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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上了崔先生的当以后，祖鞠气得要死，让他赔偿损失，可崔先生却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是想从我这儿弄到赞助，答应让这个活动上电视吗？怎么样，这下没办法了吧。你们这种行为不是欺诈又是什么呢。不是我要赔偿你们的损失，而是你们要赔偿我的机票钱和观光费用。”
祖鞠气得啪地一声放下了电话听筒。他也不敢再往下纠缠了，因为通话时间越长国际话费就越高，公司连支付高额话费的钱也没有啊。
“别担心，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我去向国际刑警组织报案，把崔龟孙子抓回来不就得了。能不能给我弄一张国际机票呢？我马上飞到巴西去，揪住他的脖领把那小子拖回韩国来。”
气得直喘粗气的祖鞠给金富式挂了个电话，想向他兴师问罪。接通以后祖鞠突然把电话听筒递给了我，因为金富式给我们上起了“政治课”。他说，强者吃弱者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今天这类事是屡见不鲜的。不难听出，邀请贝利的事他一开始就知道成不了，至于那篇报道嘛，是早就留出了版面，等待时机成熟来个一鸣惊人。如果贝利来不了，再在报纸上发条特大新闻，说他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未能成行，不就又是一条爆炸性消息了吗？他还说，这种炒作方式是自己的一大“发明”……
第二天是临时公休日。但是，那天下午我们都到办公室来了。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谁都是无约比约还准时”。大家不约而同到公司来的理由嘛，自然是各有难念的经了。
升洲是被夫人金护士给拽来的。金护士一直嚷嚷着这次要随丈夫自费到巴西去一趟，为了去巴西她已经做好各种准备了，那里女孩子最喜欢的超短裙是什么颜色的啦，迷你裙又是什么款式的啦，问了个遍，今天她一进公司门就没停嘴。我本来想跟她说事情已经黄了，但金护士嘴巴的节奏快得简直让人插不进话去，我急得在屋子里直转圈，就是没有说话的机会，一气之下我就出来了。
我知道给公司垫的房钱是讨不回来了，所以装出一副很苦恼的样子，故意做给云聪看。云聪向来心思十分深沉，看不穿，摸不透，遇事总爱打持久战，因此在家里打嘴仗时她总是占领着“制高点”。可是有两句话一直对她刺激很大，那就是“做人老婆的都这样”和“女人怎么能理解男人的精神世界”。她总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认为自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是非凡的女子，这些人怎么能把所有“老婆”、“女人”都拉到同一水平线上去呢？这种话显然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这天早晨，我也装成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的样子，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副实在承受不了的苦恼的表情，把提溜在手里的外衣重重地甩到肩膀上，出门到公司来了。
祖鞠则和别人不同，老婆回娘家，第二天才能回来，自己在家待不住，就到公司来了，用他的话说，那就是“老记挂着公司的事，加班来了”。
三个人又凑到了一起，当然免不了要喝几盅。我们找了一家小酒馆，和祖鞠的家紧挨着。一进门，我们就像高中时几个人偷着出去喝酒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回想那会儿，我们悄悄藏在大人不在的某人家，或像做贼一样偷偷溜进炸酱面馆，或者躲到国际笔会支部的活动室里，头顶就像被庞然大物压着似的，连大气都不敢喘……今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那种情景，那个时代。连酒菜也和当初四兄弟第一次一起喝酒时一样，一盘煎饺子，一碗热汤面和几瓶老白干。这天，我们喝了个通宵。
祖鞠家靠墙有一个晾衣架，上面挂着几条女裤衩和袜子，祖鞠的裤子也在上面搭着，可那条裤子很短，比我们想的要短得多。祖鞠是不是个“外星生物”我不知道。但他上半身结实而下肢很不发达，两条腿实在是太短了。最先对他的体形感到意外的是其夫人朴小姐，祖鞠脸盘大，肩膀宽，坐在地炕上显得格外壮实，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朴小姐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是这么一个畸形人。婚后的一天下午，朴小姐把衣服晾好后就去喝咖啡、听音乐。她是一个很容易受周围气氛感染的人。从音乐里她感受到了一种力量，被这种力量所陶醉，感到自己爱上祖鞠是一种幸福，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想着想着，她进入了梦乡，醒时，睁开眼一看，瞧见了晾衣架上的裤子。朴小姐想，那么短的裤子，究竟是谁的呢？噢，她想起来了，那是自己这个白雪公主心上人——小矮人的裤子。想到这儿，她不禁打了个冷战，难道自己所爱的男人就是这么个不够尺寸的“半残废”？但婚姻已经成了事实，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的。从此以后她总觉得生活中少点什么，无论是叠裤子还是熨裤子时，老有一种缺憾感。在日常生活上嘛，也总觉得欠缺了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祖鞠已经失去了挺拔的身姿，但她总还觉得丈夫和韩国一般男子在身高上没有多少差距，——因为她很不情愿让这种欠缺感老留在自己心灵深处。
