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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永远忘不了“劳工阵线”的领袖菜伊，当起诉书递达他手里以后，他立刻在自己的牢房里上了吊。他的遗书是病态的忏悔，试图将不协调的东西硬凑合到一起。他谈到对元首的爱戴，但同时又说：反犹主义败坏了党的原则……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困难的，然而鉴于我国全体人民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应当鼓起勇气抛弃反犹主义。我们应当向年轻一代说明这是个错误。老资格的反犹主义者应当首先转变成为国社党新思想的拥护者。”他写这些的口气似乎他早就承认反犹主义是—种罪行，可他并没有权力这么做。元首命令杀害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文件从来就没有过！这都是人们的盲从造成的。我们始终反对未经审查的行动！辖，假如未来能了解这些，要枪毙几百个曾绞死俄国人和杀害犹太人的家伙是太容易啦！“鉴于他们破坏了雅利安人的行为准则！”
这就够啦！不需要更多的东西！随他们判我们什么罪名好啦。难道他们还能把六千万德国人都推到被告席上？！不能，施塔默尔考虑得不错，但他不是国务活动家：他不过是个卑微的法学家。然而，唉，他是对的——剩下的主要机会就是我时最后发言了。我就得在这个发言中填上校正这一过程的理论，这一过程或迟或早是要来临的，——但愿不要从德国开始，但这一定会来临。
……最后发言的起草他没有麻烦施塔默尔，而由他自己来写，够啦，犯下的错误是这样多，他十分准确地遵从了他的劝告——不否认明显的事实，把自己的辩才都用来证明对详情一无所知。并且没有一句话提到希特勒！对他袒护得够多了，在这一点上施塔默尔是对的。归根结底，我曾是他的继承人，让人们去评论，如果我掌权的话，国家社会主义将成为什么样子。我！我！我！让他们去嘲弄这个最短的词吧！嘲笑吧！没有比“我”更美妙、更实在的词啦！
……当安排他进行最后发言时，他不慌不忙地讲起来（他重又成为自己的旁观者，似乎是未来那部电影的导演，并再一次感到自足），他精心雕琢着每一个句子：
“为了证明我应当了解并且确实了解发生的一切，人们引用了下述事务我曾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对于说我曾知道一些情况或者极力执行那些命令，我依照誓词作了辩驳，起诉中对这些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文献材料。我们在这里听到，最严重的罪行都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应当声明，我最严厉地谴责这些屠杀，并且我直到此刻也不了解它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多德先生确认我曾命令海德里希灭绝犹太人是没有任何证据的。也不存在一个由我下达或根据我的指示而签署的枪杀敌方飞行员的命令……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在这二十五年中在反对我国的国家里没有一个领导人发表过讲话或写过类似的文章证明我们是有罪的。根据所有这二十五年间发生的事情——会议、谈话、法令、行动——起诉书似乎对既定事实做出一个逻辑性的结论，似乎一切从一开始就恰恰是这样策划好的。这个完全丧失逻辑的起诉将有一天会被历史所纠正。杰克逊先生声称，不能审判国家，并且后有的责任应当由领导入承担。然而没有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通过递交照会的形式——提请帝国注意，说这个帝国中充满国家社会主义气味的活动将导致诉讼。假如现在人们要求个别人，首先要求我们这些领导人承担责任并且想审判我们，那就让他们这样做好啦！但是不能审判一个民族。德国人民信任元首并且在他的极权统治下对事件不能做出任何影响。
……我不想要战争，也没有策动这场战争，我只对我所做的事情负责。但是我坚决反对说我的行为是意图通过战争、屠杀、掠夺、残暴和犯罪的手段来奴役另一个民族……”
他直到今日对自己都很满意，他此刻也很满意自己的立场他继续在想象中扮演看未来那部民族为纪念他而柏油影片中的自己，然而他也时常感到思维受到某种约束，因为，只要一想到对弗兰克，卡尔登布龙纳，凯特尔，施特莱赫，罗森堡的审讯，想到他们语无伦次、怯懦的供词，以及他们把责任推到元首也维到他的继承者身上的做法时，一种绝望之感就会笼罩戈林的全身，他开始明白，“我”这个美妙的词儿总是与“他们”这个怪异、模糊、不受约束的词儿相对立的。
