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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者”的到来将意味着老房子的彻底消失。许多人见证了一系列集体屠杀的过程。长期住在昆明的诗人于坚作过如下记录：“在云南，作为世界历史遗产载入历史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变革中坚持着一成不变的大研镇而不是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兴土木的省会昆明，这恐怕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如果从城市的历史面貌例如从法国人方舒雅在一百年前拍下的昆明城的照片来看，曾经有过的昆明作为一个传统中国的城市，它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丽江更为气派、更为精致，也更集中了古代中国世界能够传到边地的一切建筑精华，也像丽江那样，由于地理上的偏远，得以在沧桑巨变中保持着一个在前进的世界中失传的世界。但昆明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消失了，世界的目光越过高原上的水泥昆明，转向它的西部，在那边厢，金沙江像古代那样日夜奔流、玉龙雪山高耸在森蓝的天空下，伟大与光荣照耀着一个古代的城市。这个城市坚定地拒绝新世界流行的水泥和钢筋，坚持着它在传统中获得的栖居方式、美学风尚和与此相依为命的日常生活。”（《幸存之城》，见《于坚集》卷四，第一百三十二页，云南人民出版社，二OO四年版）由于当时正为中央电视台作一部纪录片，我曾经见过方舒雅的那些照片，也见过照片的发现者殷小俊，并且把玩过方舒雅的老相机。应该感谢那位法国外交官，用那架尚不够先进的照相机，通过笨拙的玻璃底片，来显示“改造”前昆明原初的影像，使我们得以目睹了那些排列有致的街道、高高低低的屋檐，以及错综复杂的生活。他用那些朴素的照片来证明今人的疯狂。有趣的是，有关部门经常把这些照片作为“忆苦思甜”的活材料，用新修的高楼大厦来嘲讽老昆明的斗栱飞檐。正是在这样的控诉，使那个古旧斑斓、如梦如幻的老昆明一再得到展现的机会。
Kim也是整个过程的目击者。昆明城原有“三坊二十四铺”，以东寺街为代表的昆明老商品街，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五年，才在城市改造的名义下消失。我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对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如此痛恨。她说，她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住在这样的老房子里。我说，他们即使拆掉也不会让我们住。对顺成街的拆迁显然是一次旨在斩草除根的行动，他们将对这座城市里的古典元素进行彻底歼灭，以此来显示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们的工作很有成效，工地上遍布老房子的尸体。我们试图寻找一些木雕残片作为纪念，但许多漂亮的构件已经被砸碎。Kim找到一扇窗栏板，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它从瓦砾下面小心翼翼取出来，正想逃离作案现场，却不幸被拆迁工人当场捉拿。他们没想到有人会对这样的破木头感兴趣，于是把它当作一次意外的发财机会。他们开出天价，但我并不具有讨价还价的兴致，进而对那些构件在脱离母体之后是否还有价值产生怀疑，因而我们的对话无法进行。他们显然比我更加失望。为此，他们站在废墟上争吵了很久。
六
在拆迁队步步围剿的险恶形势下，还有一些“钉子户”在作着不屈不挠的最后抵抗，或者说，最后挣扎。令我惊异的是，最后的坚强战士竟然是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在顺成街对仁巷十二号的一座老洋楼里见到了她们。（对仁巷已不存在，只剩下这座孤零零的老房子。）曹树莲已经七十八岁，她说自己是一九五三年搬来的，这座洋楼里总共住了七户，大多都已经住了半个世纪，彼此十分和睦。现在她们这些老姐妹要分开，心里很难过。她们使拆迁的进度得以延缓，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可能。如果没有她们，我们将永远会有一种“迟来一步”的懊悔。拆迁者为她们准备了许多砖头，在半夜穿越脆弱的玻璃，砸向她们的室内。很久以来，她们已经没有好梦，夜晚对于她们已经与惊恐同义，但她们不走。她们不走一是因为她们无处可去，那一点可怜的拆迁补贴在日新月异的昆明城里买不到一间新屋，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已经在这里住了至少五十年，这条街已经成为她们记忆的载体，如果连记忆也被剥夺，她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所以，她们已经抱定了死在顺成街的决心，人在阵地在。但是，窗户玻璃已经不知去向，厨房也被砸烂，她们将如何面对以后的时光？就在我们到来的几天之前，一位老人已经死在岗位上，带着她的遗憾和不平，从楼梯上一头栽下来。
Kim为她们照了相，她们围坐在一间屋里，像平常一样神态安祥。我说我会把照片寄过来，但这个地址将很快消失；我说下次我亲自带过来，但那时候老房子已经不在，我将无法找到她们。
