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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五月份，我鼻孔生了疮，并漫延到了上嘴唇，家里人没有留意，我也毫不在乎，照常去上学，下午回来照样去放驴拔草。一天下午放学回来，奶奶、婶婶还有几个长辈在我家门口乘凉，我给他们行了个队礼，放下书包，准备去放驴。婶婶说：“驴刚刚歇磨，正在吃草料，不去放了，拿个榔头去把山药地里的土块打了。”正说着我叔祖的二儿子过来了，他对婶婶说“他鼻子上的疮都成那样子了，不抓紧去看还叫打什么土块。听说水车上磨过的油能治鼻疮，快叫娃子到井上去抹油吧！”婶婶说：“那就去吧！”
我听了以后，转身就去了李家井上，一头驴正在拉水车，旁边没人，我看着水车找有油的地方，发现平轮和立轮交错的内侧有黑乎乎的油泥，于是伸出右手食指去蘸油，刚蘸到油时食指被齿轮咬住了，我惊慌失措，大声叫驴站住，那驴根本不听仍低着头往前走，我痛的钻心，惨叫着“来人哪！”，在远处浇水的李二爷听到赶紧跑过来把驴拉住，这时我的大半截食指已吃进了水车齿轮，李二爷把水车倒退了半圈，我才把右手拔出来，食指已碾成了肉索索，鲜血直流，我左手握住右手往家里跑。
此时，婶婶已经知道了我出事的消息，也赶紧往外跑，我俩在大门口迎面，她惊慌地看着我，什么话也没说，一把拉着我往城里走去，惶惶张张地到了县医院。
此时的县医院已经下班了，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值班。值班医生说：“手指的骨头都碾碎了。只有把碾碎的部分截掉，防止发生意外和其它病变。”就这样，我的右手落下了残指。
截指后，按照医生的嘱咐，我暂时没有去上学，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我借来了《西游记》，那是一套古本的线装书，其中有很多字我不认识，有时查字典，有时向人讨教，小时我听过《西游记》的故事，凭着印像，就这样啃啃巴巴地读完了《西游记》。一个月后，除了右手还有些麻木外，再没有其它不舒服的感觉，于是背着书包上学了。
复学后，右手还是不能写字，就用左手写字，写出的字七扭八歪，老师也不责怪，还表扬我意志坚强，就这样我度过了五年级的最后时光，如愿地升了六年级。
升入六年级后，我的伤基本上痊愈了，又开始用右手写字，一开始很不习惯，食指的惯性诱惑着持笔，笔杆常在残指上滑来滑去。后来我用残指尖顶住笔杆，用拇指和中指握笔，渐渐地习惯了。一次写毛笔字时，残指就顶不住笔杆，笔杆滑到无名指的内侧把毛笔垫了起来，写出了几个毛笔字，这次偶然的发现，我找到了断指后的理想的握笔姿势。
小学六年级，我是在用左手练习写字的过程中度过的，虽然字写的不是那么好看，但还是完成了学业，毕业后进入了武威二中，开始了我少年时期的新生活。
鹦鹉学舌演故事 早岁那知世道险
一九五五年秋，武威初中（后更名为武威二中）基本建成，迎来了第一批学生，我也是其中一员。我的好朋友张全因家庭成份问题没有考入，成了“落地秀才”，从此那顶重重的“帽子”压得他直不起腰来。那年还有一个在光明寺小学和我同过学，在东关小学毕业的学生叫武忠，也被录取到了武威初中，并和我编在一班里，不久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和张全、武忠都是同庚同窗好友，从那时起开始了各自的人生历程。
武威初中地处武威城的西北角，两段古城墙是西北校墙，东面和太平巷小学是一墙之隔，偌大的校门，面朝西大街。学校初建，校舍紧张，远乡的同学可以住校，近郊的走读，那时有自行车的同学微乎其微，绝大部分都是步行，新关到学校近十里路程，步行需要约一个小时。我和武忠为伴，很早起来，背上书包，带上干粮到学校，中午不回家，用开水泡馍馍或开水拌炒面，里面洒点盐就是一顿中午饭。夏秋季节，下午放学后，我还要从姑父的摊子上挑一担西瓜皮回来，原本已是饥肠辘辘的人，再压上百斤重的担子，常常是心慌步乱。有一次实在挑不动了，武忠换我挑，他走了几步实在也是没有力气，我们停下来，一边啃西瓜皮补劲，一边商量，把两个筐摞起来抬着走，那根扁担原本是一根不太粗的木棍代用的，两人抬着走了没有几步，喀嚓一声，那根棍子从中间断了，西瓜皮撒了一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舍不得把西瓜皮丢掉，又捡到筐内，各用半根木棍，撬着筐绳把西瓜皮背回了家中。