……夜里他幸福地醒来，感到面颊上淌着高兴的泪水，因为他在梦中十分清晰地看到了一群年轻人开明的脸。深蓝眼睛，浅色头发，身材魁梧，是真正北方人种的德国人，他们说，后天将向监狱进攻，解除警卫，而他赫尔曼·戈林将获得自由，消失一段时间，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像奇异的凤凰一样，当从灰烬中奋起的时刻来到时歪现自己，并领导人们与那帮布尔什维克斗争，清除国家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经不住时间考验的东西……
他清晰地听到一个年龄大一点的青年叙述占领监狱的方案，五十个敢死队员干掉所有这些肥胖、粗心的美国佬，只是不要让在楼层里值班的人冲进牢房；门是钢的，子弹打不透，他要撑住这扇门；重要的是要挺住；一切部取决于最后几分钟，几秒钟，几分秒，我将用全身顶住这扇门，并将为我的孩子们的成功祈求神明，勇士永远是胜利者，勇敢是成功之母，啊，喂，快来吧，快点儿！
戈林躺在床上，睁开了双眼，感到面颊上的泪珠；他没有动，以免看守发现他醒了，那个看守不断从监视孔观察他。
庞大的、窒人的宁静充斥着牢房，这寂静散发出新生的、无法摆脱的、恼人的绝望之感。
他用舌尖轻轻触及那颗智齿，医生不让他拔掉那颗牙，因为他要在里面打上一个洞，装上一个盛有氰化钾结晶微粒的胶囊；毫无痛楚地死，把所有那些不可知的、不和协的情感和印象都与大脑分割开来，只有一种尖锐的、秋天的感觉，一种用盐水煮扁杏桃的气味、没有一点疼痛，不会再有那可怕的几步路，在大地上最后的几步，当他们带着他在走廊上走去，你就会祈求上帝，希盟这条路长而又长，长得没有尽头，使你能沿着它一直走下去，既然你面前是无限，为何不强迫它——动员自己那被撕成碎片的观念的全部力量“一把今天法庭上人们宣判的那一天那一刻变成事实？这些活着的人们宣读了判决而他们却可以在街上散步，打电话，上饭店，观赏盛开的雪绒花，往绿色的浴缸里放满水，安详地坐在马桶上、不必担心监视者的窥视，可是坐在对面长椅上的生命、像他们自己一样的同类兄弟的命运已经决定了，他们对此没有丝毫的不安，这个世界是多么残酷无情，上帝，救救我吧，给我力量用火柴挑出牙上的金填料吧，只有我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然而这是不可忍耐蚁可怕！不；应当等待！鼓足勇气并等待下去，那些浅头发、深蓝眼晴的小伙子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这将给我带来自由，我的脸上已经感到秋天的雨滴，胸中充满了自由的气息！等待！没有什么比等待更可怕，但也没有什么比它更美好，所以“等待”这个词是“希望”的近亲。他们当然不会处死病人！我可以病它一、二年，我就说，我的双腿瘫痪，它们已经不能把我带上断头台？！这不可能！有思想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们无权这样冷酷无情，他们无权、无权、无权……
他忽然在极近极近的地方看到了元首那浅绿色，有点突出的眼睛，并听到了他的声音，他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但心中却感到了久已忘却的恐惧；只是在这监狱的牢房里他才得以摆脱经常性的恐惧这种压抑的感受，在法庭上，他觉得自己是个战士，他不再害怕叫喊，他这个帝国元帅常常想，希姆莱会对他，对他的妻子干些什么？他因此才成为元首喜欢的人。我的上帝！难道世界的动因不是理性，而是恐惧？仅仅是无关紧要的、骇人的，保温暖而潮湿的蛆一样吞蚀人的恐惧吗？
不，他对自己说，这不是恐惧？我从来不是胆小鬼！随他们给我安什么罪名好啦，只是不要说我怯懦……良心，我们都被良心和软心肠给毁了，这就是造成目前结局的根源！是我们自己在希特勒和我们大家之间划了界限，称他为元首！我们对自己说，需要树立个人形象，这有利于新秩序的建立。须知本来也可以树立施特拉塞或者罗姆！但为什么不树我？反而从希待勒身上捏造出一个名为元首的神话？我们无法超越自己是一个德国人的界限，无条件地崇拜位于顶峰的人。而当我明白，我们快要完蛋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勇气向这个不幸的、患痉挛症的人揭开真相。我怕我的话会扯碎希特勒的心，我可怜他，因为他体现了我们大家共同的开端、共同的青春和纯法的思想。如果我不是这样慈善心肠并有勇气提醒他注意发生的事情，不怕触及到他的疼处也许一切都会变成另外的样子，
切，肯定是这样！
……但并非如此，戈林疲惫而绝望地反驳着自己，因为想到慈善心肠，他总是以“害怕”，“担心”这样的词为借口，它们正是从恐惧这个概念派生出来的，难道还是别的什么吗？
……戈林坐了起来，他十分害怕控制不住自己，他捧住头，在床上摇晃着身子，最后还是痛楚地哀号起来，这哀号与那拍林街头的一个老头儿的号嚎一模一样。那是1945年的4月17日，他从离干秋帝国的首都一百公里远的东方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