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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间，他们家没买过盐。每当邻居要倒掉咸菜缸里的残汤时，母亲便端着大瓦盆要回来，一年四季，他们就用这咸菜汤下饭。当然，他们也吃菜——夏天有萝卜缨子，有野菜；冬天呢？一冬天，妈妈只买一棵大白菜，放在炕梢儿上，用布裹好，每顿饭只撕下半个菜叶！
父亲不说“苦”，陈文增也不说“苦”，有时哪怕只吃个水饱，他也不抱怨。
他想着读书。
他想着练字。
课本念完了，他就想办法借书。《三国演义》《水浒传》《杜甫诗选》，借着什么读什么。
睡觉的时候，他喜欢把书平平整整地放在枕边。他模模糊糊地期待着，书，也许会带给他一个好梦。
画门帘、写字花儿、画油布
1971年，他们附近三个自然村为了给小学毕业的孩子们一个继续求学的机会，共同办了一个农业初中班。陈文增好生羡慕，但他知道，这样的好事没有他的份儿。过了一年，学校换了新主任。母亲和这位新主任沾点儿远亲。新主任一句话，把他送进了农业初中班。
他插班，念初二。念了一年，毕业了——农业初中二年制。他享受了一年上学的快乐时光，就戛然而止了。
别的同学都顺利地被保送升入高中了，他又一次被拒之门外。他的堂弟陈增尧吃了伯父的挂落儿，也失学了。
堂弟哭了，说，上辈子的事，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这要牵连到啥时候？
陈文增没哭，甚至没有怨言。他十八岁了，他知道，照眼前这世道，学校的大门再也不会向他敞开，即便有一天敞开，他也过景儿了。现在需要的是，自己得下地挣工分，养活体弱多病的双亲，同时还要学会一技之长——也许，有一天靠这一技之长他能走出这冷酷穷困的小村子，到外面广阔的天地里闯荡一番。
他对堂弟说，自古以来，自学成才的人多得是——看你干不干了。
堂弟泪眼模糊地问他，怎么干？
他说，不知道。我写字去了。
在得知无缘升入高中的当天，他就盘腿坐在炕桌前，心平气和地写字了。他想掌握的一技之长，就是能把毛笔字写得出类拔萃。
上小学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上习字课，当他执笔把红棋子上的字端端正正描黑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在他心头流荡着，而老师画在他字上的大红圈儿，又增加了他的快乐。这以前，他一直临摹叔叔的字。叔叔的字写得不错，但那仅仅是超出一般乡村知识分子的水平而已。如今，他要让写字成为自己的一技之长，仅学叔叔的字就远远不够了。村里有位小学教师，名叫刘进元。他1938年参加革命，1957年被错划“右派”，后来虽然摘了帽子，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处境不妙。他的儿子因为他也无缘升入高中，当时正辍学在家。刘老师没教过陈文增，却喜欢这个勤奋倔强的孩子。他想帮助陈文增，他知道陈文增喜欢写毛笔字，便找出一本字帖——柳公权的《玄秘塔》——让儿子悄悄交给他。
那时，陈文增没有接触过任何碑帖，也没有多高的眼力，但一翻开《玄秘塔》，立刻感到有一股刚健的生命，张扬在八百年前的废墟上·科技工作者纪事气息扑到脸上，他看到了一根根强劲的筋骨，看到了在金钩铁划中积蓄的力量，也看到了每个字严谨清俊的结构。他觉得像是有一个刚毅果决的男人在字帖中迎风屹立。他喜欢这个男人，因为他要做这样的男人。他观摩着，思索着，用手指在字帖上描画着。从此，这本《玄秘塔》不知伴随他度过多少个黄昏，多少个深夜，多少个雨雪飘飞的日子。后来，这本长方形的字帖，在他的翻阅中，四角缺损，最后几乎变成一个完整的椭圆形了。
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喝完菜粥就练字，每天四个小时——雷打不动。
由于写字时总是盘腿坐在粗糙的高粱秸炕席上，他两脚外侧的踝骨已磨出厚厚的茧子。二十岁出头儿，他的体重才八十斤，身材又瘦又小。但他不妄自菲薄，相信自己有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
父亲看着儿子刻苦读书习字，心里高兴——也许真能写出个名堂来！
那年，他堂兄要娶亲，准新娘提出要求——要一台缝纫机。照说这也不算过分，但“文化大革命”正闹得昏天黑地，上上下下“抓革命”，却没人“促生产”，到哪里去买缝纫机？
陈文增有个舅舅，早年参加革命，当时在北京二轻局。为了让堂兄能顺利娶亲，家里虽然已多年没与这位舅舅来往，他还是义不容辞地上北京了。
