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烤羊肉馋得流口水，现在每周都可吃到烤羊肉、炖羊肉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谭连长想到东北的士兵爱吃猪肉，特别是野味，就利用野外训练和冬闲时间，把队伍开进芦苇地去围野猪。高头大马一进芦苇地，野猪就到处乱跑，有时打得两三头，有时打得十多头，大的一头重达两三百斤，连里吃不完就“进贡”给团部。全团都知道一连的伙食搞得好，上级想到一连来走一走，其他连的士兵也都想往一连调。伙食搞好了，上街吃喝的现象大大减少，原来一盘散沙似的骑兵连开始稳住了。
解决了士兵的吃肉问题后，开始抓伙食账目公开。骑兵连收入不算少，除上级下发的军饷外，还可以卖马粪，卖半新半旧的马具，卖吃不完的饲料等，仅卖马粪一项收入就很可观。200多匹大马，几乎一天就是一大堆马粪，但历届司务长都不把这些钱归入公账，而是悄悄分给团长、连长，自己也得到一份。开始两个月，司务长把马粪钱加在谭连长的薪金里，他也不明不白的收下了，后来他查问，司务长才说这是马粪钱。谭连长说，以后我不收了，把它充进伙食里，叫大家吃好些。司务长说这是骑兵连的“老规矩”。谭连长告诉司务长：“从我开始破这个规矩，以后不论是马粪钱、马具钱、饲料钱，统统归入公账，并向士兵们公开，以前的账目不追究。”这么一抓，每月多出来的钱真不少，落实到饭菜上很可观。连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士兵们都很高兴。谭连长把骑兵连养羊改善生活和账目公开的做法向潘司令、蔡团长做了详细汇报，他们也很高兴。潘司令还指示蔡团长到一连考察取经，并把这件事汇报到了省财政厅长毛泽民那里。毛泽民对全省下了一个训令：今后党政军部门，凡薪金以外的收入都一律交公。训令下达后，立即遭到一部分军官的抵制。机枪连连长修阴春公开说：“那些钱用不完的人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也像他那样的话，那太太、少爷、小姐吃什么呢？”这话当然是针对谭庆荣的，谭当时未结婚，没有家庭负担。但由于这种做法得到领导支持和士兵拥护，很快就推广了。账目公开，经济*，改善了生活，改善了官兵关系，促进了连队正气上升。 。。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3）
伙食委员会在解决士兵吃肉和账目公开后，接着又大力抓士兵的文化娱乐生活。过去连队文化生活缺乏，营房除听到一些思乡小曲外，就是打牌、赌钱、吵架声。士兵一犯纪律，排长就打骂或关禁闭。针对这些情况，伙食委员们先教大家唱歌子。自己不会教就请会唱的士兵出来教，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还请识字的士兵给大家读*办的《新华日报》，也读《新疆日报》的文章，讲前方抗日胜利的消息。过年过节和冬闲时间，还演些活报剧，如《码头工人》《活捉汉奸》等。大家一唱一听一演，抗日的热血沸腾起来了，恨不得立即打回东北老家去。他们还举行篮球、排球、乒乓球活动，士兵的体质也有了增强。连队有歌有戏有球赛，不但吸引了士兵，也吸引了附近的老百姓。开始老百姓很怕他们，一见当兵的就走得远远的，特别是那些年轻姑娘，经过营区时头都不敢抬，后来慢慢到营区来听歌看戏看球赛。开始来些男青年，后来男女老少都来了，特别是星期六来得更多。县城的姑娘也来唱唱跳跳，县里的乐队也来参加伴奏。以后他们干脆在院子里搭了个戏台，歌声、锣声一响，老百姓就来了。很紧张的军民关系逐步搞好了。
接着，谭连长和伙食委员会又想办法解决治病的问题。当时主要的疾病是“花柳病”，全连患这种病的约40来人，一发病就尿道发炎、化脓，重的还拉血，路也走不成，不能执勤，甚至还要人照料。由于病号多，没有药品，连队负担很重。谭连长亲自到军需处要了一些药回来。由于人多药少，药品质量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谭连长只好去找潘司令，通过潘与苏新贸易公司联系，从苏联进口了一些药品。伙食委员会把伙食账算了算，省出一部分钱，加上谭连长的一个月薪金，用来买药。当时有一种治花柳病的针剂药叫做“六 NFCA1 六”，潘司令通过苏新贸易公司买回90多支，全连40来个病号，有的打了2针，有的打了3针，都好了。这件事很快又传到了其他连，不少花柳病号要到一连来就医。团长感到很为难，没有答应。
谭连长和伙食委员们还注意把抗日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病号身上。骑兵连兵油子多，平时病号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几十个，有的是真病，但多数是“思乡病”，还有人是长期装病。他们一方面给那些确实有病的士兵做病号饭，端到床前，送到手上，病号深受感动；另一方面又发动士兵互相监督。这么一来，真病的士兵振奋了精神，装病的兵油子再也装不下去了，病号明显地减少。
