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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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人- 第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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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作用。可是当然,我们必须读到小说后半,才能开始彻底明白这一昆曲在钱夫人生命中的重要意义。概括而言,作者此篇小说,叙述的一贯手法,是首先挑选出今日宴会场景里的某些形象,细加描绘;或者让某几个宴会人物,说出一些对话;可是这些形象或对白所特赋的含义,我们当时却不能明白,必须等故事发展到后来,必须等我们由细心拼凑而逐渐了解钱夫人往事经验的全部真相,才能恍然觉悟过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对于作者先前的细微描绘,可能只留下模糊印象,甚至可能因当时看不出有何特别意义,而遗忘殆尽。所以欣赏这篇小说,只读一遍是绝对不行的。再举一个有趣的小例子。吃席时,程参谋劝钱夫人用菜。他“盛了一碗红烧鱼翅,加了一匙羹镇江醋,搁在钱夫人面前”。多年以前,郑参谋——程参谋的影射人——岂不也叫她吃过一大匙的醋!当然,钱夫人尝镇江醋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她过去和月月红抢郑参谋的事。所以这也是一个预告或预示。又一个类似例子,即程参谋刚和钱夫人见面相识,递茶给她时,说了一句:“小心烫了手,夫人。”烫了手,就是在不留意的时候,不小心受伤。后来钱夫人在宴会过程中,果然出乎意料地,内心又一次被痛苦烫伤。这种例子,不但是预言预示,同时也是双关语的运用。运用双关语,是白先勇的特长。双关语,其实就是具有暗示性质或是具有弦外之音的语言。我讨论《台北人》每一篇,总是特别注重小说暗示含义的注释,因为暗示或隐喻的巧妙运用,是白先勇在文学创作艺术上最大的成就和贡献。可是不幸这却也是最未受人注意和赏识的一点。我上面已讨论《游园惊梦》小说的隐喻和意象,其实也就等于讨论了双关语技巧。现在我另举一两个例子,让大家看看。当徐太太唱《游园》,唱到“淹煎,泼残生除问天”——就在那一刻,泼残生——就在那一刻,她坐到他身边,一身大金大红的,就是那一刻,那两张醉红的面孔渐渐的凑拢在一起,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们的眼睛:她的眼睛,他的眼睛。完了,我知道,就在那一刻,除问天一(吴师傅,我的嗓子。)完了,我的喉咙,摸摸我的喉咙,在发抖吗?完了,在发抖吗?天——(吴师傅,我唱不出来了。)天——完了,荣华富贵——可是我只活过一次,——冤孽、冤孽、冤孽——天——(吴师傅,我的嗓子。)——就在那一刻,就在那一刻,哑掉了——天——天——天——这段里,出现的这么多个“天”字,有双重的意思,我们至此已知钱夫人的痛苦往事:在南京那次宴会里,当她演唱《游园惊梦》,唱到“除问天”,就痛苦哑掉,没继续唱下去。所以她唱的最后一个字,就是“天”。我们都知道,中国戏曲的唱法,注重运腔转调,多是一字一字,拉长唱的,句尾一字尤然。所以拉长的“天”音,写成“天——天——天——”,就曲音而论,是真确的写实。而她只唱到“天”字,便结束不唱。所以文中的“完了”、“天——完了”等语,可以说是钱夫人外表活动的记实,即指她自己已经唱够了,唱完了,不继续了。可是另一方面,就内心活动而言,“天”,以及“完了”,都是她在极端痛苦中的灵魂哀号,而用拖拉的“天——天——天——”表达,更显出凄婉悲切,颇有“无语问苍天”的意味,恰好也就是“除问天”三字的意思。这真是作者何等巧妙的安排!紧接于“天——天——天——”之后,便是:“五阿姐,该是你‘惊梦’的时候了,”蒋碧月……笑吟吟的说道。蒋碧月的意思,当然,是说轮到钱夫人唱《惊梦》部分。可是紧接在钱夫人的“梦”后面,就又仿佛在暗示着说:该是你惊醒自梦中的时候了!像这种自然而又机巧的上下文连接,也是白先勇的特长之一。让我再举几个巧妙文字连接的例子。入席时,钱夫人被窦夫人等耸恿,坐到第二桌的主位,感觉一阵心跳脸红。这触发了她今昔之感,因而有一大段她回忆往事的主观叙述。当她正回想到南京那次大宴中,“大厨司却是花了十块大洋特别从桃叶渡的绿柳居接来的”。“窦夫人,你们大司傅是哪儿请来的呀?来到台湾我还是头一次吃到这么讲究的鱼翅呢,”赖夫人说道。赖夫人当然无从知道钱夫人正想到大厨司的问题。可是作者如此的上下文连接,达成了顺流成章、平滑和谐的叙述效果。还有另一种连接法,经常出现在“意识流”叙述里。那就是由眼前的一件东西,一幕景象,或一个动作,触动记忆之弦,因而导致意识流的今昔联想。在《秋思》里,华夫人台北住宅花园里的“一捧雪”,便是引发今昔交流联想的转接枢纽。《游园惊梦》里,比如饮花雕的动作,或蒋、程二人凑拢在一起的脸,都有同样的转接功效。以上,我已详论《游园惊梦》小说里最重要的平行技巧,也大略谈过比喻、意象、反讽、对比、预示、双关语、连接法等之巧妙运用。我想我们可以就此搁下写作技巧的问题,转而探讨这篇小说的主题和引申含义。