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我是搞过铁路的，现场上桥梁、墩子都搞过这个。我一叫：“拉——起——来——呀”‘一齐使劲这就拉起来，蛮好。这时有个队长，他是党员喽，突然想起来，不行，不能听他的，我们贫下中农不能叫阶级敌人指挥呀。不行就算了。可人有能耐就想使呵，是不是。七三年，我们公社书记要修水库，他想人家华国锋原来是湖南一个地委书记，修过一个灌溉渠，有名了，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去了。他就把人叫去，在一个大山下边挖挖，培一条坝，存水，也搞水库呀。我一看，没水源呀。他说下雨水打山上流下来。我说这叫“汇水面积”，不够大呀。再说不下雨，不是没水吗。他说不是还有泉水往上冒吗，我想糟糕了，就说这有个水平的关系，引水量跟这个山的水压成正比的吧，压住你，你的水就送不上来了啦；他不懂，非修不可，我就不敢讲了，再讲就是搞破坏了。为了这没用的水库，花多少工，干了多少年，就搞不清楚了。还谈得上什么用不用你，根本不叫你说话呵。愈有能耐愈碍他们的事吧。
我敢说，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我对国家铁路是有贡献的。把我搞成这样，可我总想，共产党不可能总把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这么搞。刚遣送到农村时，我五十岁，我还想，总有一天还会叫我干事。再等二十年也没问题。我身体也没问题。这就一直等到“四人帮”完了。
我六十岁了，到我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了吧。
落实政策原来也得靠自己奔呀。七八年初十一号文件下来了吧。我在家等了三个月，等来等去，怎么没动静呢。我得先把帽子摘下来，对不对。这帽子戴了二十多年啦，觉得把人都压矬啦。等着等着，我说我不等了。我跑到大队，大队队长支持我，给我开证明，没这证明我不能乱动，我还是得因规矩矩是吧。拿了证明又跑到公社，公社不同意，怕担责任，我说又不叫你们写别的，证明是大队开的，你给盖个章就行啦。秘书还不错，打个图章，我就回来了。
这时院里的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还有这个长那个长的还都是老人。不过他们又都升上去啦。我是五月二十一日回到设计院的，他们都挺客气。书记说，你的落实政策在咱院放在第一步，先等等，呵，你先住在招待所吧。反正呆着没事，我就天天跑啦，市委组织部呵，统战部呵，催院里给我落实。我想没有个说法不能回去，直跑到八月底下来啦。没想到，他们先压我一下，叫我“复职退休”。我急了，我说：“我才六十呀，棒着呢，还能干呀，不退休行不行。”我还说，“你是我老上司，我能不能干你还不清楚。”他赶紧说：“你当然是能干的，工作也很有成绩，可是我交底给你，你不退休不好办哪。”那时大城市户口不好进，想办进来就得退休，否则，一家吃口就得永远呆在农村。复了职不干活有什么用呢？我就是想工作呀。可我又没办法。我一家人总得回来呀。
组织上给我做了结论。大致这样写的：“某某某同志反右期间的言论，基本上是对某些具体事讲的。‘章罗联盟胆子大’这句话有错误，但不追究，够不成右派。”结论附在档案上，叫我看过同意后签字。我翻翻档案一看，唉呀，乱七八糟的揭发材料，全都拿不到桌面上。既有捕风捉影，也有胡编乱造。比如一个支部书记，当时在我手下当实习生，因为我不重用他，他就说我“串连了许多科室三十多人联合反党”。串联哪些科室哪些人，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怎么不写呀！管落实政策的负责人说：“你看这结论要不要得，要得就签字，就算了。”我不能不签字，不签字不能摘帽子。戴着帽子还是什么也办不了。为了摘帽子，我苦了三十年呀。我就拿出笔写了：“同意结论部分”几个字。他笑了，说：“你们知识分子到底心眼多呵”。
他们不把“反右”那些不实之词全拿掉，说你还有错误，是给你留个小尾巴，小辫子，怕你神气起来吧。你一神气，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对不对呀！
