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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阴暗的角度来批评某些知识分子。而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不爱说“那该多好啊”,是因为说了也没用,说了更伤心。历史无情地粉碎过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梦想。鲁迅想过:“要是我学会了医学,那该多好啊!平时医治我父亲那样的被耽误的病人,打仗时便去当军医。”冰心想过:“要是天下的母亲和母亲都是朋友,儿子和儿子也都是朋友,那该多好啊,那就永远没有战争,永远是蓝天明月大海。”我们50年代想过:“全国都建立了人民公社,那该多好啊,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60年代想过:“要是大家都没有私心,那该多好啊,对,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80年代想过:“要是中国成为美国,那该多好啊,对,要民主,要自由,时间就是袁大头……”这些梦想逐次在现实的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还是鲁迅觉醒得最早,他说出了那些夹杂着无限伤痛的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于是我们越来越少地听到“那该多好啊”的声音了。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中国和世界怎样前进,才是“那该多好啊”了。劳动妇女说出她们的心声,动力是“不说白不说”;我们说不出自己的心声,阻力是“说了也白说”。
至于我个人,对过去的事情,一般不会说“假如李自成不动吴三桂的陈圆圆,那该多好啊”,“假如中国从1949年就改革开放,那该多好啊”,“假如我大学毕业不读研究生,直接分配到国务院工作,现在肯定是一方诸侯,那该多好啊”这些马后炮式的话。我认为既已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它们可能不具有利益的合理性、效率的合理性、道德的合理性、情感的合理性,但是一定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历史的合理性。埋怨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无能。而未来,虽然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是与我们在现实中的努力有关的,但“未来”却又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风流艳妇,她动不动就对我们始乱终弃。这使我们不得不接受鲁迅的“绝望哲学”,即对一切都不抱幻想,斩断过去和未来的两重诱惑,只紧紧握住现实的缰绳,或者说只肩住现实的闸门。这样剩下的,就只有一些小小的、毫无实用价值的、与现实努不努力无关的趣味性希冀了。比如:“要是死后发现这是一场梦,那该多好啊”,“要是死时她来看看我,当场哭死在我面前,那该多好啊”,“要是我会降龙十八掌外加六脉神剑和北溟神功,那该多好啊”。人再有修养,这些小梦幻总还是要有吧。即使冷如鲁迅,倘连这些也没有,恐怕是做不到“绝望中抗战”的。与一般人的区别在于,我们不但不说给别人,而且自己也并不执着,不过是想着玩玩而已。这样的“修养”是值得欣慰还是悲哀呢?
所以看着那些坦然抒发自己梦想的学生,我很羡慕她们的率真。哪怕她们造的是“要是我的脚再白一点,那该多好啊”,“要是能吃孔老师做的中国菜,那该多好啊”,“要是去美国留学和去中国一样便宜,那该多好啊”这类的句子,我都感到她们是可爱的。我想真正应该嘲笑的,是我们自己。所有学生口试完毕,空荡荡的教室里剩下老夫自己时,我不禁也抒发了一句:唉,要是我现在还是学生,那该多好啊。
落花岩
读韩国观光公社编印的《韩国旅游指南》,介绍到百济古都扶余的扶苏山时,有这样一段话:“沿着悬崖顶端到白马江湖畔的下坡路缓缓而行,途中经过一座百花亭,据说曾有三千名百济宫女因遭唐罗联军追赶而走投无路,遂投江于此。当时宫女们投江的身影,有如杜鹃花凋谢零落,故称此处为落花岩。”旅游指南一类的书籍,大多语言无味,病句连篇,充斥着吹牛、乡愿和误导。而这几句话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或者说,令我肃然起敬。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扶余一带观光,因为从整个韩国来看,那里并不太重要。扶余这座当了120多年首都的城市,如今只有10万人,高速公路和铁路,都不通那里,恐怕比起同名的中国吉林省扶余市来,要寂静多了。
