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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就到家了，见到媳妇高兴的不断地说：“好啊！好啊！好啊！”还想办几桌酒席。我俩说我们是旅行结婚，一切从简。下午我们全家人到城里照相合影，这也是我们唯一的结婚照。回家后，六岁的宝宝推出他大姐的自行车要去学车，我爱人紧忙跟着宝宝，扶着自行车在新关街上走来走去，给新关人留下了很好的印像。
十月二日下午我们回到海石湾，先把各自在独身宿舍的木板床、铺盖和两个盛衣物的木箱搬到一起，还有房子里配有的二斗桌，这就是我们的新房。晚上我的同学和朋友来祝贺闹房，我从武威来时总共花了不到三十元钱，买了两瓶酒、还有香烟、瓜籽和糖果招待他们。我民院的四个同学合伙买了一口铝锅，一个朋友送了一个毛主席石膏像，其他人送的都是毛主席像章，这就是我们的婚庆，简单而又欢欣。今天的青年人赶上了好时候，婚庆十分排场，婚纱摄影阿娜多姿；洞房布置富丽堂皇，迎亲车队浩浩荡荡；婚庆宴上礼炮齐鸣、锣鼓喧天，花团锦簇，礼仪欢畅，宾客满堂，红包鼓囊，好不风光；这一切还有录像，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纪念。今昔对比，我们是有些寒酸；人事有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此事不能相提并论。
婚后的第二年，我俩爱情的结晶于八月十七日来到了人间。大女儿的出生，使我俩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也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俩精心地呵护着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欢乐和力量的宝贝，也排除了被视为资本家孝子贤孙的不少忧愁，我们的感情也进一步深化，人夫、人妻、人父、人母的共同责任，把我们的爱心进一步延伸。在海石湾我俩休戚与共，渡过了十四年的艰苦岁月，在不足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里养育了我们两个可爱的女儿。她早上背着孩子去上班，晚上回来洗洗刷刷，作针线活有时彻夜不眠。一个冬天小女儿不慎把棉鞋掉在水里，放在火上烤时又把鞋烧了，我俩一夜没睡，她制帮我纳底，天亮时给小女儿赶制了一双棉鞋。生活上的困难我们都能挺过去，精神上的负担是我们度日如年，尤其是她时刻担心被划入
“敌我矛盾”中去。这种诚惶诚恐的日子一直到打到“四人帮”。
儿女是父母的心肝，是父母生命的一部分。人类一代一代的繁衍才是人的生命延续至今，夫妻双方共同为儿女着想，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为着自己生命的延续，这是人的本性。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俩一直把两个女儿当作生活的中心，如何培养她们健康成长是我们生活的共同目标。当然作为一个家庭不可能没有碟子碰碗的事情，我们之间也有过争吵或争论，围绕这个中心和共同目标反省时，发现我们是命运的共同体，没有必要争谁高谁低，谁多谁少，谁胜谁负，生活把我们的心紧紧贴在了一起。幸福的家庭是各式各样的，不论贫富贵贱，一个家庭只要和谐、和睦，就是一种幸福。幸福的家庭夫妻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是重要的保障，有了这个保障，就能顶住生活的压力，创造出幸福的更高层次。信任和忠诚的情怀，我俩从相爱保持到了至今，我们的家庭是幸福的。
打到“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的命运开始转危为安，人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精神压力释放后的愉悦心情使老伴产生了回家的念头，我从来未去过大荔、也想给岳父、岳母补上一礼，于是把准备过年的东西凑到一起，还用积攒的肉票通过关系买了半片猪肉，鼓鼓囊囊，领着两个女儿，好不容易挤上火车，一九七七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午后到达渭南，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出了站。这位老乡也是大荔人，在等候去大荔的班车时，他问我帮我们背的袋子里是不是猪肉？我说是的。他接着说；“你们把石头往山里背哩，大荔的猪肉有的是，不要肉票也卖不出去。”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些年尽搞运动，大锅饭把人害了，社员出工不出力，庄稼年年欠收，年终决算一分工不值一分钱，有的社员还倒欠了生产队的，那里有钱买肉吃；那些养猪的人家，也是省吃俭用，想变点钱花，可惜他们失算了。”说到这里班车开始检票了，大荔老乡帮我们把猪肉放在车顶，一同来到了大荔县城，急急忙忙下车走了，此时快到下午六点钟。
大荔县城距岳父岳母居住的埝桥公社北黄大队还有一段路程。老伴阔别家乡已二十多年了，辩不清去北黄的方向，我是更不知道东南西北。出站后两个女儿喊叫肚子饿了，只好把行李寄放在车站，领着两个女儿去吃饭，老伴的最爱大荔的油糕，她和两个女儿都吃的津津有味。吃完油糕我给她们开了个玩笑，要不要喝点油糕汤原汤化原食，大女儿说原汤化原食的故事不知你讲了多少遍，谁会做那样的傻事。