摘掉帽子，我要先回去报个喜。开口找院里借点钱，我儿子春节要结婚。乡下讨媳妇要花不少钱。他们说研究研究。等到春节前几天才找我，说：“这钱别借了，把你的钱发还给你吧！”这时已有政策，补发工资了。我每月一百二十七块，“文革”整整十年，一共一万五千多块，等给我时是一万四千多块。原来他们这阵子派人去到我老家调查我在农村挣了多少钱，扣除出去了。当右派扣的那些钱据说没政策，到今天也没补。一想这事，还觉得自己身上有个右派的影子，这就先甭提了。我拿了钱，就跑回去。唉呀，村里人见我一月一百多块，拿我当大人物啦，都来我家串门。可我很快又跑回来了，我没搞清楚，到底叫不叫我回去呀。这事真拖了好久好久。一阵子还听说要冻结，我心里着急，到处找人，一直拖到八O年，市委发一个文件，规定：“凡是冤假错案遣返回乡的原则上都要回来，除了已经在当地结婚生子的人。”我大儿子、大女儿已经结婚回不来了。余下五口又很闹一会儿，最后市委一个劲儿打电话催问，我们院总说“马上就搞好了”，“马上就搞好了”。直到六月份才搞到户口迁移证，可又没房子，再等到搬家已经十一月了。这时候我已经六十四岁了。毕竟耳朵不行，眼不行，腿也差得多。打五七年到现在，我能贡献多么多，其实只贡献那么一点点。我的问题就像我们老家一旬俗话，“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落实了，反而不叫你干事了。到现在只能给街道副食店干点会计。在家闲得难受着呢。街道问我：“你干得了吗？”我说：“当年铁路施工预算我都搞，这么简单的玩艺还不行。我是高级工程师呀！”
他们都笑起来。我也不知道他们笑的什么。
当年那些当队长、当组长的都是我培养的，现在都搞总体设计了。他们和我比起来，脑子是新，可缺点是不够全面，没有在施工现场干过什么新路、养路、架桥，不会其它工种。
可只要他们设计出新东西，我还是很高兴很高兴。我要赶上他们现在这时候多好！我这话说出来，人家都不信，我夜里常常做梦，自己在图版上搞设计，在现场插红旗子。这样已经好多年了。我这人一直也不悲观，我老头只要一天能干，无论干什么，总会高高兴兴的。这话对吧！有时我想，谁要有能耐，叫我打四十岁重开个头多好。我准能搞出个样儿来，准能，你信吗？
***夕阳想用它最后的光，照透这个世界。***
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
丈夫
1966年
26岁
T市某机械厂工人
妻子
1966年
20岁
T市某机械厂工人
这是一对夫妻共同的一段往事：
1968年元旦结婚——共同生活六十天祸从嘴出——抄家后她用十七块钱养活老少三辈——军代表用意不良逼她离婚——狱里狱外几封通信——她千辛万苦等了他三千六百五十天——他奇特的复仇记
丈夫：我真不想提那段事，我们两口子，现在也避防提。只要一提，几夜就甭想睡觉。
甭她，我也是。再说总提它有嘛用呢？不是让咱往前看吗，把帐全算在“四人帮”头上。过去那段事都按下算啦。受过苦的人太多啦，现在谁也不愿意说啦。可我又想，咱受过的这些苦，也不能就这么白白一笔抹掉，那不就白受这些苦是吧？我跟您讲了，您记下来，将来印成书，咱这痛苦就留下来啦，到嘛时候，让后人也看看，啊，啊。
说实在的，我无缘无故白白蹲了十年监狱，真叫好没影儿的事。我老婆等了我整整十年，那罪没少受；比我更冤，更倒霉。有她的嘛，一个女人。
我的苦再苦也没嘛，我是男人嘛，可她就难了。您说说，她那会儿才二十出头，人又漂亮；您看，我还带来一张她那会儿的照片。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半身不遂的老父亲和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自己算是反革命家属，父亲是资本家，熬过那十年容易吗，楞等了我整整十年。
我们这些犯人，离婚的有百分之九十还多；几乎可以说，进去没个不离的；也有为离婚的事自杀的，杀人的，神经的，也太多了。她来探监，同屋的人全羡慕我，先头我都不敢跟人说她是我老婆，只说是妹妹；我也怕过不几天，离婚了，不就栽了吗？她等我时，哪会知道还有一天“四人帮”会倒台，我会平反，等十年不就等个反革命吗？还不是个“反属”，有嘛好处？更别提她受那么多政治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穷困了。她这么年轻漂亮，不等我，完全有其它路可走。所以我认为她是一种坚强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我挺自豪，跟谁我也这么说。
我的经历没嘛，比我苦的还有的是，比我冤的也有的是，我见的多了。那阵子为一句话坐大牢的人多了去了，光我们那儿就大部分的现行反革命罪。我们屋里有个犯人，以前是贫农协会主席，罪名就因为下山到集子上买毛主席石膏像，那会儿不叫买，叫“请宝像”，不是他这样出身好的还没资格“请”。那玩艺儿挺沉，山道又不好定，他就用麻绳拴在石膏像的脖子上，前边儿俩，后边俩，就这么背着赶路。没想到还没出集子就让入给抓住，好嘛，“现行反革命”，立时就抓起来，家也没让回，进大牢了，五年。您说冤不冤？还有一个小伙子，为的是爬到百货大楼顶尖上拍了两张照片，想落个城市面貌的照片，现在看这算嘛事！可那晚儿就不行，怀疑他是搞“特务活动”，也给关进来了。后来，我的一条手绢，还是他带出去捎给我老婆的，这才保存下来。妻子：可不，那条手绢是他出事那天，人家打他时候包头用的，用角铁的尖打，人头啊，不是别处，手绢上全是血。您看，我带来了，多狠，