然而有一天读韩国古文,却又遇到了这个落花岩。高丽王朝末期有位学者叫李谷,在元朝中过进士,回高丽后当了官,他有一篇《舟行记》,写与朋友到扶余一带游玩,文中云:“……明日至扶余城落花岩下。昔唐遣苏将军伐前百济,扶余实其故都也。时被围甚急,君臣弃宫娥而走,义不污于兵群,至此岩,堕水而死,故以名之。……”
韩国古代曾有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鼎立时期,其中百济和高句丽虽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与当时的倭国颇有些暧昧关系。而新罗旗帜鲜明地引进唐朝文化制度、排斥倭奴。因此唐朝在感情上更倾向于新罗。在新罗遭受高句丽入侵时,新罗请求唐朝出动王师。于是唐罗联军(韩国人一定要叫罗唐联军)并肩作战,先后灭了高句丽和百济。并且唐军在白江一战,重创了火器猛烈的倭军。这是中日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以唐军完胜、把倭军赶出韩半岛而告结束。因此后来的高丽、朝鲜和今日的韩国,都以新罗文化为正统。韩国的乡校里供奉的圣贤牌位,高丽之前只有新罗二贤而无高句丽和百济的份。可是李谷的这段文字,却明显对百济宫娥寄以同情和称赞。一句“弃宫娥而走”,显示出对百济君臣的微词。而一句“义不污于兵群”,则充分把这群宫娥之死提高到“义”的大节上。这样的立场无疑是公允的。而旅游指南中那句“有如杜鹃花凋谢零落”的比喻,更表现出宫女们投江而死的那种凄丽的美。
我对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均无偏爱,只是想起那三千宫女,不禁凝然。她们为什么而死?是为君王?是为社稷?是为种族?——三国本为同一个民族——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她们若不死,则有可能“污于兵群”。于是她们只有死。我想起我的故乡东北,也有一个女人投江的史实,那就是气壮山河的“八女投江”。东北抗日联军的八位女战士——其中有两名是朝鲜族,与蜂拥而上的日本侵略军顽强战斗,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然后纵身跃入急流。她们的死,不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更因为她们是中国的战士。她们是与“狼牙山五壮士”齐名的不屈的勇士。
于是我想,那三千名百济宫娥的死,恐怕也不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吧。虽然她们不是战士,但是不愿意向敌人屈服,这是每个人应该具有的一种普遍的人性吧。然而不公平的是,她们毕竟是女人,这使得赞颂她们的人,也不自觉地要从女性的角度落笔。或许,这就是女人的悲剧吧。三千个女子,连一个姓名也没留下,连为什么死也没有留下。历史上,这样死去的女子又何止三千?又何止韩国?进而言之,又何止女人?人生天地间,一生一死,竟是这般的不易琢磨。
又一个韩国的秋天来了,高高低低的岩石上,飘满了落花。
喜战李昌镐
早就想写这篇文章,可是一直想不好题目。我不敢说“大战李昌镐”,也不敢说“苦战”,“恶战”,“鏖战”,“死战”,那都未免太恬不知耻。最后我逼问自己:“你小子跟人家李昌镐下了一盘棋,到底是个啥心情嘛?”另一个我回答说:“还有啥?高兴呗!”于是我就满怀喜悦,来回忆那次与李昌镐的“喜战”。韩国在我老人家的眼里,值得敬慕的人只有三位。第一个是在我的家乡哈尔滨奋勇击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留下“祖国安危,劳心焦思”名言的大韩民族英雄安重根;第二个是为民主自由不屈不挠奋斗数十年、身残志不残的现任总统金大中;第三个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被誉为“少年姜太公”的围棋天才李昌镐。我到韩国后,在纪念馆里拜谒了安重根,在一家小饭馆抚摸了金大中当年闹革命时写的条幅,只是无缘与李昌镐有点瓜葛,不免兀自郁闷。不料苍天有眼,见我每日左手执黑、右手捉白地自己对弈,仿佛《射雕英雄传》中的老顽童周伯通练习那“左右互搏”的神功一般,渐生恻隐,于是乃降下一段因缘。那日梨花女子大学校庆,校园里一万多个花姑娘打扮得莺莺燕燕,作张作致。老夫我被众女弟子勒令停课,强迫玩耍,十分孤苦无聊。下午正欲打道回府,突然脚下踩到一张海报,上面画着一个围棋中的“双飞燕”定式,一大片韩国字我都认不得,却偏偏拼出了“李昌镐”三个字,遂拦截一名学生进行究问。这才惊悉为给这所公主大学做寿,韩国棋院九大年轻高手特来现眼——现场表演。我听后二话没说,直奔沙场。只见半山坡一座小洋楼外已里三层外五层地围得只够做两只眼。我挤进去一问,原来李昌镐们还没到。我问组织者可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