今天祖鞠又喝多了，他半醉半醒地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我们不能光把事情闷在心里，自己折磨自己，还是写个东西送到电视台去示示威，也好出出这口恶气啊。”
从现在开始，祖鞠才认为这是政治事件。
“难道不是吗？要不是总统大选，联络太宇也不会变得那么麻烦，小个子兵也不会写这么一篇政治性的报道使事情复杂化。这不管怎么说也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我们是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所以我才说嘛，巴西之行黄了，都是大选候选人之间的角逐造成的。为什么呢，几个候选人之间勾心斗角，才让替自己说话的舆论机关互相拆台，把我们几个无辜者给赔进去了。”
“能这样分析吗？”
“这么说，电视台就更可恶了。”
我把升洲说的这番话换了个方式，文绉绉地回敬了一句：“其实，这是一种经济运作行为，他们通过自己的子公司进行内部交易，后来又在同行之间展开竞争，甚至无视职业道德用自己所控制的资本去垄断市场，实际上这是一场不正当的竞争。你们说对不对呀？”
祖鞠和升洲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两个人一齐把矛头转向了金富式：“不管怎么说，小个子兵也是怪可怜的，他在报道里说了贝利要来。我们也知道，贝利根本就来不了。你说小个子兵该怎么办呢？”
一向讨厌金富式的祖鞠断定，这句话一出口定会招来是非的，听得出他是在等待大家反诘式的发言。
“可怜，他有什么可怜的！他说贝利要来，是爆炸性新闻。再写贝利不来，又是一条足以引起舆论大哗的爆炸性新闻。这就是记者们说的‘如实报道’啊。”
“这可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我们没交一分钱学费倒长了不少见识，可不是桩亏本买卖哟。”
“亏本？咱们本来就没有本，去巴西溜达一趟也是干赚的嘛。”
可能是这二位又想起了在巴西那花花世界的“冒险”经历了吧，说着说着，两个人偷偷乐了。这时，祖鞠又怀念起斗焕来：“在巴西要能和斗焕联系上就好了，可他为什么一直不和我们联系呢？至今连一封信都没见过，从这一点看，我觉得不大对劲，可能他的处境也很困难吧。”
祖鞠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从冰箱里拿出煎明太鱼烤了一下，升洲正要拿筷子夹鱼头，被祖鞠用筷子给挡住了。其实，在餐桌上为争鱼头展开唇枪舌剑是常有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祖鞠最爱用一句四字成语，那就是“鱼头畜尾”。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鱼的头和牛猪等家畜的尾巴最好吃。如果争来争去各不相让，就变成“鱼头大战”了。祖鞠还对人说，在中国古代，几个朋友为了争吃鱼头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战争，“鱼头大战”这句话就是从这儿来的。这种胡诌听着都十分可笑，可他还说得那么认真，煞有介事。
看得出，大家都是在苦中作乐，寻寻开心，自个儿安慰自个儿罢了。
附近公寓大楼好像也对我们寄予了某种同情似的，好多人家都亮着灯，陪我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从窗口透出来的微弱灯光看，他们好像都是在以电视机为伴来抚慰自己的悲苦人生。此时此刻，又能有几户人家的遭遇及心情和我们不一样呢？
就这样，我们在吵嚷和碰杯声中把一瓶又一瓶的老白干儿灌进了自己的肚子，真正自我陶醉了。大家酒劲都上来的时候，我昏睡过去，只有这时我才能享受到一时的快慰。
醒来一看天已经大亮，我推开祖鞠的两条短腿站了起来。瞥了一眼躺在沙发上睡着的升洲，把大衣披在身上，穿好了鞋。今天的晨报已经塞进门缝里了，我顺手抄上出了门。报纸把新总统的头像满满当当登了一大版，吵吵着说什么文人政府终于诞生了。另一角则是一条十分沉痛的下野宣言。我走到街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呼出的热气应时凝成一缕缕的白雾，天变冷了。
清晨的风格外凉。一辆清洁车开到我的面前停下。在车后面脚踏板上站着的几个清洁工——环境美容师一齐跳了下来，把一个个装满垃圾的塑料袋使劲搬上车，这些垃圾袋沉重地散发着恶臭味，他们新的一天劳作就这样开始了。清洁工跳上车，汽车又开走了。有一个动作迟缓的清洁工，看样子是个新手，他想上去的时候，脚踏板上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他只能使劲插进一只脚，另一只脚悬在半空中随着车走了。远看过去，就像跳高跳到半空中时咔嚓一声拍下的照片，人的两脚叉开停留在半空中。由于重心不稳，车一颠，这个清洁工就跟着“前仰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