最后一个问题是赌钱。他们先从当官的抓起。过去是排长、班长找士兵赌钱，士兵不敢不赌。当官的赢了钱就哈哈笑，直到把士兵的腰包挤干为止，而输了钱就发火骂人，士兵真是又恨又怕。团长有时就把这些当官的关禁闭，但他们还是偷偷地赌。谭连长找几个排长谈话，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刮士兵的血汗钱！他们每月几个钱，有的要养老婆孩子，有的要供养老人。他一个人输了钱全家都要受苦！”排长刘景和抽烟，又有老婆孩子，钱当然不够花，不够就从士兵身上刮。经谭连长谈话后，他慢慢不赌了，一班长也不赌了。这么一抓，营房里没人赌了，但少数人跑到外边去赌。他们偷偷摸摸地闹了一阵子，由于没人跟着跑，只好不赌了。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4）
骑兵连虽然改造的大有起色，但谭庆荣的路途并未自此一帆风顺。盛世才出于利益需要，一方面装成亲苏亲共的姿态，表示“重用”他们；另一方面又存有戒心，怕他们“赤化”了军队，所以派特务处处监视他们。骑兵团的特务头子是团部少校指导员周凤鸣。这个家伙又坏又凶，连蔡团长的马弁尹贵斌都发展成为特务。蔡团长见尹鬼鬼祟祟，就不要尹在身边，把尹调到一连当上等兵。谭庆荣连原来已安插了四个特务：一个叫单勇，是个下士，此人有老婆孩子，月薪才十几块钱，为了领钱养家当了特务；一个是下士班长薛永生；一个是上等兵赵连吉；一个是上等兵王才。五个特务都受周凤鸣直接指挥，谭庆荣的一举一动他们都报告周凤鸣。一次晚饭后，谭庆荣到潘司令那里去汇报工作，刚坐下电话就响了。他一接电话对方就问他是不是谭连长，并说连队门口有人找他，要他立即回去。特务是让谭庆荣不要与外界，特别是与党组织和党员同志接触。一个星期天，他们到玉龙喀什河边碰头，刚刚去，周凤鸣就带着七八个人来了，见了谭庆荣奸笑两声，而后就骑着马走了。又一次，他们在操场边的沟里刚想碰头，地方公安局就来了几个人。这些公安人员和周凤鸣算是一伙的，经常互相通气对付他们。1941年冬，谭庆荣被调到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任作战参谋。参谋长张炳光是个特务，处里的上尉参谋张鹏程也是特务。他们与盛世才有密切联系，与公安局刘麻子一伙来往也很密切，专门监视潘司令和谭庆荣。张鹏程什么也不懂，专门与谭庆荣作对。谭庆荣把这件事向潘柏南司令汇报，潘司令说：“他们对我早就这样干了，只是我没告诉你，往后要多加小心！”不久，潘司令被调走了。他们把谭庆荣“夹”在中间，许多工作都逼着他去干，但又不让他随便活动。一位副官长对谭开玩笑说：“你兼了这么多代处长，要发财了！”谭庆荣心里明白，一场政治*就要临头。果然，谭庆荣和军需处长谷志远也被赶走了。
谭庆荣与刘瑞珍结婚，是1940年阴历11月初三。婚礼和家中的一切都是刘家操办的。婚后不久，谭庆荣调到司令部当参谋。每天晚上，谭庆荣回家翻电报，有时叫妻子帮着念电码。他常对妻子说，家里来过谁，干些什么，不要对任何人讲。司令部的处长谷志远，和田报社的马殊，墨玉县县长陈解虚，于田财政局局长黄永清，叶城税务局薛局长，星期天经常来，说什么母亲母亲的。这些人一来，老谭就叫妻子出去玩，并叮嘱她不要乱说。刘瑞珍回家给父亲讲，父亲说老谭是共产党员，不要出去乱讲。
结婚不到两年，1942年阴历7月14日，刘瑞珍回家，院子里的人对她说，来电报调老谭。老谭对她说：“这次走不知道情况怎样，你要好好照顾家。现在不让带家属，你就等着吧！”第二天早上，刘瑞珍和母亲送老谭到西门外飞机场。谷处长已坐在汽车里面，车两边站着两个大兵，拿着枪。老谭一上车就被大兵把匣子枪卸了。刘瑞珍身体禁不住剧烈地抖动起来，心里凄凉，放声悲哭，泪水哗哗地流。她的和谐梦团圆梦，揉进了涕泪和辛酸。谭庆荣走了，在暑气逼人、黄沙漫天的日子。
老谭走后，陈县长和妻子来住了半个月。他俩住外间，刘瑞珍和母亲住里间。陈县长叫陈广竹，是第二批由延安到新疆的干部，陈解虚是其化名。陈县长一来就把房子彻底检查了一遍，说：“现在情况紧张，不要有啥东西忘了让别人搜查走了！我有很多话要和他商量，现在已经来不及了。”陈县长还说，“老谭叫人送来个条子，条子上讲家属不能带走，请多照顾。”陈县长兑了100元公债券，把钱交给刘瑞珍。墨玉县来了几个阿訇，对陈县长说：“像你这样的好县长，不能走！”陈县长说：“现在是工作，还得走，以后我再来。”陈县长听不懂维吾尔语，由刘瑞珍给他翻译。
《西路军》 南疆军营汗与血（5）
指挥骑兵打仗的机会居然来了
1938年6月的一个拂晓。驻喀什骑兵四十八团团长张永夫把各连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