极端手段进行自救，并且定期做一次血检，直到看见化验单上显示“阴性”，他提着的一颗心才会放下。现在虽然有了乙肝疫苗，但是新的威胁却在迫近，中国目前有15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成为医生必须严肃面对的新问题。
除感染的威胁外，对令狐恩强来说，从事内镜工作还要冒一个比普通医生更多的风险——放射病。比如说，当时为患者做胰管或胆管内结石的内镜下手术，他经常要在X光的辐射下站好几个小时，虽然穿了20斤重的防辐射铅衣，但也只能挡住胸部、腹部和大腿，头部和四肢仍旧暴露在射线之下，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躲避。那时，令狐恩强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九点，一连要处理三位病人，射线吃多了，症状逐渐加重。早上头晕，晚上失眠，头发脱落，精神不济，血象中的白血球也明显下降。有时夜里躺在床上，两眼怔怔地盯着天花板发呆。
令狐医生痛惜地讲：医生的职业放射病问题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新中国的第一代普外科专家鲁唤章教授和陈敏章教授，都是放射病的殉道者。鲁唤章教授曾任天津南开区医院院长，是在中国最早开展内镜下胰胆管疾病诊治的老专家，从70年代开始就长期接触X射线。由于当时防护意识不强，鲁教授60岁时患了血液病，由于是因放射病导致，他体内细胞无法分型。鲁教授的去世不仅为同行树立了敬业的榜样，也敲响了医生自我防护的警钟。
作为一名好医生，不仅要拼知识拼技术，而且也要拼精力拼体能。去年某天，已经晋升为主任医师的令狐教授接到了一项重大的手术任务——患者是军界非常有名的将军。院方非常重视将军的手术，请来许多专家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了治疗方案，并委派令狐恩强执行操作。尽管令狐教授曾与世界知名内镜专家一起同台演示，成功率不相上下，可是95％毕竟不是100％！术前那晚，一向沉稳自信的令狐恩强却焦虑得彻夜失眠。
尽管写了详细的应变预案，对助手也作了重新调整，他仍心情紧张，如临大敌。庆幸的是，那天操作顺利，令狐教授只用了四十分钟就大功告成。但是病人刚被推出操作间，令狐恩强就感到精疲力竭，整个人像瘫了一般，但他还是咬着牙，坚持做完了一天的工作。次日，由于重度疲劳，令狐恩强发生了突发性耳聋，立即被送入本院接受住院治疗。
在自己工作的医院里躺了一周，令狐恩强心里并不塌实：他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病人在等着他。同事跟他开玩笑：“你就安心躺躺，就算被迫度两天假吧。”的确，他平时总是从早忙到晚，出诊，手术，教学，开会，著书，还有科里琐碎的行政工作，即使周末和假期也很少在家。别人出差，劳逸结合，可他出差时要比平时更忙。2002年秋天他去西北义诊，仅在宁夏的两天里，一口气接诊了上百名病人。
病房里，输液管的液体还在缓缓滴注，令狐恩强的病情刚趋于好转。就在这时，广州军区总医院来电，点名请他火速会诊！
令狐教授作为301医院的内镜专家，还肩负着各军区领导的保健任务。军令如山倒，他二话没说立即出院，带着吊瓶赶赴机场。为了巩固治疗，他让随身医师在飞机上为他继续输液，并向机长写了“责任自负”的保证书。2小时40分钟后，飞机降落在广州机场，令狐教授立即拔掉点滴针头，直奔会诊医院。
会诊顺利完成了，但令狐恩强身上起了许多又红又痒的疹子。原来，由于机上环境不符合输液环境的要求，尽管他带了细菌过滤器，但机舱中的细菌浓度还是过高，从而引发了感染症状。
令狐教授经历过的类似情况不胜枚举。谈起这些，他以一副军人的口吻轻描淡写地说：“军令就是生死令，容不得有半点迟缓，更不能考虑自己的风险。自从跨进四医大校门，军人意识就在我的头脑里扎下了根。无论我是实习生还是正教授，首先都是个当兵的，既然是当兵的，就要完成军人的使命。”
7
我在北医读书时，读过一个关于唐朝药王孙思邈的传说，并且面红耳赤地曾跟舍友们争执过一番：一日，孙思邈出门，路遇母虎张口拦路。随从以为虎欲噬人，惊恐而逃。孙思邈看出母虎有难言之疾。原来母虎已经几日无食，不能哺乳两只幼崽，无奈之下吃了一位过路的老妇，却被老妇头上的发簪卡住了喉咙，于是才拦路求医。孙思邈冒着被咬的危险伸手取出异物，母虎欣然离去。数日后孙思邈在返程中途经此地，母虎偕虎崽恭候路旁，向他致意……这个传说编得虽然夸张，但讲出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医德观：即便吃人的猛虎患病，医生都该救它，更不要说对得病的人了。
医生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天使职业，不仅要治患者的病，还要体贴患者和家属的心。良好的医德医风要求医生既要对技术精益求精，还要对病人体贴入微，要求医生要有仁爱慈悯的人道主义精神。消化科经常有肝病患者过世，由于体腔内腹水太多，肚子大得穿不上衣服，即便穿上也让人看了揪心。为了能给家属带来一些安慰，令狐恩强和他的同事经常要到医院太平间为死者穿刺放腹水。
太平间里寂静阴冷，尸体僵硬惨白。放出的腹水污浊浓臭，经常一放就是几千毫升，要用脸盆一盆盆接，一盆盆倒。铁盆刺啦刺啦地刮在泥上，碰在墙上，刺耳的声音穿透鼓膜，令人浑身战栗……作为医生，与求生的人打交道会有一种职业的神圣感，那么与死者呢？当家属看到腹部扁平的亲人遗体时，有多少人会想到医生在太平间操作时难言的心情？
交谈中，我提到近些年人们对国内医疗状况意见很大，技术设备水平不高，服务态度普遍下降。甚至在人大会议上，就有代表尖锐地提出了“医德缺失症”问题，批评“白衣天使”变成了“白衣杀手”，医院变成了“收钱机器”……
说到敏感的医患问题，令狐教授推心置腹地说：由于经济浪潮的冲击，确实存在一些医生医德败坏和一些医院医风堕落的问题。医德医风需要整顿，医疗体制也亟待改革。将心比心，他很理解患者对医生的信任、要求、期望，以及满意后的感激和失望后的怨愤。他接着又说：“不过说良心话，我干临床这些年的最深体会是，我的快乐来自患者，我的痛苦也来自患者。如果手术做得很漂亮，哪怕我在手术台站十几个小时我也不会抱怨，我会和患者一样感到轻松喜悦；如果手术效果不理想，我不仅会跟家属一样难过沮丧，还会感到深深的自责。”
说到媒体热炒的“红包问题”，令狐教授中肯地说：“客观地说，其实病人给不给红包，对手术影响并不大。病人递红包，很大程度是对自己的心理安慰，顶多可能影响少数医护人员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