舅舅不在家，从未谋面的舅母对这个身材瘦小、面目黧黑、衣着破旧的外甥毫不待见，没交谈几句，便让他到外面去等。他满腔的娘舅之情，被泼了一盆冷水，尤其令他不能忍受的是，舅母那轻蔑的目光像两只脚毫不留情地践踏着他的自尊心。他语出惊人，这是我舅舅家。我们虽然穷，舅舅还不至于六亲不认吧！没人邀请，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了。
舅舅回来了。舅舅虽然心慈，却不能当家做主。
这次不愉快的会面，更激发了他向上的雄心。他愤愤地想，我再也不来你们家了！除非有一天我比你们强。
他去了故宫，看到了历代书法家的佳作。那是他生命中最神奇的一天，像一个放牛娃一个跟头跌进了前人藏宝的洞穴，四处墨香醉人，四处笔走龙蛇，四处流光溢彩。他惊呆了，他迷醉了。
黄昏时他依依不舍地走出故宫，在筒子河边的柳荫下流连。一个想法突然跳上心头——“文革”以来，大概没有人正规练字了，即便有，全国也找不出几个。机会来了，未来的书法家就是我！
从老家出来的时候，堂弟增尧交给他二十元钱，让他在北京买些书——中外小说，什么都行。这时他想，对不起了！他离开筒子河，去了王府井的文具商店，买了一堆毛笔。回家之后，怀着被激发的上进心，怀着成为书法家的梦想，他练字更勤奋了。
一天，下着小雨，他无法下地干活儿，正在家里写字，刘进元老师的爱人打着雨伞来了，说，你不是要学画门帘吗？老刘正画呢，快去吧！他跳下土炕，披上一个化肥袋子就往刘老师家跑。
当地风俗，家里有人结婚时，每间屋子都要换门帘。新门帘是用粗白布缝制的，但要用墨笔美化一番：在四个边角画上云纹或如意纹，中间上部画一大圆圈，下部画一正方形，取天圆地方之意。圆圈和正方里的空白，是画门帘者驰骋自己艺术造诣之处，或画花鸟草虫，或画高山流水，或画人物。
刘老师说，以前都是画戏曲中的人物，武松、李逵、关公、穆桂英、貂蝉——现在不行了，得画样板戏！
陈文增站在一边看着，帮助打打下手。看刘老师画了两个，便心领神会了。
刘老师见他那跃跃欲试的样子，说，你试试？
他不怵，说，我试试。
他一试就成。
刘老师又惊又喜，不错不错！你挺有天分的！
他真的挺有天分。
这天分来自他的母亲。母亲是剪纸高手，拿起一张大红纸，像是很随意地折叠几次，再在剪子上随意地转动几次，一张精巧好看的窗花就在她手上忽闪忽闪像要飞起来。贴在玻璃窗上，满屋子亮堂堂的，过年的喜庆就飘散到家里的角角落落了。母亲不会写字，也不会画花样子，哪怕做双绣花鞋，也是拿起鞋面就下针，绣荷花，绣牡丹，绣小鸟儿，都栩栩如生。陈文增最羡慕的就是母亲那双神奇的手。谢天谢地！母亲把自己的艺术细胞传给了他。
他向刘老师学画门帘，固然与兴趣有关——凡是写写画画的事情他都喜欢；另外，他也有实际的考虑。家里太穷了，几乎见不到活钱儿。在农村，会一样本事往往就能派上用场，他也许能为母亲换几个钱花。实际并非如此。后来也有人找他画门帘了，人家带来一瓶墨汁，画完门帘还能剩下半瓶，这就是他得到的酬谢，当然，办喜事那天，他还会被叫去吃顿饭的。后来，他又学会了印花纸，给办喜事的人家糊新房顶棚，也是吃顿饭了事。
他终于给母亲挣到几个钱时，是那年年底。他去看望姐姐，路过灵山镇。要过年了，镇上热闹非
凡。四乡八村的农民将自家的家禽山货摆了整整一条街。卖手艺的扬着笑脸，高声吆喝。还有卖年画、卖对联的。看见有人写毛笔字，他的双脚自然而然地找了上去。一个卖字的人吸引了他。那是个中年人，手中执的不是毛笔，而是排笔；蘸的不是墨汁儿，而是红、黄、绿、蓝几种颜料。用这种笔写出的字，差不多一尺见方，花花绿绿，鲜亮夺目。最奇特之处是每个字几乎都像一朵花，或像一只鸟，那一张张条幅上，好像都有五彩的活物在游动，在飞翔，又艳丽又喜庆。他听刘老师说过，这叫“字花儿”，是一种民间书法，在乡镇、在农村许多人家都喜欢悬挂这种装饰品。他站在一边看着，字写得一般，仅是圆熟而已，绝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帖训练；字的颜色搭配也过于俗艳。他想，我会写得比他好！
在他观看的时间里，那人已经卖出两张条幅——一元钱一张。他想，一元钱，除去一条白纸，一点儿颜料，最少能挣七八角——这是五六天的工分钱啊！更重要的，这是现钱，拿回去就能交给母亲——就能买粮食，还能买笔、买墨、买纸！
他站在字摊儿旁边看那排笔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看中年人怎样运笔，怎样结构字形，怎样搭配颜色，一直看到傍晚那位中年人收摊儿。
他到姐姐家要了三块钱，又跑到文具店买了几张大白纸和几种颜料。到家时，天早已黑了。他把父亲的一顶破毡帽找出来。他看清楚了，卖字人的笔头儿是一小片毡子。他把剪下的毡子用铁片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