死亡是一次真正的搬家，她们将在死亡中找到永远温暖的居所。新的大厦将在扫除了她们这些障碍之后拔地而起，有关顺成街的记忆将从此消失。
七
最后需要谈到一位瑞士老人，他叫托马斯？瓦格纳，曾经是苏黎士市市长，现任瑞中友协主席。我与Kim在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约去云南北部的古镇沙溪参加一项保护活动的时候与他结识，并把昆明顺成街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或许，他会为顺成街的命运带来转机。这种做法，用慈禧老佛爷的政治术语，叫“携洋自重”，好在中国人素有崇洋媚外的癖好，这一招或许可以奏效。瑞士首长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之后决定立即到顺成街看一下，回昆明以后，Kim和我专门陪同瓦格纳先生参观了顺成街。他到现场后的第一句话是：“It’s terrible！”（“太恐怖了！”）我笑了，我觉得瑞士同志对我们中国国情太不了解了。这样的场面，在中国几乎已经司空见惯。他承诺他去找市长，苏黎士与昆明是友好城市，他与昆明市长也是朋友。临走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一定要把客栈保护下来。
但我们并没有对此抱太大希望。我们早就不相信奇迹，不相信已被押徒刑场的囚徒能够全身而返。顺成街上的一家宾客栈，是茶马古道留给昆明的惟一证物，即使得到保全，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它将在整修一新之后面向公众，为游客照相留念提供布景。在亲切、热烈、和睦的顺成街消失之后，它将和那些用于招徕生意的冒牌古董没有区别。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完稿
海口：全球化的悖论
一
老海口只有五条马路，就是现在的长提路、中山路、博爱路、新华南路和新华北路，围成一个五边形，彼此相通。我九十年代曾经来过海口，目睹了房地产事业由蒸蒸日上到江河日下的过程。在那火红的年代里，房子像是自己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那些钢筋水泥的骨头成群结队地茁壮成长，最后变作一排排巨大的尸体耸立在空中，很像一堆后现代雕塑，让人感到惊愕和幽默。那时我没去老城，准确地说是不知道还有一座老城，尽管老城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但它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死角，被孤立于现实生活之外。
今天的人们总是混淆梦境与真实的区别，他们已经习惯于将荒诞视为现实，而将最妥帖的生活排斥在外。老城显然是海口最富有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的地方。那里有无数充满波德莱尔诗意的西式阁楼，两层，或三层，有石雕、临街小阳台、百叶窗。我感觉那窗子背后应该有一位年轻诗人，嘴里叼着雪茄，在用笨重的老式打字机写着英文诗歌。站在小阳台上，他就能眺望到美丽的印度支那。许多洋楼是中西合璧式，砖雕花纹是中式的喜鹊梅花，无论上部采用哪种风格，下部一律是南方骑楼形式，雨天的时候，人们在骑楼下行走，既可以欣赏雨中的街景，又不会被淋湿。一层多为商号，出售食品百货，但是有些店铺的门已经紧闭。这类骑楼是岭南近代建筑的经典形式，自二十世纪初，西方混凝土结构传入岭南，中西结合的砖混木结构或砖混结构的低层有柱骑楼便在海口大量出现。专家认为：骑楼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楼”本身，而在于楼下的公共空间，在南中国炎热的夏季里，“传统骑楼下高大的空间有利于人行道和沿街店铺通风散热散湿，特别在静风闷热的日子更显现其优越性。骑楼还避免了露天人行道路面吸收太阳辐射热太多而增强城市‘热岛效应’的缺点。”（汤国华：《从广州人行道热环境看“骑楼”建筑的去留》，原载《南方建筑》，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城门已经消失，东门现在是集贸市场，可以在那里看到各种新奇水果。老城的一切组成关于海口的一系列意象，发黄、模糊、忧郁。它为这座湿热的海岛城市准备了某种典型生活，但现在的人们更对全球化一往情深，而对于那种陈旧的诗意不感兴趣。
全球化正在日益变成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空间概念。它的意思是要追赶时代的最新潮流，与当年“赶英超美”的意思相近，而不去顾及某一个具体空间的传统血脉。倘若从空间上说，老海口完全符合全球化的标准，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西洋老建筑，尽管过去的主人对它们的局部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但Kim仍然认为，只要把字号上的中文招牌换成外文，这里就是国外，比如东南亚，或者南欧的某个小镇。那些从海上归来的淘金者仿佛海啸幸存者一般稀有，大约一两百年前，他们在经历了百年孤独式的传奇之后回到故乡，开始构筑自己的安乐窝。那些房子差不多都是对南洋殖民地建筑的模仿——也就是说，西洋建筑在经过南洋这个中转站之后，在这座岛上安家落户——其中包含了他们对于富裕生活的全部想象。但是今天，它们掉进了时间的天罗地网，它们被时间包围和剿杀，尽管它们曾经与国际接轨，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