那时的武威还没有柏油、水泥之类的路面。晴天杨灰路，雨天水泥地。下雨天，打伞的人很少，绝大部分的人家买不起雨伞，出门头顶草帽遮雨，十里长街，泥泞不堪，有时前脚落地，后脚的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学校为了改造校园的路面。动员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在体育课或自习时间挖城墙砖铺路。为了搬运方便，先在西城墙掏了一个洞出入，个头大的同学在城墙上刨砖，个头小的来回搬运，城砖很大，一般同学只能一次搬一块，力气大的同学一次最多能搬两块。大家积极性很高，都愿意为美化校园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次体育课上轮到我们班搬砖，整队后体育老师讲了几项注意事项就下了“解散”的口令，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到城墙根搬砖。有的砖还埋在土里，一个叫王喜民的同学自告奋勇的拿着镢头往外刨砖，我在他的旁边把刨出来的砖传递给同学抱走，埋在土里的砖全部抱出来了，有的同学还没有轮到一块，在旁边焦急地等待。此时王喜民高举镢头，对准悬在城墙壁上的砖往下刨，悬砖的下面是空着的，没有什么支撑，一镢头下去就刨下一两块砖，有时一镢头下去能刨下好几块。王喜民的最后一举，镢头吃进了砖缝里，他使劲往下拉时，城墙壁上漂浮起了尘灰，体育老师警觉到要出危险，叫王喜民立即停止，并猛拉我一把离开了城墙根。当王喜民往外拔镢头时，哗啦一声，很大一片城墙壁塌陷了下来，随着一声巨响，尘土飞扬，王喜民被埋在了下面，不是体育老师的那一猛拉，我也会像王喜民那样被埋在城墙根下。
城墙壁塌陷的事，吓的体育老师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消息很快传到了校长和教导主任那里，他俩同班主任老师和几个任课老师很快地赶快到出事现场，在教导主任的组织指挥下奋力挖掘找人，老师和同学们用手刨土抽砖，有的手指磨破了，鲜血拌着城墙土，仍在奋不顾身的寻找王喜民。半个钟头后，王喜民的身子出现了，头在城砖乱措的夹缝中，此时校长走上前去，小心翼翼的搬开了那几块城砖，当王喜民身上的砖土被基本清除后，他却像幽灵般的站了起来，满脸尘土，眨巴着两只眼睛，老师和同学们又惊又喜。王喜民在班主任老师和同学的陪伴下，若无其事的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体育老师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塌陷事故发生后，学校停止了让同学们搬城砖的义务劳动，但铺路的工程并没有停止，学校雇了一些附近的农民继续挖砖铺路，每天这些农民把挖下的城土打扫得干干净净，运到地里当肥料使用，据说古城墙土有较好的肥力，做为庄稼的底肥，效果很好，挖城砖的农民一举两得。当年春天，两排校舍的中间用厚厚的城砖铺出了一条从校门口通往操场的广场的路。这条路的铺设虽然给武威初中的师生带来便洁，但古城墙人为的破坏也许就从这里开始了。
搬城砖的义务劳动停下来不久，除“四害”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学们在课余和假期时间投入了这项活动。武威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地区，蚊子很少，除四害的重点是消灭苍蝇、老鼠和麻雀。这些都是抓捕活动，追逐拍打，上高扑下，挖洞灌水，适于我们年少好奇，好动的天性，大家积极性很高，都想着千方百计地完成学校规定的任务。
一只老鼠一条尾巴，一只麻雀两条腿，打死了多少老鼠和麻雀数数就知道了。打死的苍蝇起初也是要数数的，有的班干部也十分认真，数起苍蝇来不厌其烦；后来学校察觉到，捡苍蝇、数苍蝇很不卫生，就定期让同学们自报打死的苍蝇数。说实在的，每天都在打苍蝇，到底打了多少，谁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数，为了出风头，有些胆子大的同学打的少，报的多，年少的心灵受到了污染，少了一份诚实。
捕麻雀是男同学最感兴趣的活动，几乎每人都有一把弹弓，见麻雀就打。初夏是麻雀下蛋蜉仔的季节，屋檐下，墙缝里经常有麻雀抱窝，同学们也常打起人梯掏麻雀。一次我和其他三个同学搭人梯掏麻雀，先有两人蹲下当梯座，另外一个同学上去踩在二人肩上，两只手扶着墙半躬着身子，我踩着梯座的背爬上去，然后再上到第三个同学的肩上，梯座慢慢地直起身来，人梯就搭成了。当我刚把手伸进麻雀窝时，从墙逢里突然窜出了一条蛇，那蛇也许是受了惊，捕腾一下掉在了地上，梯座的两个同学见了蛇失措的惊叫着：“蛇！蛇！”失去了控制，刹时间人梯倒了，二层的两个同学顺势溜在了地上，我却重重的摔了下来，幸好我掉在了他们三人身上没有出什么事。大家惊魂定后找那蛇时，那蛇早已不见了。
到了冬天，尤其是下雪天，麻雀在野外觅不到食，成群结队的在人家的屋檐下飞来飞去，一遇到下雪天，我扫空一块雪地，撒上秕谷，用木棍在上面撑一个筛篓或筛子，在木棍上栓一根长长的绳子，离开雪地躲藏起来。不一会一群麻雀就会窜到下面觅食，此时把绳子一拉，筛篓或筛子落地，逃不走的麻雀全部都扣在了下面，然后小心翼翼的把筛篓或筛子揭开一个刚能伸进一只手的缝，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