首先,我必须声明,小说主题原是所谓的“小说形式”(FormofFiction)中之一有机元素,和小说写作技巧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我们国内一些文学评论者,常把小说形式和内容当做两回事来评价,因而有“写作内容比技巧重要”等的言论口号。这却是完全忽略了小说内容和形式的一体性)。现在我所以分开来讨论,是因《游园惊梦》这篇小说的含义异常广大,异常复杂,和我们民族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如果夹在写作技巧问题里讨论,恐怕难免显出杂乱。我在此文开头已经提过,欲深切了解《游园惊梦》小说含义,我们除了对人生之洞察力,还须具备相当的学问知识——特别是中国戏曲方面的学识。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历史背景,也必须有一个笼统的概念。《游园惊梦》小说含义,和中国戏曲史上“昆腔”的兴起与衰微,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昆曲,兴起于明嘉靖初,衰微于清乾隆末,独霸我们剧坛近三百年(约1522—1779)。明嘉靖之前,中国戏曲有南北曲之分,其间互有消长。忽然一种新的腔调产生,镕铸所有南曲之优长,又吸收一部分北曲的特点,成为一种极优美动听的音乐,这就是昆曲。到了晚明,戏曲作家逐渐往格律和辞彩的路上发展,早先元曲那种朴素愚直的形式内容就逐渐消失。于是昆腔戏曲变成文人雅士和宫廷贵族吟唱赏玩的精美艺术品,成为一种“贵族文化”,而和一般趣味凡俗的老百姓逐渐脱离了关系。这种趋势发展到极端,终于在清乾隆年间,属于雅部的昆曲被属于花部的“乱弹”所打倒。如此,高雅无比的纯艺术品,由于曲高和寡,引不起俗众共鸣,而含冤调萎。花部(乱弹)诸腔,包括戈阳腔、高腔、京腔、皮黄、秦腔等等,经过一场角逐杀伐,终于由皮黄称霸,鼎定江山垂二百年。皮黄即西皮、二黄两种腔调之合称,这一剧种,发皇其命运于北京,故又叫京戏,因北京改为北平,所以又叫平剧。皮黄改用胡琴为主要伴奏乐器(昆曲则用笛萧),如此唱戏的入调门高低可以自由。皮黄之能战胜群雄,是由于它的通俗,但也因为通俗,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便远不及昆曲。许多文人不屑再写剧本,所以皮黄取代昆曲以后,真正成功的剧作家竟没有几个。昆曲虽被皮黄取代,但昆戏之中一部分在故事、关目、排场等方面适合演出的剧目,在剧坛上依旧留存下来,《游园惊梦》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出。清末民初,是京戏的极盛时期。民国以来,旦角如梅兰芳、程砚秋等,生角如余叔岩、马连良等,都是艺术造诣极深的剧坛演员。其中尤其梅兰芳,把自从有皮黄戏以来的旦行艺术,提携到最高巅峰。他也受过昆曲方面的严格训练,《游园惊梦》就由他唱得红极一时。他南下唱戏,演《霸王别姬》,多半是金少山的霸王,两人配得很好,引得观众疯狂喝彩。《游园惊梦》小说里,赖夫人和余参军长的对话,以及窦夫人最后对余参军长“黑头”的笑评,所指即与此有关。梅兰芳时代过去后,京戏就急速走下坡路,主要也是和当年昆曲一样,脱离了现实俗众。现在一般人,看电视,看电影,看话剧,却不能和国剧发生共鸣。昆曲就更没人唱了。显然这种中国最古雅的戏剧音乐,已经到了尾声。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大危局,一大悲哀。当我们对中国戏曲兴衰史有了大致如此的概念,白先勇这篇小说,幅度便骤然增加。《游园惊梦》这出戏,是昆曲类型的代表。而昆曲是中国戏曲的精华,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钱夫人终于“哑掉”,不能把此戏唱完,就是作者暗示中国的古典文化,到今日而戛然中断。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光辉灿烂的过去。可是就因为太讲究纯美、纯粹精神,丝毫不肯接受现实俗世的污染,在今日的平民世界里,已和一般人的生活几乎完全脱节,再也无法受到欣赏和了解。于是人人遗弃古老优美的中国文化,趋奔迎接崭新通俗的西洋文化,正如清乾隆年间,通俗的“花部”乱弹终于取代了优美的“雅部”昆曲。如此,小说里钱夫人的今昔感触,以及往日悼念,就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而《游园惊梦》也就变得好像是作者对我们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阙挽歌。除了采用昆曲兴衰历史之暗喻,作者还用别的方法来呈现传达小说的这种引申含义。钱夫人是南京夫子庙得月台清唱出身。“夫子庙”三字,就大有暗示作用,不必解释。得月台位于“秦淮河”,蓝田玉姐妹淘是秦淮河的歌女,这点也十分值得注意。秦淮河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六朝金粉,金陵春梦,朝代的兴衰,人事的更替等等,当然还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慨。而这种千多年流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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