吃完油糕在返回车站的路上，小女儿发现了一个钱包，大女儿捡起也没有打开就说，爸爸我们去找警察叔叔吧！那时有一首儿童歌曲：“我在马路旁，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把头点，我快乐地说——叔叔再见！”对儿童们教育和影响很深，我和老伴领着两个女儿去找她们心中的快乐，遗憾的是此时警察下班了，又找了几个警岗也没有见到一个警察。老伴对两个女儿说，我们先回家，明天进城来把钱包交给警察叔叔吧！大女儿把钱包给了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有数十元现金，一个存折，十几斤全国粮票，几枚周总理头像的纪念邮票；还有一个医疗病历手册和一张处方，上面写有住址和姓名，接着我向路人打听，路人告诉我，失主是大荔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就住在这个巷子里。老伴说你去找找，把钱包送下就来。此时我倒有些迟疑，这样作是否合适，还是交到警察手里为好。然而两个女儿再三催促，我只好按路人指的方向来到了这位革委会副主任的家中，他正好在家，我把钱包交给他，让他点点里面的东西少没少啥，他冷冰地把钱包放在桌上，皮笑肉不笑的哼唧着：革命几十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捡钱包的人把钱包送到失主的门上。他怀疑我别有用心。这位领导干部的阶级斗争弦绷的很紧，说着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进来了两个警察，他们三人对我进行审问，问我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干啥工作的，在那里捡的钱包，钱包打开过没有，里面有什么东西，把钱包亲自送上门来是什么动机等等。我满腹的委屈，真没有想到“刁蒲城、野渭南，不讲理的大荔县”的流言应在这里。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他们点了钱包里的钱物，才把我放行。此时天早已经黑了，老伴和两个女儿在焦急的等待中遇到了在韩城煤矿工作，回家过年的内弟，他们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我说一言难尽，先回家吧！
在回家的路上，老伴迫不及待地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把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内弟说那个革委会副主任红的发紫，一副极左的面孔全县有名，你们把好事做过了头，怎能不让人家怀疑。这个县级领导警惕性确实很高，后来他派人到岳父家打听到了我的工作单位，给单位发函对我进行了调查，得知我不是坏人后，给单位写信表示对我感谢。
大荔县历史上曾叫同州，有一位州官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二华关大水”，下联是“三城朝河阳”，横批是“同州一府”。巧妙地包含了同州辖管的十县，被传为佳话。出了“同州府”，路经一个叫七村的地方，内弟说这里是他母亲的出生地，他的外婆快九十岁了，身体还硬朗。随即我问内弟，爸和妈的身体怎样？内弟说都还可以，也许现在正忙活着准备过年的东西哩。我不了解这里过年的习俗，接着问准备些啥？内弟说主要是蒸馍、做豆腐，有的人家还烙石头饼。内弟向我继续介绍说，蒸馍的花样有佛手、馄饨、包子，过年时用篮子提上这三种蒸馍到亲戚家拜年，临走时是长辈的从篮子里取出两个佛手，再还回两个自家的包子；是平辈的取出两个馄饨，再还回两个自家的馄饨；是晚辈的取出两个包子，再还回两个自家的佛手。过年期间提着篮子转来转去，回到家里篮子里的蒸馍个数一个不少，只是大小有些差异。另外拜年的日子都有约定，同一天都到一家拜年，来了做豆腐席招待，所以过年少不了蒸馍和豆腐。我说这个习俗不错，简单省事省时，兰州人过年从正月初一忙到正月十五，累个贼死。
我们五人一路走来有说有笑，约有两个小时到家。岳父岳母见到我们十分欢心，拉着两个外孙女问长问短，内弟媳妇把冒着热气的馍和油辣子端上来让我们充饥，岳母说锅上还蒸着馍哩，并叫内弟从隔壁家端几碗豆腐脑来。不一会内弟搀着一个小脚老太太进门，老伴赶忙给我介绍说“这是二妈。”紧接着几个青年人手里各端豆腐脑进来了，他们都是岳父的亲侄，高兴地称呼我和老伴姐姐、姐夫。这一晚饭吃的虽然简单，但吕家人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
第二天是除夕，早饭是九点多钟吃的，下午三点不到又吃了一顿，我以为是过年忙的缘故，这么晚才吃午饭，一直到天黑了还不见吃晚饭，我问老伴什么时候吃晚饭？老伴说吃什么晚饭，这里一年四季都是两顿饭，饿了就去拿块馍吃吧，我才知道这里吃饭的习惯。我到厨房去找馍，岳母正在烙石头饼，铁锅里放着蚕豆和黄豆大小的砂石，岳母把它炒来炒去，待砂石有了火色，把死面饼放在上面内外翻烤，饼子的两面是坑坑畦畦的形状，这就是石头饼，是陕西人的爱吃，也是这里的特色食品。我拿起一块就吃，味道确实不错，岳母说这种饼冷下来后吃香脆，味道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